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中文系那个背诵《致橡树》的孩子,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狂热:“舒婷,你是何等女人?写下了让男生癫狂让女生陶醉的诗篇!”今夏——6月25日晚,这个孩子见到了舒婷,这个孩子就是我。
其实,这种见面不是崇拜者的放肆追逐,也不是主办方的有意通知,只是当日在读晨报时看到了消息,心里咯噔一想:“那就去看一看舒婷吧。”也不知道具体时间和地点,反正就在西北师大。那就去书城买个人家的诗集吧,也算是对人家的尊重。
等到下班,心急火燎地打出租车去了,18点40分到了书立方,总台上问两个服务员见没啥顾客,低头说着诡秘的话。我问:“舒婷的诗集在哪个书架上放?” 两个女生头也不抬,撂出一句:“早都卖完了!”我很纳闷:“舒婷怎么能卖完呢!”偌大的书城就没她的诗?就又返到二楼,看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谢冕主编的《百年新诗》,果然在“情爱卷”的下册里翻到了她的三首。回到吧台,服务员说这书不单买,只好买了上下册,付62元,走人。
其实,书立方步行到西北师大也就三站路,为赶时间坐了72路车。五分钟到了师大后门,穿过菁菁的校园,问了几个同学:“舒婷今晚在哪里讲座?”他们说不知道。只好凭运气了,总不能空着肚子听课吧。田家炳教育书院的东侧有一家小亭子,那里肯定有买吃的。小亭子里坐着个小姑娘,凑上前,油黑一般的烤香肠的炉子上放着一摞葱花饼,就是它了,2元拿上2个。又试探着问了卖货的小姑娘,她说:“好像人都在往体育馆走呢。”
反正校园里的人又不认识我,就一边走着一边吃着葱花饼。体育馆就在田家炳书院的正前方,一楼的正门是贵宾通道,不好意思硬闯,二楼是学生通道,人都堆满了门口,同学贴着别的同学的肩膀,我看到了体院馆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捉摸:“舒婷名气真大!”就又反身来到一楼的侧门,那儿好像是薄弱环节呢。一个男生两个女生在把门:“这儿不让进!”一只手挡在了我的面前。我说:“我是老师,要不看看我的证件。”那三个同学立马陪起了笑:“没看出来,老师,我错了。”其实,我也不是师大的老师,只不过为了能见到舒婷,我只能这么忽悠他们, 不过这三个学生倒挺萌!我顺利地来到了一楼讲座大厅,嘉宾席上的位置都贴了纸条,纸条上都有别人的名字,其他的椅子也坐满了人,只有一张工作人员用的桌子,顺着墙根靠着,我想这就是我的位子了:“靠着听!”这样一来,“舒婷,我总算对得起你!”
19时30分,舒婷,穿一袭红色的开衫,开衫里还配黑色的衣服,但是她的登台比我想像的更惊讶:“她怎么是这样的了?”我知道,我和师生们一起企盼看到的是曾经的舒婷,是作为美丽姑娘的舒婷,然而今夜只是传说,是传说之后的主人公。
舒婷向同学们打了招呼,掌声、呼喊声顿时高涨了起来,这至少说明舒婷的魅力还在。她深情地回忆了两首诗歌的创作历程。30多年前在鼓浪屿的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位诗人和他聊天说,他遇到了许多女孩子,埋怨说:“漂亮的女孩子不温柔,温柔的女孩子不漂亮。”她心中纳闷:“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女孩子呢?”当晚回去,她就创作了《致橡树》,那个夜晚她还发起高烧来,彻夜未眠。这位诗人第二天就去了北京,把诗带给了艾青,艾青抄下来了。不久,北岛陪他玩的时候,读到了这首诗,北岛就在当时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刊号上登了,《今天》后来被张贴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被《诗刊》的编辑看到了,把这首诗登在了1979年4月的《诗刊》上了。
舒婷还讲了另一首诗歌的创作,她说,1979年,她在灯泡厂工作,当焊锡工,烫得自己的手起了好多泡泡,当时刚粉碎了四人帮,对新的时代充满了期待,工作期间写下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把这首诗投到广东的一家杂志社,信退了回来,信中说:“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她就把诗又寄给了北京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老师回了信,说版面有限,就发表两首,建议其他的就寄给别的报刊吧,不要耽误了。于是,1979年7月号《诗刊》就刊登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她说,就是这两个翅膀把自己送上了诗坛。
斯人已去,诗魂可否在兰州城的上空飘浮着?
(该文作于2014年,刊于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