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的袜垫

嫂子进我家门那会还是在文革暴发的前一年修建的土院子里，窗户上贴上了大红的镶着喜鹊的剪纸，新房全部糊上了一张一张的大白纸，真是亮堂。嫂子是用毛驴娶回来的，毛驴走了多少的路，我不知道。毛驴头上还扎了漂亮的红头绳，另一头毛驴则驼着陪嫁的大木箱子。嫂子娶进门到了黄昏，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好奇地去看时，她在炕上端庄地坐着，腿上盖着新被子，我肩膀斜靠着门框，一只脚踮在门槛上，另一只则伸在门外面。嫂子红润的脸蛋儿，羞羞地看着我，我也不敢怎么抬头多看，噗哧一笑，捂着嘴，就跑开了。

那年嫂子21岁，我13岁，正赶上我续牙，上面一排门牙像狗吞的一样掉了三颗，张得像个被水冲了的大豁口，贼吓人。家里人担心我这个年纪再也长不上来了。晚上无一例外地闹洞房，村里的小伙子们可疯狂着呢，我倒期盼着嫂子能躲过这一劫，人一拨接着一拨地涌来，热闹的很，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院送走了一拨影迷，又迎来了另一拨热情的影迷。他们吆喝着抓猫似地一把抓住了我，七手八脚地把我掬到嫂子跟前，硬让嫂子的手指头抹了一下我的牙，还说：“续牙的孩子，只有新娘子一抹，牙齿才能长上来。”那时的我，既害臊，又甜蜜，只是盼望着牙齿能早早地长出来。现在，我真还是一颗牙齿也不缺呢。

嫂子是娃娃亲，大哥四岁那年，有一天傍晚我家推门来了个过路人叫狗娃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对我母亲说：“只要能给碗饭吃，就给你家孩子说个媳妇。”于是，大哥从上小学起，一到周末，从学校里放学，直接背上书包就去转丈人家了，礼品则是母亲事先蒸好的白面大馒头。

嫂子刚进门像个疯丫头，干活的事好像与她无关，喜欢赶集，爱看戏，邻居家我有个堂属侄女，是待嫁的年龄，她们俩老寻思着到哪里好好地逛去，可笨拙得都不会骑自行车。我和侄女的弟弟也同龄，又是要好的玩伴，恰好那时刚学会骑车子，而且是星夜兼程地学，新鲜得很，心热得很，成天捉摸着走个远门过把瘾。嫂子和侄女就真的使唤起我们，于是，推上嫂子陪嫁过来的自行车，不管多远的路，只要她们说去哪里，我们俩就骑到哪里。山路上，咣啷啷走了。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我赶做了一套新被子，一床新褥子，被面是极鲜艳的红丝绸，和嫂子刚进门时的新嫁妆简直一模一样，缀着大红色的双“喜”字，以及一朵一朵的牡丹花。褥子上有一片一片的树叶子，绿得十分可爱，以及黄红兰相间的条纹。嫂子则送了我一样东西，是一双崭新的袜垫，听说是连夜赶出来的。那是我得到的第一双新袜垫。

后来，每次回家，不管多忙，嫂子都要专门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尽管嫂子和大哥拉扯着四个孩子。什么荞粉、甜醅子、浆水面、疙瘩拌汤，都要给我一一做到，因为嫂子知道，这是我从小最爱吃的。每次绝对让我吃个精饱，以至回到城里，胃里还撑得鼓鼓的。

前几年谈对象时，父母不便问的话就托嫂子来问：“平，现在说哈对象着没？差不多就行了，你也不小的人了。”嫂子敢问，我是不能顶撞嫂子的，而父母则未必如此，如果遇上我不情愿了，还会瞪上一眼，便再无下文了。

有一年的“五一”，父亲的胆囊炎老毛病又犯了，我放弃单位组织的旅游，就回老家送了一趟药。嫂子正在忙着摘苹果花，这个季节是苹果收成最关键的季节，怕风吹，怕雨打，怕霜冻。临走的那天早晨，父母和嫂子一起出来送我，走到家门口的一棵楸树旁（童年时常常抱着楸树玩，如今这棵树已经是参天大树了，而我显得愈加矮小了），嫂子又递给我一双袜垫：袜面上栖息着两只鸳鸯，仰头相向，被一朵朵荷花簇拥着，袜垫的四周用紫色的线缝上了一圈，甚为温暖。捏在手里，我把它小心地放在了提包里，心里涌涌上瑟瑟的味道。从家门走出，又踏上了那熟悉的远行的路。

一年中不管我回多少次家，每次嫂子都会送给我一双袜垫。整整十四年了，那该是多少双袜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