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岗纪事

张家岗纪事

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位画像师，把儿时美丽的村庄画下来，让它不至于随着我这代人的消逝而永久消失。因为自我们这辈人之后，再无村庄，它被一个叫城中村的、面目含糊的新名字取代，这个名字是所有靠近城市的村庄的统称。至今我都没能找到这样的画像师，只好用言不及其一的拙劣文字记之，以纪念那再也回不去的乡村，以怀念那给了我无数快乐和性格禀赋的出生地。

——题记

城 壕

张家岗是一个村。

和关中平原任何一个普通的自然村一样，曾经穷困而不起眼，甚至出了我的家乡小镇，无人知晓。就是这样一个村子，却有着凤鸣高岗的传说。一度时期，也曾叫凤岗村。据说，民国时期，于右任老先生为一所大学选址的时候，偶一抬头看到了一只硕大的凤凰停在一个高高的山岗上，啾啾鸣叫，于是于先生便大喜过望，把大学的选址选在了凤凰鸣叫的坡头上，而关于大学的命名，也差点因此就叫了凤岗大学，只是后来有人举证异议才作罢。而至今，这所大学的通讯社依旧叫凤岗通讯社。

和小孩有个乳名还有个官名一样，凤岗村这个官名叫着叫着就没了响动，乳名却保留了下来。张家岗村就这样叫开来。搞不好，还往往被外地人一脸讶异的直呼为“张家港”村，这自然得费一番口舌再讲说半天。外地人走后，村人便一脸不屑地嘟囔一句，“没文化”。

张家岗村紧挨着著名的西北农业大学，后来虽然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但是村人还是按照解放后的西北农业大学来称呼。甚至于在村人言及重要事件时，也言必称“西农东墙推倒那一年”“西农给咱村拉自来水管那年”，甚至谁家生了娃，在娃的出生年份有争议的时候，也会用上和西农有关的某一件事。这时候的西农，成了村人记事的年历，而不再是一所大学。外地人猛地来到村里，对这种奇怪的记事方式往往费解。

西农的东墙外面，是一条城壕。城壕不长，作为村人每天外出的必经之路，这条城壕以长而蜿蜒的形象保留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想来，也不过是近百米，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已经是很漫长的上学之路了。城壕不长，但是却很宽，像一条大河一般又深又宽。所以，壕在我儿时乃至成年的记忆里，都是深而阔的代名词。时下流行的网络词“壕”，形容一个人是土豪，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的钱路又深又宽，跟张家岗村的城壕一样。

城壕是村里老几辈人沿用的叫法。曾经一次读蒙古历史，偶然发现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原初期，由于蒙古军团善骑射而不善陆战，因此当这些草原猛将在征战中原时，睿智的大汗便下令让抓来的工兵（之前的手工艺人）造出了火炮、攻城车、云梯以及城壕，最终得以开疆扩土成就一代帝王。

城壕在两兵交战的时候起着易守难攻的作用。村里城壕的作用是不是和八百多年前的蒙古征战有关不得而知，但是城壕对其边上一户刘姓人家的保护作用却显而易见：刘家是整个村子最西边的一户，临着城壕，城壕再往西就是西农东墙，墙下有一条小路仅容两人并排通过。刘家低矮的土墙外天生一排卫兵似的枸树，让刘姓人成为全村最安全的一户，人老几辈子，谁家还不丢个斧头镰刀的，可刘家却从无失窃。城壕和枸树成为刘家天然的安全屏障，刘姓人家的孩子们出来进去都看着比别家孩子威风。

枸树是个神奇的树种。不知哪年哪月就会猛地冒出来一丛，吃风喝雨般，不需要任何照料就能长得枝繁叶茂。一到每年五月，别的果树还在拼命长叶子，枸树手掌大而浓密的叶片间便弹出一个个血红的枸桃来，果肉跟剥掉胞衣的柚子相似，那一根根直立分明的淡橙色果肉鲜亮而水润的立在浅绿色的果核上，毛绒绒，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单根分明的橙色果肉，聚成一个果球了，就显得颜色浓郁，绿叶一衬，愈发水汪汪，醒目而惊艳。这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而这看似鲜艳美味的果子却不能多吃，贪吃几个就会让人嘴角溃烂，大人们缺钱买不起药，自然不愿孩子们多吃枸桃。可管不住嘴的孩子，嘴角的溃烂成了偷嘴的明证，自然少不了挨一顿暴揍，可第二年，照吃不误，照打不误。

为了吃枸桃，经常掉入城壕的孩子也不少。城壕是村子里天然的排水沟，家家户户的主妇们集中在城壕北头村里唯一的水龙头下洗菜淘米洗衣，顺带骂骂自家男人，说说夜里的事，这洗菜淘米洗衣的水便连同那些秘密话一起流入到城壕里，成为风也搅不动的一池子臭水。加上天雨，这城壕里便常年淤着说不清颜色的水。冬天，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壳，夏天浮着一层碧绿的浮萍，冬天里不闻其臭，夏天里蛙鸣阵阵，竟兀自造了一个味道不慎美好的天然池塘。但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到了1985年村人汲干了这些臭水清理城壕底部的淤泥时，一只脸盆大的巨龟趴在淤泥里，背上的壳背了千年一般，沉重而纹路清晰，小孩手臂般粗的尾巴一动不动。村人视为吉兆，便嘱各家各户不得捉走。第二天，村人男女老幼齐上阵，挑来干净的水重新倾入城壕，直至覆过老龟的背，至此无人再动城壕。

就是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城壕，却并不影响村里三百多户人的繁衍生息，人们在城壕边洗濯，孩子们沿着城壕边的小路上下学，大人们在农闲时节走过城壕上站。说起上站，也是小镇周边村子及镇上人的专有用语。七八十年代的小镇，最繁华的地段当属杨陵镇火车站一带，火车站所在街道就是全镇唯一的繁华地段，就像王府井之于北京。因此，村人在和其他村人路上相遇时，往往会自豪的说一句，“逛站走”。而这时候，逛站这个词一出口，就成为村人对那些离站远的村民最直接也是最隐晦的炫耀。由于这个天生的独特优势，一度时期，格外让那些远离了车站的村民羡慕，谁家要把女子说给我们村的俊小伙儿，媒人嘴里必定会加上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说辞，“离站近”，这婚事便有了五成把握。

离站近，意味着离先进的生活近，这个秘而不宣的隐语带着天生的优越感。

上站就得经过城壕，城壕是出村的唯一通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太爷还健在。老头子凭借着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儿子不菲的资助，活出了九十五岁的高龄，比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考试成绩还看着闪闪发光。这个岁数也成了村人羡慕的传奇。我这位手中有钱的太爷，脑子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却不比城壕浅多少。

我家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我的大弟比我小三岁。我的出生因为是个女孩，用我妈念叨了一辈子的话来说，就是“嫌是个赔钱货，连满月都没待”。这句没有主语、满含着怨气的话，道出了全家对我出生的失望。我的大弟则不一样，一出生因为“带把儿”，格外受家人喜爱，尤其受我太爷喜爱。等到大弟会走路，站上隔三差五的去不说，附近村子逢集赶会，那更是一场不落的去。由抱着背着去，到后来，只要太爷那身黑色连襟右衽的外出常用服一上身，不等最后一个钮袢扣好，我大弟就会准确无误地从门背后取出太爷的拐棍奉上，左手拄拐，右手牵人，这操作了数百遍的熟练动作背后预示着一场饱满的吃喝大事。而我只有远远地站在灶镬门口羡慕的张望。从第一次不知天高地厚的撵在后面被喝退之后，我就知道，太爷领我上站几无可能。及至弟弟五岁以后，只要太爷黑色的褂子上身，我就知道我也要给嘴过年了。

太爷牵着大弟的手，机灵的弟弟频频回头，勾着小手指示意我跟上。太爷那时已经快九十岁，耳力及眼力不太灵便，弟弟和我的小秘密自然不会被他发现。到了站上，弟弟一会儿要吃花生，一会儿要吃甑糕，一会儿又馋一把拐枣，胃口自然比他这个年龄要大很多。弟弟啃着甑糕，象征性的啃几口然后趁人多迅速递到我手上，我便独自享用那几乎没动的、软甜筋道的甑糕。一把花生，一束拐枣，一截甘蔗，跟着弟弟我也能混个肚儿圆。

久而久之，这种背后的把戏成了全家人公开的秘密。缺吃少穿的年代，没有人会忍心戳穿一个孩子的把戏。

直到有一天，太爷发现了这个秘密。

五岁的弟弟突然饭量大增，花费也自然增长，这个变化估计让太爷也是费解了一阵子。直到有一次，我照惯例尾随太爷和大弟上站的时候，刚走到城壕边，太爷猛地一回头一跺拐棍，呵斥一声，“你跟着干啥，回去！”我瓷在那里，眼里含着泪，顿了顿，一步一回头的往回走。太爷侧着头不知在给大弟说什么，等太爷不说了，大弟用手指示意我在城壕边等他。我在泪眼朦胧中感受到这意外的鼓舞，心里的沮丧一扫而光。看着一高一低两个身影远去，我回到城壕边，坐在西农东墙下，眼巴巴地看着城壕通往车站的土路尽头。时有从站上回来的村人，见我坐在墙根下，便问，“你太爷引着你弟逛站去了，你咋没撵去？”被太爷喝退的羞耻，加上村人的不知情，让我更加难堪。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等弟弟摇醒我的时候，太爷牵着弟弟的手站在我面前，弟弟的手里是手帕包着的一块甑糕。

太爷去世的时候，大弟已上小学六年级。从学校放学回来，得知太爷殁了，大弟一头扑在已被安放在门板上的太爷身上，放声大哭，连我妈给戴的红孝帽都蹭掉了。村人说，这娃孝顺，他太爷没白疼。还有人说，娃是哭他的吃货没了。

我自然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有。太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可当年在城壕边被训斥的情景我至今也没忘，但我永远记得弟弟背转身递给我的一块甑糕、一束拐枣、一把花生。

2005年，村里重新规划房屋道路布局，城壕被填上了土，修成了宽阔的水泥路，那个当年我坐过的地方也成了平展展的水泥路面。修路的时候我特意回老家，去看了看那个见识了我从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成长为大姑娘的城壕。

城壕边，挖掘机轰鸣着来回奔跑，人们忙着用架子车拉土填埋城壕。那个曾经委屈哭泣的小孩连同那苦涩的岁月也一同被填埋在了黄土里。

十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再次回到村里，把儿时记忆中的村庄细细踱了一遍。城壕原址边上，刘姓人家早已搬走住进了气派的二层洋楼，那个坚固而带着莫名气象的院落透着衰败，孑孓地荒芜着一院子杂草，一只发黑、破损的旧筛子透露出曾经有人住过的痕迹。不只是刘家院子，接纳了我整个童年、少年时期的街道也早已不在，家家户户盖起了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门前统建的绿篱里，柿子树高高大大顶着满树青绿的果子，当年那些低矮、破旧的土路以及盖在一边的土屋恍如隔世。

夜晚，临街的铺面上商家的招牌霓虹闪烁，当年起着防御作用的东墙也悄然开了一扇门，进出的师生在已经成为了繁华街道一部分的村庄里购物、吃喝，村庄上空总是飘散着浓郁的酒菜香。漫步其中，繁华的景象于我更多的是新奇，就像当年我第一次逛站。

三三两两的村人，聚在村口闲聊，他们嘴里不再是今天挣了几个生产队的工分，谁家的地里草没锄荒了庄稼，而是谁家二楼的招待所又有了新住户，楼下出租的饭馆里今天待了几桌。路灯下，依稀可见他们当年年少时的眉眼，只不过没有了当年的气息，透着富足、闲适，甚至有些无所事事，连皱纹里也是。而那些再也不会站在这里说话的人们，早已在张家岗的公坟里安静长眠，面目模糊，就像不曾来过。

我走在自己的出生地，也走在别人的生活里。

他们还是他们，我也还是我，村庄却不是村庄。

西 墙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1049页，有对“墙”字的注释，“砖、石或土等筑成的屏障或外围”。

张家岗是个村，村边就有一面墙。这面南北蜿蜒的青砖墙，把偌大的西农围成一个让村人仰视的另一方世界，是一面名副其实的界墙。但墙不是张家岗村的，是墙的建造者西农的。西农是一所农业高等学府，里面的教授在村人看来就跟这面墙一样，高不可攀。因为在村人眼里，墙里面读书的和教书的，都是祖坟上冒青烟几辈子才出一个，不是家家都有这个福分。

在古代，墙的作用自不必说，防御、隔离，与安全有关；现代的墙由于有了监控设备的辅助，安全上的防御已不再是主要功能。加上城市拆墙透绿，墙的防御作用日渐衰弱，但与墙有关的词语却不少。比如说形容一个人立场不坚定，叫“骑墙”，说一个人摇摆不定，叫“墙头草”，某人总祸害自己人，是“挖墙脚”，女人不守妇道，是为“红杏出墙”，历史上最著名的墙是萧墙，是面惹事的墙。及至于到了德国，倒塌的不仅仅是柏林墙，而是政权的丧失和历史的兴替。仔细翻一翻新华字典，关于墙的词语多少与建筑有关，但引申义却都以贬义为主，这个发现让我有些颇为费解：为城池家财起着保护作用的墙，怎么出现在引申义里，就成了这番光景？可见，很多物事并非是以实际功能的优劣来定好坏。

尽管墙在文字里，有些面目全非，远不及它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光明正大，而对于张家岗的这面墙来说，虽不是村子所修，却和村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横跨半个多世纪，这里面的故事就和长城一样，连绵不绝。

西墙，不言而喻，位于村子西面，矗立在西农和村子城壕之间。清一色的青色方砖，一丝不苟的在水泥的捏合下层层垒砌，从我记事起，这面墙就是这副高大的模样，除了用以泥缝子的水泥白灰有些斑驳外，青砖依旧，颇有古意。

墙里面的人或许没有兴趣出来，外面的人却时常想进去。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行的是近水楼台的方便，加上“公家”的便宜像一大块猪油，谁都想去沾上一把。据说，解放前校园里时常丢东西，校警队动辄荷枪实弹去村里搜查、乃至抓人。解放后，老百姓不怕“官家”了，村人时常因吃水用电的琐碎事到学校讨说法。到了1958年，赶上西农扩容，为了跟村里缓和关系，西农给村里拉了电线，免费供电二十多年。

1980年代，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家家户户都处在虽能饱腹，却手无余钱的状态。我家也一样，三个孩子三张嘴，父母除了种6亩地糊口以外，再无其他经济来源，加上要交提留款、公购粮等任务，谁家的日子都不宽展。也不知道哪家发现了一墙之隔的西农，因了大学生们实行寄宿，每餐剩余的恶水可以用来养猪，而且猪容易催肥，于是张家岗村的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养起了猪。

一条木扁担，两头绑上铁钩搭，挂上两只铁桶，担恶水这一行当便应运而生。而喂猪的恶水要从西农挑回来，不是易事。从村子穿过学校正门，空桶担子担过去，装得满满当当的两桶再担回来，来回最少也得四五里路。加上大门口门卫的阻拦，担恶水这个行当一起步便遭遇了麻烦。

这段高大而南北绵延四五里路的青砖围墙，用它的存在准确注释了词典上的含义。

在经历了和门卫的斗智斗勇之后，不知谁出了个主意：“翻墙”。从西墙翻过去，就能直达西农第一学生食堂。于是，村人中有手巧者就选取村子北头靠近变电所、较为隐蔽的地方，偷偷用凿子在墙上用以做墙柱的部分凿出几个脚蹬，在墙里面垫一个石头墩子，便于翻过去以后好落脚。就这样，借着这一段远看并无异样的砖墙，村人把墙里面那一桶桶剩饭担回来，倒在家家户户的麻石石槽里，猪们就从春天还是小猪仔的模样长起，经春过夏，在腊月里被吆到交猪点，卖出孩子们早饭的鸡蛋、过年的新衣、碗里的下锅菜、下学期的学费。

担恶水看似轻松，其实不然。除了翻墙这个技术活，还讲求相互配合。在村子里，男人们往往在地里忙断了腰，这个差事就落在了妇女身上。妇女们三五成群，踏着西农师生结束三餐的时间点，你拉我一把，我帮你递个桶，担着空桶翻墙进去，满满两桶满载而回。

母亲也是担恶水大军中的一员。1980年代初期，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村里其他娃娃一样，放学以后的主要劳动，除了冬季要及时烧炕，其余时间便是跟着母亲一天三趟的翻进西墙担恶水。我亲眼见过她飞快的担着两个大铁桶，在五六层高的宿舍楼盥洗室里，在食堂背后的大缸旁，躲过巡楼的保安，管理宿舍的宿管阿姨，和村里的其他妇女竞赛着脚力、眼力，在从下而上的爬楼梯中，半个馒头，半碗剩饭，把随身带来的桶一点点装满。而我，则在三楼或者四楼某个固定的位置，看着我家的桶不被保安或宿管阿姨发现并没收。这个时候，来回翻墙建立起的互助式友谊，在母亲和村里的姑嫂婶姨之间，瞬间变成了对手式竞争，即便这样，翻墙回村的时候，一切又恢复如初，丝毫不影响你帮我递下桶，我拉你一把的互助。

母亲生来体壮且眼亮，总是全村妇女担恶水大军中率先装满两桶的那个。母亲担着满满的两只桶，放在西墙下，把扁担拎在手里，踩着那些磨得光滑的脚窝攀爬上去，骑坐在墙头上，用扁担的一头钩起一桶恶水，小心翼翼的倒换着手，把那只桶卸下来，拎过墙头，继续挂上铁钩，再吊下墙外。如此这样，等把两桶恶水倒过西墙以后，再从墙上踩着脚窝快速的爬下来，担着满满的两只桶，问着我的学业，问着我在学校的表现，一脸笑意的和着脚下有力而均匀的步子，朝家里走去。遇到我考了“双百”，第二天的早饭锅里，篦子上必定会多出一枚鸡蛋，背着弟弟们，母亲把鸡蛋塞在我的手里。这一个早晨，就会比其它早晨更为独特，这一天也会是快乐的一天。

而就是这样身手敏捷的母亲，我也曾在跟着她打下手的翻墙岁月里，数次看见她因一不小心踩空而从高高的西墙上跌落下来，或没挂住钩搭把满满一桶滚落在地上。母亲坐在地上，望着拢不起来的汤汤水水嚎啕大哭，不知是哭身上的疼还是哭那些即将挨饿的猪，或者在哭自己辛苦紧张的白忙活。我也跟着她哭，坐在麦地里或玉米地里大声的哭，虽然我并没有摔下来。这时候，村里好心的婶子或者大妈就会把自己桶里的一部分匀出来，默默地倒在我家的空桶里，几家人就都担着多半桶恶水回家了。

于是，在我幼年的时候，我最盼望的不是考“双百”，而是母亲能够顺利的担着两桶恶水回家，那两只油垢斑驳的铁桶，在我眼里，是猪圈里吧嗒吧嗒的进食声，是一天天积攒起来的好日子。

西农还是很快发现了担恶水队伍的日渐庞大。虽然村里的男劳力绝不肯为了家里的几头猪而放下面子去担恶水，可那些穿着廉价卡其布、面色黑红的农家妇女群体的不断壮大及管理员的不断反映，还是让西农下决心来阻止这样的行为。门卫堵、没收桶、甚至保卫处贴告示警告，都没用，干脆在西墙上想办法。

不久，绵延四五里地的西墙上，便竖起了明晃晃的玻璃碎片，那些刀尖似的碎玻璃挺立在一片湿润的水泥上，墙里不时传来人的走动声、咳嗽声。

眼见着圈里的猪仔要挨饿，村里的男劳力出动了。他们组织起来把西墙从村北头变电所到正门之间的地段踅摸了一遍，在城壕附近的地段终于发现了一处玻璃碴子稀疏的地方。半天后，这个当时被叫做动医系实验楼、里面经常传出各种小动物叫声的二层小楼和西墙之间，便成了另一处更为隐蔽的进出之地，除了墙里的旱厕味道不甚美好之外，这也成了村人进出西农更近的去处——这里离村子更近些。

除了担恶水，家家户户的娃娃们也拎着自家的热水壶去灶上提开水，还有人用手里不太宽裕的一元两元去食堂给娃娃们买回一两张糖馅儿芝麻饼、一铝盒米饭；到了冬天的早晨，那些脑袋灵光的人家把自家地里的白萝卜、红萝卜细细地切了，拌上新拔的蒜苗，红辣子酸醋的调好装在搪瓷盆里，一筷子两毛钱的卖给那些吃惯了食堂大锅菜的师生。我考上高中专的那两年学费，几乎就是靠着小我11岁的弟弟，端着冰凉的盆子，和母亲一起，站在冬日寒冷的食堂门口，在人流中一筷子白萝卜、一筷子红萝卜卖出来的……

采取了放置碎玻璃的法子，不但没有起效，反而校园里的妇女儿童多了起来，据说为此还上过学校领导会。一度时期，西农加强了对西墙的巡查力度。一边是尝到了翻墙甜头的村人，一边是加大自我保护力度的学校，矛盾终于爆发。

我当时正上小学，等放了学回来，经过城壕，才发现平日里青色的砖墙突然多出来一个豁口，就像经常闭紧嘴巴的一个人，突然张大了嘴，而且嘴里光秃秃的，没牙般空洞，透着一股突如其来的不适应。那些于匆忙中没有细看的宿舍楼、教学楼以及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像被撕开的画布，画布里面的景致猛地暴露出来，呈现着不可言说的新鲜，甚至在空气中还隐隐透着兴奋。师生们站在豁口交头接耳，村人在倒下的废墟里，捡拾着转头。“把西墙掀倒了”，这个消息顷刻间传遍全村。不久，村子里个别人家低矮的猪圈墙上就新起了一圈青砖，偶有朝外的一面上，赫然凸着“农专 右任”字样。多年以后，我无意中得知，这些凸着清晰字痕的青砖有个好听的名字——小农砖……

这之后的十余年里，西墙也曾因种种原因被村人掀倒过。据说，这以后的几次掀墙，都发生过互殴，双方人员一度为这面墙打到了区政府，最后由区政府出面协调才了事。而掀倒的西墙在数次重新修补的过程中，成为村里娃娃们钻进钻出的通道，那样的兴奋比起今日孩子们的游乐场，还要使人高兴。

那时的西农和张家岗村，在一次次西墙的重砌和推倒中，你退我进，彼此仇恨，却又相互束手无策。

直到1990年代末期，村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西墙再也没有倒下过。若有村人相互打趣，“你看你闲得声唤，咋不掀西墙去？”另一个则白眼一翻，“我嫌颇烦”。便再不做声。

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西农的西墙依旧还在，只是当初墙头的碎玻璃再无踪迹，就在当年动医系实验楼附近，一扇大铁门豁然洞开，师生们在村子里的街市吃饭买水果，村人穿过铁门去西农操场散步。铁门跟前的茶肆酒馆，总是在饭点飘出饭菜的香味。村人由于土地已被集中收购，村子成了城中村，村人也有了新的称呼——居民，枣红色的户口簿上，职业一栏虽然仍旧写着农民，地址也还是张家岗村某排某号，可村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村人。

那个身壮眼亮的母亲，也于四年前离我们而去，不用再担着恶水担子闪着节奏，笑眯眯的问着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她曾经一起翻墙进出的婶子们，也有些和她一样，长眠在北沟的公坟里。在那里，她们占据着不多的墓穴，窄窄的坟茔仅容得下一具棺材，因此上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跨过别人先人的坟头，缩着身子跪在坟前烧纸磕头。就像当年她们成串的骑在西墙上，头脚相接，继续负重前行……

去年夏天的傍晚，我穿过这扇铁门，去西农操场散步。跨过那扇光滑而斑驳的大门时，心里充盈着新鲜，抬脚的一刹那，心里含糊起来。那一刻，我分不清是跨在了这扇铁门里，还是依旧随母亲骑在西墙上张望着校园，看那里是否有人追来。门里盖着一间矮屋，屋里的保安穿着制服，淡黄的灯光下，保安头也不抬的玩着手里的小收音机，那小匣子里传出一声柔美的秦腔女声，“清风徐来增凉爽，为遣情思赏秋霜，花园里边眼界逛，胜似那整日守闺房……”

青砖墙还在，墙里墙外的人却走动起来。

注释：恶水，即髒水、浊水。本文中特指残羹剩饭。

三角地

二百九十六年后，我站在当年的城门口，已经空了心的国槐树，依旧枝叶繁茂，那个被风蚀雨蛀坑洼不平的青石碾子，落满了灰尘，透着无言的沧桑。当我想象着国槐树后当年的城门上“瑞接凤岗”四个字是怎样的遒劲有力时，那里一片虚空，只有入伏后少有的凉风正缓缓刮过头道原，向南赶着和秦岭的风汇合。这个近三百年前就有的村庄，恍惚不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

虽然时常回老家，可这一次是我的心魂回来了，我带着一颗只有“凤岗”人才有的心魂回来了。

三畤原下，秋播玉米已长成零碎的绿，与周围的浓绿相比，这绿还不足以覆盖收获过夏粮的土地，只是给广阔的大地做着些清凉的点缀。向南望去，秦岭泛着黑蓝，起伏连绵地将小城揽在怀里，犹如剪纸般在湛蓝的天空下静立。

我回到养育了自己的旧称“闵峻庄”、现叫张家岗的村子，走过和近三百年前全然不同的街道，与那些相识或面生的村邻，偶尔打个招呼，或者淡然一瞥，便匆匆低头而过。在这些与他们的父辈酷肖的脸上，闪过一丝记忆中的熟悉，也透着青石碾盘般的沧桑。就像村中那些随处可见的檐角、围墙和谁家门前的石墩，熟悉又陌生。

这是一个和成千上万的关中农村并无二致的村庄，坐落在三畤原和渭河中间的平原上，在这个北高南低逐步形成台原地貌的小城，张家岗村犹如落在凤凰背上，而得以在小镇头道原上俯瞰渭河，遥望秦岭。有着这样地形的村子并不多见，这也是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就是民国时期成立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选址在这里的缘由，直到1958年，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师生的通讯地址上还无一例外地写着“陕西省武功县张家岗村西北农学院”。校以村为址，这份光荣一直浸透在村人人老几辈的言语中。

这个在清朝就有的村子，在历经了天灾人祸之后，如今也只剩下了村中央的空心国槐树和早已斑驳的青石碾子，一代又一代的村人，从呱呱坠地到埋进黄土，在国槐树下长大，从青石碾子旁被抬进村北三角地的官坟，度过了他们不长的一生，也走过村庄长长的历史。

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这个村，和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一样，从跑马城、踢毽子的游戏里开始，把少年、青年时期所有的记忆长久的镌刻在这个村，和着村子上空百年来飘过的户户炊烟，门前拴着的牛羊、跑着的鸡狗的吃食鸣叫声，和着夏秋两忙的疲累，深深地镌刻在记忆中，成为一生也挥不去的性格底色。

“野鸡翎”

“跑马城”

“马城开”

“跑过来”

“叫谁跑过来？”

“柱子跑过来!”

跑马城游戏的呐喊声，一直环绕在我的耳旁，透过这声音，我依稀看见，被喊作柱子的小男孩铆足了劲死命的冲向对面拉成一排的小伙伴中间，冲开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随即拉上一个慌乱离群的小伙伴，嘴里兴奋地嗷嗷叫着，带着拉回来的小伙伴骄傲的回到队伍中，和自己这一队的小伙伴继续拉成一排人墙。就这么冲过去、拉回来，在一轮又一轮的三字对呼中，对面的小伙伴人数越来越少，柱子这边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叫跑马城游戏的赢家自然就是柱子他们。柱子是我的大弟，如今已离乡二十多年，安家落户在遥远的新疆。不知道他记不记得这个我们小时候数次玩过的游戏。而此刻，当我走在村中依然保留着的、当年唯一的南北通衢的大路上，我的耳畔似乎还响着当年孩子们脆生生的呼喊声、咚咚的奔跑声，在被脚步腾起的薄尘里，我看到脚下的路，已不再是当年的泥汤满地或者是尘土飞扬的硬轱辘马车路，而是一条宽敞的水泥路。

走过国槐树，往东，就出了村子，记忆中这条位于村外的南北大路，往北可以走到名为后河北的村子，往南直达当时的镇火车站。一棵树冠庞大的皂角树，矗立在北头的三角地，另一棵还是皂角树，立在南边的水坝下。这两棵皂角树，隔着长长的土路，正南正北的卫士般挺立，守护着百亩良田，也守护着一村的人畜平安。

站在这条路上仍可望见南边的皂角树，只是那个春天里绿草盈盈、开满野花的水坝已被一片房舍替代。正是繁茂的时候，皂角树散开巨大的树冠，浓绿填满了树间的枝枝叉叉，无声的看着这一方世事沧海桑田。而到了冬天，那黑硬的枝干怒发冲冠般指向冬日的天空，孤独的昂首而立。

立在十字路口，一时竟不知该往哪里去。

索性坐在路边，看着十字路口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这个村子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像熟悉自己的手指一样熟悉它，可此刻，却又遥远的让我不知去往哪里。

还是往北走吧。恍惚间有个声音泛起。

我走过在雨天里被大雨浸泡成稠泥汤、又在晴天里晒成高低交错的土路，二支渠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碎玻璃般的光芒，东边的土场上，初夏时节因收获油菜而当成晒场的土场，如今已是菜苗满畦。豆角架间垂坠着状如小蛇般的根根长条，黄瓜西红柿散发着成熟的气息，放眼望去，大片的菜地和旁边的田野犹如绿毯，把土黄色的房子环绕着，成为一幅天然的田园风光画。继续往北，我走过开着门摘菜的二狗家，正在门口拍着婴儿快要睡着的跟友媳妇嘴里喃喃的念叨着什么，三毛叔家的黄狗正卧在门前的树影里半眯着眼打盹，只有二支渠的水，清洌洌地哗哗流过，欢快地向南流去，去滋润原下的秋庄稼。

我走过涝池，走过被称作55地的田块，看见西农变电站的高压线直直地伸向谁也没有去过的远方，那些高压线支架一个个手叉腰的站着，铁人一样忠实的守在田野里，一动不动，只有嗡嗡的电流声从耳边划过。看见了变电站，就该右拐了。

我向右拐上一条狭窄的土路，这是一条仅容一辆架子车通过的土路。照旧是布满了车轱辘痕，走上去硌脚。如果是雨天，则像一脚踏进了熟过的西瓜里，咕嘟有声，又抬脚困难。我爷和我大弟柱子正在那里给玉米除草、间苗。草是收麦时遗漏在地里的麦粒，不合时宜的发芽后长出来的，叫麦青，嫩而细长的麦青一簇簇的在风里摇曳，颇有些舞蹈的意味。刚刚长出来一拃长的玉米苗，一窝里挤着三四株，和那些碧绿的麦青混在一起。我爷带着我们就是来锄麦青，顺带拔去每窝里多余的细玉米苗，保证一窝里只有一株壮玉米。到了秋天，这些独享了水肥的玉米苗就会头顶着紫红的缨子、半腰挂着一个个牛角般的大玉米棒子，炫耀着回报。整个田野看上去就像一支武装整齐的军队，那些缨子则是士兵兜鍪上的红缨，秋风掠过，士兵们持枪而立，空气中就满溢着成熟的味道。

我无声的抡起锄头，跟在我爷和弟弟后面，用锄头把一丛丛麦青锄掉，顺手拔去多余的玉米苗，这样溽热的午后，地里刚刮了一丝儿风后，就再无声息，地边的柳树垂下长长的枝条，无力而蔫巴，仿佛在地里劳动的是它而不是我们。后背上，汗溻湿了衣服，裹在身上，像钻在一截密不透风的口袋里，难熬而枯燥。

“哎呦”，在前面间苗的弟弟突然尖锥锥的叫起来，立时身子便矮了下去，捂着脚后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在前面锄地的我爷扔下锄头，三步并两步的跑到我弟跟前，掰开我弟捂着脚的手，脚后跟那里，一股子血蚯蚓般从我爷的手指缝中划过，滴落在干燥的黄土块上，那被血滴泡过的土块便呈着暗红色。我拄着锄头发呆，不知所措。邻畔锄草的三狗家婶子讥诮地说，“锄地都不会，轮着锄把跟跳舞一样，看把你兄弟脚挖了。”我爷抱着哇哇大哭的弟，冲过来，眼看着那举着的巴掌扬过头顶，最终也没落下来，只狠狠地撂下一句，“这是三角地，你都不生心吗？”

望着爷爷急匆匆跑远的身影，我猛地醒来，下巴上濡湿一片。我摇摇头，想起我爷已去世了四年，被我挖断脚筋的大弟，仍在遥远的新疆思乡情切。有小风跑过，扇起地面的一丝儿灰尘，那尘里的小虫儿就在夕阳的光柱里挣扎着，扇动小小的黑翅膀拼力飞出尘土，落在不远处，收翅歇息。而那睡梦中走过的日月，已是三十年前的遥远记忆。

我站起来，望向记忆里挖断我弟脚筋的三角地。那里虽然已经被齐整的厂房替代，可透过这些厂房，我还是清晰地走进了这个张家岗人集体的最后归宿。

这是一片耕地，大片的土地上，除了微微高于土地的地垄区别着各家的地畔，远远望去，这一大片种着玉米的土地和关中道别处的地并无不同。不同的是，耕地中央那些高高隆起的坟堆，馒头似的生长在这片长着庄稼的地里，松柏苍翠葳蕤，草木兴盛，一座又一座垒成圆形的土堆下，是全村各户故去的先辈，他们曾在这周围及这块被叫做“三角地”的地里劳作，从春种秋收，到年少苍老，把一天天的日头从东背到西，也把自己从蓬勃少年背成佝着腰的老人，直到吐出这一生最后一口气，临了在儿女孙辈、好友村邻的哀哭中，鼓乐响器的吹打下，埋进黄土，埋进自己劳作了一辈子的土地，成为后辈儿孙口中的一个念想，一个家族的记忆符号，直至几代人后，形象模糊音容不再。三角地，也在安埋了一辈又一辈人之后，成为张家岗人人生最后的去处，集体的公坟。谁家的老人故去，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这里，成为这片春天种小麦、秋天收玉米的土地里的永久居民，不再背日头、熬日月，长久的安逸了……

没有一丝风吹过，那些埋葬了鲜活生命的土包在绿树荒草的包围下，显现着深浅不一的土黄色，和我脚下正锄着的土地一样，透着深沉的生命来源的本色。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的土堆上，有的还立着残破的、被风雨侵蚀的看不出本色的花圈，坟头上的麻纸渐渐的和土色一样，那是刚刚堆起的新坟。而那些看上去不怎么饱满的坟头，被一片浓荫覆盖着，只有风偶尔刮过，才能看到其间露出的一点坟尖，提示着这里的祖先长眠已久。望向不远处，一大片土堆连绵起伏，犹如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林立着，无言着，生前相熟或不相熟，有着和睦的友情或者是彼此的仇恨，都成了这里的永久邻居，共居一片土地，不分长幼，无爱无恨。

人和故去的先祖争地，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家都有几张总也填不饱的嘴，还有交不完的农业税、乡统筹，不争地，吃什么？喝什么？我爷说的没错，三角地，不生心，没挨打算是轻的。

大弟的脚后跟是韧带断了，被我左顾右盼地抡锄时，不小心挖断了。为这个，我弟脚上挨了四针，我也成为全家人的“公敌”，成了“不生心”的代名词。当我每天端着专门为我弟一个人做的糖水泡馍，看着我弟大口香甜的吃着泡得又大又暄的泡馍、喝着甜丝丝的糖水时，那一刻，我猛咽一口唾沫，恨不能是我弟挖断了我的脚筋。

没让我记住在三角地干活要生心，却让我记住了那吃不上的糖水泡馍。

张家村人老几辈传说，这村人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此地的，其别于他处的鲜明特征就是背手走路，脚的小拇指甲分为两瓣。当初叫闵峻庄，是在清朝同治年至雍正年间，按闵氏族姓命名的村名，除此之外，还有张、成、重、李、孟、侯、解七姓。相传就是这八姓九户人集资购买了村口的青石碾子，和那棵树冠庞大的国槐树一道构成了城门口左边是国槐、右边是碾子的“左青龙、右白虎”格局，配上城门正中书有的“瑞接凤岗”砖刻楷书，成为这方圆少有的祥瑞村庄。时过境迁，民国十八年前后，当初以部族为村庄命名的“闵”姓和成、重、解三姓一道神秘消失，门户和部族皆不见踪影，至今成谜。于是，张家岗就剩余了张、李、孟、侯四族，和不知何时迁居进来的刘、何、袁、朱、徐、党六姓，发展成现在的十姓永久的杂居一村。

我家姓李，李姓从历史上，一直稳居于本村而无挪移，是村中根底清朗的人家。只是我家从我祖父手上起，就一直人丁不兴，尤其是男丁不盛。到了我爷和我父亲这一辈，均是弟兄三人，加之考学、外出就业等因素，留在村里支撑门户的总是不多，我爷是一门一户，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也不过是两户，比起村子里那些门子大、人口多的人家，劳力少不说，日常生活中因为男丁稀少而吵不能言、打不能胜的情形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李家，男孩子比女孩子金贵几乎就是祖传规矩。

所以，当我在给玉米间苗、除草时不长眼的挖断了我弟的脚筋，从那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不仅要给我弟奉上一日三餐以示悔过，更是连那暄腾腾的糖水泡馍尝都不能尝一口。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近三百年间，疫病、战乱、匪患、蝗灾、饥馑等一系列天灾人祸，使得村子更是亡人多于活人。据载，仅清朝同治回乱，张家岗村与周围卜村、圪等十七村群众联合对抗回民起义军，在武功县城一仗，十七村共死伤四百二十一人，张家岗村就死亡近二十人，这对当时人口本就不多的村子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

三角地的公坟，就这么一年年的积累下来，各家各户的先祖都在其间长眠，村人说起三角地，也更多的是闪烁其词，神秘之气难掩。

“妈哎，你咋舍下你苦命的儿就走了呀……”一声悲戚的哭说传到我耳朵里。我猛地睁开了眼，原来是坐在十字路口睡着了。

那碗糖水泡馍的香甜似乎还在口腔，耳畔却是那长长的哭腔。

“三宽他妈去世了，你看他姐哭得难过的”。我听见村里的菊英嫂子喃喃地说，像是说给我的一样。难怪下午回来的时候，村子里有过白事特有的哀乐飘过。

“人这一辈子脆得很，吃苦、受累，过不了几天好日子，就到头了。死了死了，眼一闭，腿一蹬，三角地一抬，就清白了，啥都没有了。”说着话，菊英嫂撩起衣襟擦着发潮的眼睛。

是啊，从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别人的哭声里离开这个世界，这一生就这样不及回味的结束了。村人常说，扶着棺材想家常，送的是别人，想的是自己的难肠，哭一把已经走了的人，想一想活着的心酸，好在还活着，还能有哭的时候，还能有遭罪享福的时候，直到什么时候也和三宽他妈一样，眼睛一闭，两手一摊，被响器锣鼓抬进三角地，也就是这辈子真正的一了百了。

三角地的公坟，就是这样接纳了一茬又一茬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同样的地，同样的土，长着滋养人生命的粮食五谷，也接纳着人不再温暖的肉身。活着的人种下丰收满仓的籽粒，圆丘下是吃了一辈子土里长出来的粮食的故人，同样的土，种了庄稼就是生，隆成土堆就是死，在吃与不吃之间，从生到死，一了百了，长眠于村边，也长眠于时常在这块地里春种秋收的乡邻、子孙眼下。

黄土地养育了我们，也成了我们最后的归宿，人与地之间，竟终其一生，纠缠不休。

而如今，村子里那些刚刚故去的村邻，已不再去三角地。那块地在十二年前被政府征去，成为了工业区。那些安埋于此的几十代人，被各自的后人们按图索骥的寻到骨殖，重新埋到新的坟地去。新的公坟是政府照顾当地民俗在村北林坡地开辟出来的，那里山林茂盛，小湋河在脚下缓缓流过，只是由于土地有限，各家的祖先不得不一人一个很小的土坑，紧紧的挤在一起。那里的林地不适合种庄稼，也不会再发生人和祖先争地的情况，而那一块，就真正的成了坟地，不再有在祖宗的眼皮子底下劳动的心有余悸。只有在特定的节令，才有子孙儿女们夹着纸，迈过别人家祖先的坟头，蹴在窄窄的碑前，仓促的磕个头，烧几张纸，喃喃的告知自己的亲人，已经来过。

风卷起烧过的纸烬，黑蝴蝶般的腾空而起，又慢腾腾的落下。往北望去，小湋河不舍昼夜的流过，远处的村庄、田地静静地歇在半山腰上。火灭灯熄，一切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