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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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前一天，因为要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早年简称“西农”）参加活动，便有机会到这所老牌农业院校的老校区走走。特殊的时间节点，又置身农业院校，一看才下午五点多，离晚上的活动时间尚早，我便下意识地走向学校原北门外的那片农业试验田——最早的西农“一站”。
芒种这个节气，与土地、炎热、金色、紧张、播种等词紧密连接在一起，当然，也连接了收获。去年寒露播种的冬小麦，此时即将收割，成片的麦田弥漫着谷物成熟的味道，连空气里都满是新麦的气息。不肖说，天气已经很热，是那种熟麦天特有的干热。
关中道自古乃“天府之国”，号称“八百里秦川米粮川。”杨凌位于米粮川的中间地带，是这块狭长地段的白菜心心。看似平坦的杨凌城，其实北高南低，整个城从北到南一路倾泻排列，宛如上天悬垂的一匹彩练。在这台塬状的地貌里，有着三道塬。从北往南，头道塬是典型的大西北气候，种小麦、玉米，也曾种过雪白的棉花；二道塬较为平坦，利于灌溉，小麦、玉米见风就长；三道塬沿渭河，类似小江南气候，荷叶如伞盖，鱼蟹爬满塘，秋来稻米飘香、红薯花生嘟噜成串。一座小城，同时具备三种不同的地理样貌，也就意味着不用跑远路就能完成不同地理条件下各种作物的试种、试验。
这一优势成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1934年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选址时，坚决地把校址放在这里的主因，而且学校就建在了头道塬顶端叫做凤岗的一大片高地之上。农业院校建成之后，少不了田间地头的农业实验，于是在各个台塬之上，就有了西农“一站”、西农“二站”、西农“三站”等试验站。
此刻，我就站在这块地边，人们叫做西农“一站”的试验地边。
小的时候，每到学校放忙假，跟着父母紧紧张张地收割完自家的麦子，便会利用剩余的几天假期到“一站”帮忙数麦粒。就是按照事先捆好的麦捆，数清楚这捆麦穗里每棵麦子的粒数并做好登记。那时候，一到六月大忙天，总有穿着齐整、教师模样的人，到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我村，打听着找到主事的队长，说明来意，一再强调只要初中的孩子数麦粒。
初中孩子毕竟已经上了中学，干起活来自是比小点的孩子精心。眼下马上收割小麦，人常说，“三夏大忙，绣女下床”。家家劳动力都紧张，大点的初中孩子都在地里或者打麦场当半个大人用，哪有大忙天还挑剔的理儿？于是，一边找不到人干活，一边舍不得放弃挣钱机会。就这么睁只眼闭只眼的选定了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去挣家门口的工钱。要知道，数麦粒早上和下午分别能挣到五毛钱。地里的活儿一结束，来村里领人的老师就和队长统一结算。双方既无书面手续，也无中人作保，仅仅是几句简单的对话，就下了雇佣约定，却从没有发生过干活不给钱的纠纷。一个忙假下来，大多数孩子总会挣到三五块钱。村民也由此感队长的照顾之恩。
之所以上下午分开计算，是由每个学生的工作认真程度决定的，数得马虎、登记错误、把麦种搞混等等都不会被继续留用，因此上下午的人数也就不固定。又或者是收割接近尾声，地里用不了这么多人，就只留下表现稳定的孩子。我总是能留下来干满多半个忙假，直到考上高中。
我观察过我们村同去数麦粒的孩子。他们总是急急忙忙揪下一头麦穗，放在手心揉搓，鼓起腮帮子吹去麦衣，然后把那些麦粒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清点完，在表格上填上对应的数字，最后把麦粒撮起来放在带有标签的纸袋里。我不一样。我先把那些捆扎着麦捆的麦秸解开，让那些紧紧挤在一起的麦穗棵子松散下来，细细地找出其中最大的那一支麦穗，隔着麦衣，先数一遍到底有多少麦粒，默默地把数字记在心里。再轻轻搓去麦衣，等那些像婴儿一样光溜溜、圆乎乎的麦粒都从麦衣里丢剥出来了，再缓缓吹去麦糠，在手心里数起来。数完后我要和之前数的数字默默对一遍，以免有差错。等我核对完，我才会把这些胖乎乎、浅褐色的种子装进牛皮纸袋里——我从不把麦粒放在地上数。甚至在来“一站”的路上，我会在村北的二支渠里洗了手，用渠里清凉的水抿一抿蓬乱的头发。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数每只麦穗上有多少粒麦子，心里惦记的是五毛钱的收入。这份惦记除了能补贴书本费，还和体面有关，甚至还有一个疑问暗藏于心。
为了能干满一个完整的假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五天，但是母亲总在忙碌的抢收空隙给我找出相对新暄、补丁少的衣服来穿——对我这样敏感的女孩子来说，偶尔穿得体面，比挣到五毛钱更重要。更何况，各家在公家土场上晒麦的时候，说起谁家的娃做工做得时间长、挣得钱多，多少会收获邻居啧啧的赞叹声。收了假、算完工钱，放学回来背着书包到晒得烫脚的土场上帮家里拢麦粒、张口袋，父母的斥责声也明显比平常少许多，即便说几句，那声气里也少了责备。
到 “一站”数麦粒，我心里还装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疑问：我搞不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在这么热的天里，要花这么多钱雇几十个孩子数麦粒。只是有时候，偶尔听地里一起收麦子的老师们把一位黑瘦的老头称呼为“赵老师”，那些人看上去一脸谦恭，黑瘦老头却农民般朴实、普通，心里就有了几分疑惑，觉得数麦粒似乎比五毛钱的工钱要重大些。尤其是收割小麦时他们脸上肃正、认真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不然这些人不会顶着这么毒的日头在地里一干就是一天，第二天仍旧早早来到地里，哪怕是收麦天突然下白雨，他们也会穿着雨衣、高腰泥鞋在地里忙活。拿我村刘大爷的话说，就是比麦客都舍得下苦。
三十多年后，这个曾经给了我深刻记忆的地方还在。
远远望去，“一站”里成片的麦子泛着金黄，下午六点多的阳光依旧刺眼，麦田里热浪扑面。几位戴着草帽、看不出性别的工作人员，正在地里人工收割逐渐成熟的麦子。地边是一辆开着后备箱盖子的“北斗星”，里边放着扎成小捆的麦穗，每一束麦穗上都标记了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编号。地边零散的堆放着捆扎成束的麦穗。我站在地边，细密的汗珠渗出来，动一动就是一身汗。
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抱着几束麦穗远远地走过来，软沿的米色遮阳帽罩住了整张脸，一条靛蓝色的长布裙裹着修长的身材。走到地边，放下怀里抱着的麦穗，转到车后，捡起地上立着的饮料瓶，仰脖喝了一大口。这时候我才看到这是位皮肤白皙的女生，尖尖的下巴，有着校园大学生掩盖不住的青春。我问她是在收获试验种子吗？她累的说不出话一般，只是点点头，盖上瓶盖，放下饮料瓶，转身缓缓走向地里，纤细的腰身透着疲惫。不远处，背对着我的工作人员依旧戴着帽子、包裹严实的在干活。
地头拉了警戒线，出于对科研成果的敬畏，我蹲在地边拍下了几张照片。麻雀和喜鹊在近处跳跃翻飞，身边有学生陆续走过。远处，等待收割的麦田黄得发白，空气中有气流拉成丝缓缓上升，天很蓝，地头很静。
农忙时从附近村里雇来数麦粒的人，早已不见踪迹。或许，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雇人数麦粒也早已成为了历史。那些曾经在“一站”这片试验田里，在麦收的忙碌里，和我的父母乡亲一样神色、装扮的老师们，就像头一年下种、第二年收获的小麦种子，被收纳进时间这只巨大的口袋里。校园里，却一年又一年不间断地涌进来些更加稚嫩的面庞，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着麦种一起播种进土地里，在炎热的夏季挥汗收获，一茬又一茬，如割不尽的小麦般，年年金浪翻涌、连绵不绝。
曾存在于我的少年记忆中，那位被人喊做“赵老师”的干瘦老头，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被毛主席称为：“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赵洪璋院士啊！由西农“一站”进北门约二里地的图书馆楼前，一尊汉白玉塑像，生动刻画着赵老师的样貌，目视、陪伴着一茬又一茬的青年学生朗读、背书、试验。近百年的时光里，无数个没有塑像的人，在“一站”忙于播种、耕种，交由土地收割着人的青春和一生。
徘徊在 “一站”和图书馆之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每到节气就想去地里看看庄稼，看看土地。一瞬间，我也对三十多年前的疑问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2021年6月7日初稿
2021年6月17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