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葡萄树

父亲在老家二楼的平台上种了一棵葡萄树，葡萄树种在一口破铁锅里。原本只是一棵小树苗，谁想不几年，就成了一棵有着扭曲而粗壮树干的大葡萄树。枝枝蔓蔓从根部攀爬起来，竟绣成了一片可观的藤帘，以至于一上到二楼顶就如同进入了一片天然的绿凉亭。

春天来的时候，看似冬蛇般僵硬扭曲的滕干上，星星点点冒出一些绿芽来，不久就探头探脑地发出婴儿手掌般大小的叶片，清浅的嫩叶毛绒绒的，仿佛树干憋不住而吐露出的秘密。到了初夏，整个藤架一片碧绿，进到院子就能一眼望到二楼的浓绿，一阵风过，大片的葡萄叶翻飞着，隐约露出叶子下青豆般的葡萄果来，像是清风掠过海面，有鱼在海浪里跳跃；到了瓜果纷纷上市的秋季，绿翡般成串的葡萄也要慢慢熟了，可是不撕开经了雨水略微发黑的白色套袋，无法得知袋里的葡萄是绿色的还是紫色的。不过，几乎不用等到葡萄成熟，我那两个调皮的小侄子总是搬来凳子，悄悄撕开套袋的一角，拣那串串悬垂着的果子里先变色的尝个鲜。果子一粒一粒、一串一串的成熟，又一粒粒一串串的被摘下，就到了冬天。

掉光了叶子，裸露着扭曲枝干的葡萄树看上去灰扑扑的，像是进入冬眠的蛇，又像静心思考的哲学家，一连几个月都毫无动静。尤其是风雪天的时候，那些枝干上接住了雪，厚厚的雪压着藤条，让人不禁担心，这棵葡萄树捱不过漫长的冬天。可春天的风一吹，这些藤条照样冒出点点的嫩芽来，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父亲对于这棵树似乎不大经意。从这棵树被种进这口破锅里，除了嫁接过一次，再就没见他管过。于是，这棵原本只结翠绿色果子的树，一半照旧碧绿青翠，一半却是浓紫欲滴。而两种颜色的果子口感也完全不同——碧绿的那个，滚圆的绿果紧挨在一起，成串的果实胖嘟嘟，沉甸甸，甜中带酸。浓紫的这边，果子互相很是疏远，像是城市里居住的邻居。提在手上松松垮垮，摘一个丢进嘴里却有着果肉的柔韧，甜如蜜。除过嫁接，偶尔剪剪枝外，父亲似乎不太照管这棵树。因为这样的树在父亲看管的果园里，有成千上万棵。

父亲常年在一家酿酒葡萄基地看护葡萄园子。上百亩的葡萄园子在父亲手里就建了三个，每一个园子都像是一个标准的中国汉字，横平竖直，决不马虎。那些品种各异的葡萄树，树形不大一样，结出来的果子也完全不同，可猫着腰从园子里望过去，不论是纵行，还是横行，那些扭成绿伞盖的葡萄树都跟参加阅兵的兵士一样，枝干笔直挺拔，整齐规范，没有一棵不和前面的对齐。一次，我去其中一个园子找父亲，看到这些整齐划一，连起垄高低宽窄都一致的园子，问他是向谁学了这些栽植技术？要知道，一辈子都在家中六亩地里收了小麦种玉米的父亲，没有任何学习葡萄栽种技术的机会。父亲弯腰握着锨把，用力一脚踩在铁锨上起土，低着头轻声冒出一句，“向谁学的？这还要学？”风里，葡萄叶伸出碧绿的叶片刷刷地相互摩挲着。

亲手种了上万棵葡萄树的父亲，自然对家里的这一棵不留意——不就是一棵树嘛。

而这棵不知道什么时候栽进破锅里的葡萄树，却依旧年年发芽，年年结果，只是有一年若是结得多些，下一年必定少。

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一进院门，就看到了二楼上一片零星的绿意。站在葡萄架下，那些刚刚生出来的嫩芽，一撮一撮地挤在枝条的某个点上，看热闹似的，挨在一处张望。挤挤挨挨的芽叶，点染着藤架，透着轻松随意，也在衰枯的灰枝上点化春天。

父亲照旧在园子里忙碌。不知道他在自己亲手栽植的园子里到底忙了多少年，二十年是有了的。一个园子、一个园子地转着照看，指挥工人施肥、打杈、摘果，是他的日常工作。到了新酒季，葡萄达到了一定甜度，就得抢收，否则黑压压的鸟雀就会把一年的辛苦啄得一干二净。即便这样忙碌，父亲从地里回来还要接送上小学的大孙子，拦都拦不住。忙碌的父亲，似乎对二楼葡萄树的发芽毫不留意。

站在二楼，舒朗的藤架空隙里依稀可见父亲顶着满头的雪白，在院子里时隐时现。已过古稀，父亲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走向尾声。和大多数农民一样，父亲勤劳，聪慧。也和大多数农民一样，父亲沉默的活着。平凡普通得像那些扭曲苍老的葡萄藤。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二楼那架葡萄藤上的一串葡萄，父亲用他粗糙、满是皱纹的手擎着我，我使劲地眺望远方，像一簇刚刚冒出的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