爸这辈子

大年初四晚上，在和哥哥、嫂子、侄子们热闹的海喧之后，夜终归于静。我在爸常住的屋里睡，平时这个炕只有三个人，准确地说，只有父亲一个人，另外两个是两只猫。猫是大哥和二哥家的，白天孩子们把它当玩物，晚上都没人要，猫只有上爸这儿睡了。因为春节期间我的到来，这个不大的炕显得拥挤了一些。

灯已熄，夜更深。几天没和我搭话的爸终于开口了:“我给你交代两件事：一件是你自己的事要抓紧办，第二件是我死了以后把我和你母亲不要往一起埋。”

夜幕中，爸停了停又说道：“第一件事重要，第二件事说重要也不重要，我受了她一辈子气，下辈子再也不受了。如果把我埋在山这面，就把她埋在山那面，反正离得越远越好。”

爸的这番话太突然了，猛地惊了我，我再无睡意，心里反而忐忑不安起来。我们姊妹五个，本来成家的最后总结工作应该由最小的孩子来完成，但因为2008年弟弟的结婚，全家无一例外地把焦点集中到我身上了。哎，已经31岁的人了，让老人担心也是情理之中的，拿爸的话来说：“只要你们都活成人，我死了也就瞑目了！”

爸这辈子结了两次婚，我母亲是爸娶的第二个老婆。爸娶的第一个媳妇就在邻村不远，和父亲生活过不到一年，听说这个女人后来嫁给了一个乡干部。爸的婚姻还缘于一桩离奇的故事。爸那时年轻，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先生给父亲一掐指头，断言道：“你一生要结两次婚！”

父亲信以为真，就希里糊涂离了第一个妻子，这后来反而成了我母亲的把柄，母亲老提：“你如果好，人家的黄花闺女咋就离开你了？！”

打我记事起，爸和母亲就一直吵吵闹闹的，二人之间的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小的时候，在自家的大院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一幕，比戏里还惟妙惟肖呢——爸扛着镢头在拼命地追赶着母亲，稍大的姐和哥每人使劲地拉着爸的胳膊和腿，而更小的我和弟弟则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叫骂声、哭喊声响彻着整个院子……

爸是完小文化，是家里的掌柜的，母亲只念过一年级（不过会写自己的名字，母亲说她姓王，“王”字横顺她都会写），听说踢毽子、拾柴禾是母亲小时候的拿手绝活,没人能比得上。但母亲自诩是文化人，常说：“我是孔夫子家门上的，我懂文化。”因为外公在解放前是私塾里的老师，解放后仍然教书，刻的印章出神入化，在十里八乡很有口碑，包括我母校成纪中学的老校长还是我外公的学生呢。舅舅是小学老师，教了30多年的书。因此，母亲常以此自居。

我弄不明白，爸和母亲为什么这辈子就没有消闲的时候，甚至现在孙子都好大了，“战争”仍然有增无减。一次，母亲在院里干家务活，因为琐事嘟囔起父亲来，父亲操起一块木头从背后打到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二嫂吓坏了，赶紧叫来二哥，连忙为母亲包扎。母亲后来给我告状，说：“老荪从后面暗害我，差点把我制了。”这就是60多岁的爸仍有的火气！

有一年的夏天，爸到省城兰州看完病刚回到老家大院，旅途劳顿了一整天，本来嗓子眼干得快要冒烟了，碰巧母亲站在当院，当即就开骂了:“你老荪跑上去花我娃的钱干啥来？”母亲一直认为娃是她自己生的，与父亲无关。一天没有进汤水的爸气得肺都要炸了，连晚饭也没吃，并立下毒誓：“这辈子再也不吃药了。”

爸是倔强之人，他认准的事别人要是不同意，那他就要对着干。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上小学那会，一次要驼一袋子豌豆到集市上去粜（陇东的农村困难的时候常常粜点粮食换点零花钱），我说分成两半袋驴轻松，而他说一袋子好驼。就在我正拿着袋子分装的时候，爸故意快速地倒，结果碗豆打翻了袋子口，散落了一地。爸紧接着就在我的后脑勺上“啪”地一拳头，打得我当时真成了“火眼金星”，头痛了好几周，没留下脑震荡真是谢天谢地了。虽然有好大一股子的火要发，但我仍然一个字也不敢吐。那就是爸，管着全家七口人的爸，年轻的时候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与霸气。

爸对我们五个子女的管教从小就很严。姐姐十八九岁快出嫁的那会，常和村子里一帮女孩子、男孩子疯玩，有什么电影、有什么社火，翻山越岭、不分昼夜就跑去了。一次，姐姐外出时间太长，回来就扎扎实实吃了一顿“冷豆腐”：爸把姐圈在屋里，把绳子挽成疙瘩，打得皮开肉绽，几天都不能下地走路。也许，爸是想让女孩子就要有个女孩子的样，怕姐学坏。细想，我们五个子女都没有走歪门邪道，真还要归功于他老人家的严。我们附近子女多的，家散了的也有，判了刑的也有，拿刀子架到老母亲脖子上的也有，活生生气死老人的也有。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家还发生过一件古怪的事。说古怪也不古怪，就是家里少了5块钱。可那时这些钱够家里好几个月的油盐钱呢，爸翻箱倒柜、挖破地皮地找了一遍，也没找着。后来，爸不得不给我们来了最严酷的拷问，从大到小挨个问：“是你拿的？”——“不是”, “是你拿的？”——“不是”,问到最后一个，仍然回答“不是”。爸觉得真还见了鬼了。他必须得打开一个突破口，爸就断定是二哥拿的，二哥不承认，爸就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立即揍了二哥一顿。爸揍二哥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二哥是有过“前科”的：二哥曾经在鸡窝里摸了一个鸡蛋，偷偷拿出去在小卖铺换了一个乒乓球玩。尔后，过了多日，在我家的一个老鼠洞口，我们发现了那5元钱的尸首，残留的部分我们分明看见“5”的字样。

爸的一言一行始终影响着我们几个孩子。听邻居们讲，在60年代，爸一次在路上捡到20块钱，在那个年代，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啊，爸环顾四周，没个人影，心想丢钱的人肯定也着急着呢。于是，爸拿起钱就一直往前追，大夏天的，顶着烈日，一直走了近20里路才赶上了失主。后来母亲说：“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干！”

至于我们几个孩子的念书，爸在不同时期给我们放出的却是同样的一句话：“书是给自己念的，念不成就捣老牛后沟子去！”这是句土语，意即念不成书只能种地务农。爸虽然很短的一句话，但不无精辟地阐释了农家孩子的出路——要改变人生的道路，唯有念书这一条道。而我知道，生活在大西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则是一个农民永远的作息表；背朝天日，面朝黄土，则是一个农民永远面对的画卷。

在爸“紧箍咒”的威胁下，我和弟弟些许从年少就明白了读书的道理，我和弟弟两人都考上了大学，一方面让爸付出了更多的辛劳，另一方面也让爸的一生似乎很有光彩。就在今年春节，我拿回去了三条好烟，过年招待人消耗得也快，眼看就要用完了，爸最后忍不住撂出话来：“留下点，平时别人向我要好烟抽，我还面子上挂不住！”

真的要感谢爸，是他的严肃、严厉和严格，才让我的命运在偏僻落后的山村里有了悄然的变化。

当农民是爸一辈子最主要的职业，爸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工人。当工人是爸一辈子的荣耀，提起来他总能神采飞扬地说上一通。他那时是推荐去的，在甘肃玉门砖瓦厂工作，是上世纪50年代末，爸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说，自己那时是三级工，工资比一个厅级干部的还高呢。当时，毛主席提出工资要向生产一线倾斜，爸就是这时占了光的。爸大约干了两年左右的工人，后来家庭的一个变故就彻底改变了爸的一生，亦或说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1960年夏季，二爹被人绑死，就在二爹去世的第三天，因饥荒和伤悲过度的爷爷也溘然去世，在县城当中学老师的大叔给爸发来急电，称自己没时间去，让爸回去料理后事。

这一去，爸就再也没走出过农村，就再也没离开过生生不息的土地，驴马成了他的忠实伙伴，扁担成了他的亲密搭档，庄稼成了他一生的至爱，儿女成了他今生的守望……一句话，他的青春和汗水全洒在黄土地上了。

料理完后事的爸，开始承担起了自己和大叔一家五口人的担子，换句话说，爸年轻的时候是在养活大叔的老婆和孩子。1964年，爸娶了我母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家。爸说旧院里的每一座房子都是他把木材积攒好以后修的，生产队分上一根椽，他就攒下来，自家树上砍上一根椽，他也攒下来。就这样，一根一根地攒，攒够一座，就修一座。修房用的土坯，也是爸利用在农业社的业余时间一块一块打的。到80年代末，我家的那个旧院共有五间房子，都是爸亲手修起来的，是爸用双手为我们搭建起的遮风挡雨的家呀！

就在那个院子里，装着我们几个孩子全部的喜怒哀乐；就在那个院子里，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就在那个院子里，我十年寒窗完成了求学的梦想……

后来到90年代末，大哥和二哥分家后，要修新院，就推倒了原来所有的旧房子，尔后在旧址上雨后春笋般建起了一排排砖房，昔日的土院子也变成油光灿灿的水泥地了。想想，爸这辈子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业，一夜之间就不见了，那段时期爸的思想肯定是复杂的，是难以言表的。

爸在生产队里前后干过20年左右，主要靠劳动挣工分，耕地，担麦子，扛麻袋，修路，重活脏活他都干。他说那时靠吃国家统销粮，我们五个孩子每月每人分8斤粮，大人是10斤粮，我一算全家每月才60斤。我简直无法想像，在那个岁月，这么点粮是怎样够全家分60顿吃的？恐怕父母好多顿都在饿着肚子。

爸一生都很节俭，小时候，一个馍馍渣子掉到地上，他都叫我们捡起来，他说不能浪费五谷粮食。穿旧了的袜子爸缝了又补，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一传统呢。儿女们给他买的新衣服，他舍不得穿，老家有一只大红箱子，他从箱子底下整齐地码起来，而把旧衣服则三沓两摞地穿在自己的身上，致使长的长，短的短，活像戏里的小生。今年春节期间，我给爸拿回去了崭新的保暖内衣，劝了好几次，他都无动于衷。直到腊月三十晚上，我们四个兄弟齐上阵，硬逼着爸才忍痛割爱，把穿了多年的旧的脱下，当着孩子们的面，他一边穿，一边还喃喃自语：“啊我有衣服穿。”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爸还干过一个大工程，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叫威戎桥工程，那是县上搞的重点项目，也是县城打通南部各乡镇的交通命脉。爸和他的同伴常常泡在水里搭人梯，没有雨鞋，数九寒天只好光着腿过河，他的大腿被冰凉的河水冻坏了，留下了一绺一绺的大疙瘩，几个孙子打趣地说：“我爷爷的腿里怀着猪娃呢！”

爸常说，人没良心。这里的人不指别人，而是他的亲哥哥，亦即我的大叔。大叔今年86岁，1923年生的，大叔在旧社会和新社会都给国家干，拿工资加起来前后不下60年。爸说，大叔给他这个弟弟没给过一分钱，他也没穿过他的一件新衣服。爸总共弟兄三个，爸1942年生的，三岁就没了母亲，按理说弟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可爸和大叔就是跟仇人一样。他说给别人帮忙，别人还记情，而他（指大叔）没有一点情。我记得大约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爸和大叔没说过一句话。近几年，我们兄弟几个老想买点东西正儿八经地看望一下大叔，每次有想法的时候，总是被爸拦腰截断。大叔因为白内瘴现在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连倒个喝茶水也很吃力，天天念叨着上省城动手术。实际上，十几年前，大叔是能动白内瘴手术的，那时他的几个儿女不同意做，也没人愿意在手术单上签字。不知是他的儿女们真担心老人的安危，还是担心手术万一发生风险，他的退休金就要提前打了水漂？2007年，大叔的三儿子因患肝癌去世，三儿媳和不谙世事的孙子不孝顺老人，老人虽然一月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但生活得甚为凄苦，有上顿没下顿的。

爸的老年则不是这样，活得要坦然和舒心一些，儿女们有啥好事都惦记着他。每逢节日，姐姐都要赶去陪他唠嗑。儿女们凡在外面办事，回去时总要买些茶叶或是奶粉。去年弟弟结婚时还邀他去了山东，从济南辗转逛了一趟北京城，爸兴致勃勃地爬上了长城，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故宫。这令爸十分难忘，爸觉得他这辈子没白活。不过近一两年，爸提起大叔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常说：“他现在受罪着呢。”

爸还津津乐道地给我讲了一件小故事，说：“菊菊和小丽特懂事，每到周末，总过来问爷爷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我的衣服这几年是孩子们洗的。”言谈之间洋溢着情不自禁的喜悦。尤其是每逢晚饭后，几个孙子绕着他的膝盖一起看电视，什么《还珠格格》、《西游记》，我爸一年差不多和孩子们一起能看上十遍，还见缝插针地给孩子们讲点乾隆爷下江南的故事，逗得孩子们大笑，他也跟着笑，整个屋子俨然成了一片乐园。

爸身体一直不好，村里一位76岁的老人对我说：“人家日鬼得能，从60年代就在鬼门关上给阎王爷报过到。”爸20岁出头胃大出血，差点送了命，人瘦得像干柴棍，后来听说是吃了三头羊，才把胃养好的。然而近十年，爸的胃病又复发了，常常彻夜难眠，还患上了严重的低血压，胆囊炎。身体上的病痛一直在缠绕着他，但爸一边配合治疗，一边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我甚至不敢想像，几十年来爸是如何与疾病作斗争的？这就是爸的坚持和忍！

爸老早就秃顶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秃的？爸说是文革动乱的十年里，头发从掉到没，算一算，恰巧是爸的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那时运动多，也正是爸含辛茹苦抓养我们几个儿女的时候。五个儿女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和母亲张罗，想想，能不秃顶吗？

爸，童年，在抗日的硝烟和烽火中度过；少年，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困难里度过；青年，在革命运动多如牛毛的岁月中度过；壮年，在拉扯儿女的艰难中度过；老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里度过。

这就是爸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