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爱的教授们

那些溢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每每忆起让人难以忘记，就像地下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喷涌上来。当然，让人无法忘记的，还有那些可亲可爱的教授们。

那是二十年前，我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专科的时候，对文学充满了好奇，以为文学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文学。同班同学是不是这样，现在无法一一求证了。然而，青春的血液就在教室里流淌着，也许现在凝干了，就落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里了吧。

赵建新副教授是个满脸堆着笑的和蔼的老头儿，临洮人，那会五十岁刚出头，人已经秃顶了，说话不紧不慢，从来不对我们大伙儿发脾气，对我们上课的学生们来讲，那真是天大的福分了。他教的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安排在早上的第一节，一进教室的门他不急着讲课，先清点人数，结果到堂的全是女生，缺的全是男生们（难道男生天生就是懒虫！）赵老师就派一两个女生到男生宿舍楼下吼“×××，上课了！”敲了一个宿舍的门，继而跑到另一个宿舍门前接着吼：“×××，上课了！”那声音超像居民楼下一大早买豆腐脑的，总能惊醒三五个正在熟睡的男生，赶紧起床，一步跨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冲上一把脸，一阵飞奔就到了教室，结果有的忘了带书，有的连衣服扣子也系得七上八下，有的脸上还藏着一撮白涔涔的眼角屎。看到多来了几个，赵老师喜出望外，乐呵呵地说：“男娃娃早上就爱睡个懒觉。”才很有兴致地讲起来。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倒想出一个好办法，一个宿舍的，今天你去，明天他去，轮流值班似的。总之，这样一来能在老师面前混个眼熟，还是不成问题的。《诗经》是学生们最爱听的，因为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孔雀东南飞》更有如泣如诉的故事：“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嘿，孩子们听愣了！

武文是讲《企业文化学》的副教授，秦安人，对民俗学颇有研究。他上课偶尔迟到，不过你别唠叨，武老师还是蛮受同学们欢迎的。印象中，他留着一副“大背头”，和费翔的一副发型能够媲美，还爱往上抹几把，保持不变的风度。武老师讲课甚为迅速，总是围着提纲讲，明白晓畅，不拖拉，不揉长。讲到高兴处，就从讲台下来走到同学们中间“指点江山”，我们可是近距离目睹了他的风采。他烟瘾可不小，一节课没下，就说：“现在，同学们把我刚才讲的看一下。”自己则点上一支烟，在教室的走道里来回踱着步，冒着袅绕的烟雾，一边抽，一边讲。到了第二节课，依然讲到半中央，紧急暂停几分钟，还要过一把烟瘾。有时忘了带打火机，只好向班上的男生借，谁个恰巧带了，便麻利地奉献出来。嘿，又是一阵腾云吐雾。

赵学勇教授是陕西人，给我们上《现代文学作品选》，后来听说当了博士生导师（想来我们真的是幸运啊）。他分析一篇作品，先不讲中心思想，而是从人物的形象、人物的性格说起，他的分析是那么得鞭辟入里，是那么得生动深刻，是那么得惟妙惟肖，是那么得神情专注。他戴一副眼镜，时常半仰着头，很斯文，也很严肃，不管男生女生，在班上都不敢调皮捣蛋。赵老师的考试更是别具一格，不出什么填空、选择、判断，而是整套试卷一道论述题，把好多学生考懵了。别看只有一题，里面考察的方面可不少，什么分析能力，思维能力，逻辑能力，表达能力，等等。以致若干年过去了，我至今学习文章的方法自以为还有效，我不得不怀疑我是受了赵老师的益。

张文轩教授是系主任，永登人，训诂学家，语言学家，讲授《古代汉语》，对古诗词的解释一丝不苟，对文章意思的阐发通俗易懂，还适当地穿插讲些相关的历史知识，使本来枯燥的课变成了活泼的课。他那时要求我们背诵经典的古文，《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冯谖客孟尝君》，等等。第二天，总要叫几个同学在课堂上背诵，所以，每当上张老师的课，大家如临大敌，上课铃一响，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听着喊哪个人的名字。背诵一结束，大家才把悬了半天的心像水库提起来的闸放下来一样。记得两学期下来，我总共熟背了二十几篇古文，现在想起来，很是怀念那些在校园里朗诵的时光，那时候人人都是朗读者。张老师上课是十分严谨的，哪个学生课堂上要是有额外的举动，那他（她）离倒霉不远了。一次，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把头挨在一起嘀咕，张老师直接把一根粉笔扔了过去，我们听到“哐”的一声，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李忠教授是通渭人，头光得像半个月牙儿，虽不在中文系，却在给我们班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体型微胖，声音洪亮，嗓门也大，脑门上的头发稀稀疏疏，活像西游记中的“沙僧”，反正把那些难懂的哲学原理能给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我们甚是佩服。我对李老师始终是怀着歉疚的，这源于一次偶然的“遭遇”。一次下午上课，我坐在第一排，放在桌兜里的电子表响了，李老师遂温和地说：“把BP机关了”（他以为是BP机，那会BP机是比较先进的通讯工具，既能看到对方留言的电话，又能当钟表使用）。响了不到10秒钟，就停了，我以为万事大吉了。孰料过了五分钟，“嘀嘀嘀”地又响起来，李老师说开了：“让你把BP机关了，你这个同学没听见吗？”我顿时紧张了起来，上面有好几个按钮，摁遍了也不起作用。幸好，响声停止了。又过了5分钟，还是响了起来，催命鬼似的，李老师这回发怒了：“你把BP机扔出去！”这时我更加不知所措了，更加得惶恐不安。再过了五分钟，表又响了，我感觉到此刻的响声就像雷声，像洪钟，大得吓人，李老师终于忍无可忍了：“滚出去！”就这样，我起身走出了教室。那一刻，只觉无边的火漫上了我的脸颊，不知后面有多少双眼睛像箭一样瞄向了我。那时的心情真是复杂，唉：“自己捅了大篓子了。”我就一直站在兰大一分部衡山堂的门前等，下课后，老师提着包出来了，我迎上前低着头说：“李老师，我错了，对不起！那表是我向同学借的，中午踢的足球赛，我裁的时间，真不知道人家事先上了闹钟。”原本忐忑不安的我，说出了这番话，心里更毛了。谁知李老师笑呵呵却说：“哦，没事，你去吧。”那学期下来，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哲学课成绩是93分。

时光把我们的年龄拉长了，时光把我们的记忆也拉直了，那些可亲可爱的教授们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那些骨感丰盈的课堂连同我们的生命一同律动、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