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晚

毕业第一年的夏天很不好过。我四处面试，进行试音，却迟迟找不到工作。

我梦想成为摇滚吉他手，技术也自认为不错，但我的“鹅公喉”总坏事。一曲唱毕，经过短暂而尴尬的停顿，接着面试官就把打发人的程序搬上来。我知道他们在尽力憋笑，人中都挤成了倒八字。有实在忍不住的，问：“你怎么刚毕业就选择入这行的？我的意思是……你的嗓音，有人和你说过吗？”

我点头。

“就不担心会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障碍？”

“现在就已经是了。”我苦笑，“不过，我可以继续提升自己的演奏技术，也在写歌……”

“写歌？”他们终于笑出声，“写歌可不能让人成名，多打开电视看看吧。”

大概人们都抱持这种想法，在屡屡碰壁之后，囊中羞涩逼迫我秋天前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也不知道是被什么弄昏头，我跑到姐姐的“音乐茶座”去了。虽说是姐姐，她却比我大上近十五岁，我知道她一定会帮我，而她也似乎知道我一定会求她，之前她就担心我哪也去不了来着。其实，我还知道她那里全部都是“老坑”（老男人），也确实需要一些年轻人打打下手接接班。

“音乐茶座”在江边的一幢大厦里，解放前建造，外立面一直保留着老照片里的模样。因为新建筑限高，它就像一个倔强的老头子拄杖而立，威风不减当年。上十七楼，电梯门一开，便看到旋转餐厅，浅咖啡色墙面，原木色餐桌，星空图案的地毯，窗外江景流光溢彩，有种时尚轻奢感。但这种好事跟咱只粘一点边：“音乐茶座”也在这层，不过装修土气，红绸墙纸石纹瓷砖，还被安置到一个角落里，有窗就不错了，望江那纯属痴心妄想。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整个茶座都是吸烟区，客人们在狭小的空间吞云吐雾，若是灯光再昏暗些，没准让人联想到清朝时的土烟管。

乐队——姑且这么叫着，主要唱改编的粤语小调，还有南音和粤剧。人员组成那叫简单，本有六个，可是有两个嫌弃待遇，半年前跑了，招聘也没找到，于是除去我便剩四个人。

领队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头发掉剩绕着太阳穴的一圈，稀稀疏疏几根白毛，整天寻思着怎么扒拉到前边去。谈吐很是诙谐，遇事爱装糊涂，每天午饭总得喝两口小酒，然后听收音机讲故事。他特别重要、特别忙，全队上下就他一个懂摆弄那些锣鼓三弦中阮琵琶，只要表演开始，他就得跟坐进战斗机舱里似的，手手脚脚没处得闲。大家都叫他“领队”，唯独大许叫他“Dadi”（daddy的简称）。

大许是领队的儿子，亲的那种。平常看起来邋里邋遢，留着络腮胡，一顶方格瓜皮帽遮住头顶，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加上墨绿色的西裤，不大像一个靠谱人，但乐队的实权确实由他掌着。“实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本本子，一本曲谱，一本账簿，一本笔记，睡觉塞在枕头底，平常插进裤腰带。曲谱和账簿好理解，笔记记的什么呢？我也不懂，只见他平常和客人聊天时都喜欢掏出来，翻翻记记。他通常负责男声，以及谢幕之前的表演。别看他身材偏胖，可是甩辫子、抛飞刀、翻跟斗无一不精，不过看起来多少有些滑稽和惊险就是。这固然跟乐队的业务范畴不大相符，但不少人在旋转餐厅坐一早上，见时间差不多便挤进“音乐茶座”，纯粹就为看杂耍，可见这是需求决定供给了。

阿龙自诩名牌大学生，平常讲话拿腔拿调的，总想拉我讨论新近的电影，又或是对某某剧本运用的手法侃侃而谈。我当然不介意听这些，倒是他不大喜欢我的态度：“你这样不吭不响，以后怎么混社会啊？”阿龙虽然有些年纪，但身材和头发都难得保养不错，在乐队里担纲反串旦角。有传闻说他早年傍上了富婆，在乐队干活就是“买花戴”，纯粹因为名声与爱好。据我观察，的确有这样的可能，他平常老是请假，迟到也是家常便饭，就连穿衣都比其他人光鲜不少。

最后一个人便是我的姐姐。跟之前遇到的乐队一样，姐姐是大许的老婆，小至伙食排班，大至道具账目，均由她一手掌握，甚至阿龙休息，她也能顶替唱上两句。在听到我开四千块的月薪时，她吓得不轻，发动群众力量，拉上整个乐队给我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一路“砍价”到两千块。

“起码得包吃包住吧？”我心有不悦地咕哝。

“吃这个好解决，住的话……你蹭住一下，象征性地交个两百块总可以吧？”

我嘴上答应，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什么事都不主动去干，平常就写写自己的歌，给多少钱出多少力，别累着自己。

开始的时候自然是当学徒，可我刚开嗓就让大家受到惊吓，那没办法了，只能学乐器。

“其实中阮跟吉他差不多，你左手拿低一点，张牙舞爪的动作收敛一点，怎么做不好呢？”领队一边指点我，一边演示对应的指位，“你还不够熟悉，熟悉之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说得轻巧，这样就等于完全学新乐器了。”

“我不管你怎么看，反正学总得学，不然‘音乐茶座’你来干嘛？‘洗大银’（洗盘子）还是做‘地哩’（服务生）？”领队又拿起我的吉他，接上电，弹了一段对应中阮的音乐，“就说像不像？”

“像，像。”我被他唬住了，小鸡啄米不住点头。

“我当年没谢顶的时候，人称广州小阿Sam，不是生活所逼，如今也不会在‘棚面’弹这‘三副被’（如今也不会在戏摊反复弹同样的东西）。”领队得意地将几撮毛梳向前去。

虽说领队算我师傅，可他实在太懒，每次只教一点，便闲逛或是休息去了。剩下时间让我多“悟”，搞得好像当和尚似的，玄之又玄，通篇的“不可说”。可到检查功课的时候，要求却高得离谱，他举起红薯色的巴掌，怒道：“人头猪脑！真想打你一顿。”可最后手掌却顺着锃亮的前额摸到合上的眼睑：“唉，再来几遍吧。”

因为我啥也不会，学得又慢，导致平常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干，甚至别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叫我干活，好像我是个客人。幸亏两个星期之后我“捉到路”（找到规律），越弹越顺手，终于在一天夜里迎来了“验收”。

说来其实有点突然，那天茶座打烊得早，七八点左右，阿龙照惯例脚底抹油溜了，我见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也准备下班。

“你开张枱准备‘砌长城’（你去摆好一张麻将桌）。”领队对我说。

“可是我既不会打也不懂怎么放牌。”

“傻的，你找张方桌，将‘竹’（麻将牌）倒上去，备五张凳，我们打我们的，你候在旁便可。”领队比之前显得更加焦躁和严肃，好像等待领导莅临一样，待我准备好桌椅麻将，又说：“一会你不用说话，见机就斟茶。”

我默默点头，不多时便有一个男人走来，他精神矍铄，身材颀长，衣着得体，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像来打牌的样子。可他却径直向牌桌走去，领队也招呼大家入座。

牌局如何我是一窍不通的，但几把下来领队笑着说：

“哎呀，周郎真是不减当年勇。”

被叫“周郎”的男人倒也坦诚，一笑一拱手，说道：“承让，承让。”呷两口茶盅里的水，然后继续打。等到第六把的时候，茶终于喝掉了半盅，我赶忙起身，准备帮忙加水。

“周郎，你看我这里新来了个小伙计，”未待我拿起水壶，领队就一把将我拉去，“都知道你有‘金耳朵’，给新人把把关怎么样？”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就说你们怎么老是输，”周郎装作长舒一气，“早点说我也不用坐立不安。小事一桩，曲谱给我，抽查考试。”

大许将曲谱恭恭敬敬双手呈上，周郎接过去翻了翻，当即挑出难度不同的三支曲子。头两支顺顺利利地过了，到第三支的时候，有一小段不够流畅，但我自认为已经完整弹完，瑕疵也不易被人发现。

“不对，不对。”周郎点了点曲谱，正是那段，“重新弹弹这里，从前面两句开始……”

我拨动琴弦，这次顺畅许多，基本上没毛病了。可周郎的手指还是点了两下：“你的手稍微勤一点，好像有弹力一样，试试……很好。跟着我一起，来一句：英姿——勃——发！再勤一点、密一点，不用太在意颗粒感，乐器自己会带起来的。再来：英姿——勃——发……”

如此反复数次，周郎也渴了，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被茶水苦得表情严肃许多：“我知道了，你的手腕太紧。以前这些都是基本功，不需要师傅教的。你台下练习都这样，上台表演估计就跟打了石膏似的。”

“是，是。他以前玩‘电’的，现在转过来确实不适应。”领队连忙帮我打圆场。

“难怪了。”周郎一拍大腿，“电家伙都很讲求细节分明，搞得人神经兮兮的，但这里讲的是宽松、自然。你要找最顺畅、最舒服的弹法，不要只想着效果。”

之后我又弹了几次，但都没有达到想要的境界，他们也将此事放在一旁，开始了“老人讲旧事”：“周郎”不姓周，本名李怀玉，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是“大老倌”，算是业内有名声之人，来看戏的可谓一票难求。后来进了音乐公司，包装之后出了几卷磁带，说是要远销东南亚，结果不了了之。不过在音乐公司里认识了同样“不幸”的女艺人，很快结了婚。李怀玉觉得钱也赚得差不多，索性夫妻双双辞职，打算过闲云野鹤的生活。

当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且不说花钱上的事，从众星捧月到门可罗雀，这种落差也不是好受的。于是沉寂一段时间后，李怀玉不时出现在各种“私伙局”的嘉宾座上，任务当然就是评价演唱者的水平。但俗语说得好，“鸡肶打人牙铰软”，收钱做评委也不好厚着脸皮直接指出对方问题。于是李怀玉就在不满意之处摇摇头，既保住了主人的面子，也尽了点评之职责。此后，有人便以“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称呼他为“周郎”了。又因为周瑜长相俊美，李怀玉自然开心接受这个诨号，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的原名，都以“周郎”相称。

经过了“验收”，我被允许上台一块表演。大许念白的时候，我注意到周郎偶尔在茶座的角落里坐着，跟邻居小老头一样不甚起眼，心里不由得担心起他会摇起头来，所幸他看上去已沉浸在乐曲之中，不那么在乎细节了。打烊之后，好像也会惯例似的打会牌，不过通常三局不到周郎就气急败坏：“手气太差、真太差！本来想讨个‘利是（红包）’，倒是做别人的财神爷了。”

桌上四个人，三个是一家人，不输就有怪了。我暗想。除了打牌，他们的消遣并不多，可周郎这个牌友之外，就几乎没有别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周郎几乎就是个“编外队员”。

既然学到“立身之本”，我放松了许多，他们打牌也没必要在一旁瞎掺和了，索性写歌去。我找到一个好地方，那是在后台的左侧，有一条楼梯，“应急通道”字样的警示灯散发着淡淡的黄绿色光，半层高的地方有窗户，只要打开一点，风声、车流声、船声都从那里泻下来，我坐在台阶上，不断进行着试验。一方面，没有了麻将、厨房里的杂声喧嚣；另一方面，也并非全然无人，偶尔安保或者清洁阿姨会经过，随意招呼两句，有时还打些“大明星”之类的哈哈，但都不会呆很久，毕竟楼道很长很长，来这都是寻求或是习惯独处的人，我所需的正是这种感觉。

比较可惜的是，楼道的回声比较大，离麻将桌也不够远。稍微弹得尽兴点，就被领队听去，他大喊道：“你，走远点弹不行吗？这么晚了安静些。”

“谁年轻时候没点躁动啊？”周郎笑着替我解围，“他这么年轻、又有音乐抱负，屈就在这里不就是为了写写歌？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我也没觉得扰了兴致。”

客人都这么说了，大许一家子也不好继续纠缠。

一周之后，我照常在楼道里呆了个把小时，突然感觉有人出现在门的那头。给他打了招呼后，不应也不走，只靠着门框一动不动。我把手停下，抬头察看。

“继续，你继续，不用在意我。”是周郎的声音，茶座里的灯光将他本就瘦高的身体投到哑光瓷砖上，拉得很长很长。

“我，这个，额，”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这首歌其实还没写好，到刚才就算结束了。”

“做好成品之后用心打磨，”周郎走到我旁边，“以后录的时候，可以让制作人参考这个意象：雨后黄昏，下班路上，湿漉漉的街道行人匆匆，霓虹灯刚刚亮起，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味道，一定要让人联想到繁华里的孤独，城市里的倦意，哦，对了，回声也很重要……”

“保持好这种劲头，”他越说越激动，“别像那几个老家伙一样混吃等死，你的路还很长，可能性还有很多。”

“嗯，”我装作试音，“这是当然的，我才刚刚开始呢。”

“不要把坚持想得太轻易。不过首先就是，得相信音乐，不管什么形式的，相信它的力量。我在圈子里混了这么久，无非如此。看得出你也有心，但，我说句不中听的，你的信念还没有经过检验。”

“我想得没那么深，不信的话不干就是。”我又补充：“真羡慕你啊，当‘大老倌’一定遇到很多很多趣事。”

“那是，”周郎轻叹一声，“虽然‘刹那间的光辉不是永恒’，但站上舞台，真是太美妙了。”

“读书的时候，我也登过台，比赛那种，不过复赛也没进。”我傻笑着，随意弹了几个小节。周郎没有接话，我们就远远地眺望窗外的夜景。要知道，在十七层半的高度，附近没有任何遮挡物，万家灯火就和草地里的萤火虫别无二致，晚风夹杂着江水里的腥味，轻扫我们的毛发，汽笛声模模糊糊地传来，如同被落日包裹的背影。

“我学了好多年，大概快二十岁，才第一次站在舞台的中间。”周郎怕我误会，又补充：“不是登台表演那种，而是作为真正的主角。我们师兄弟几个轮着来当，谁喝彩最多谁以后就长做。”

“那结果呢？”

“跟你差不多，被筛下来了。”周郎哈哈大笑，“练了好多年，最后也没有‘出师’。只好攒钱出来单干，买也要买个主角给自己做！”

“不过你也成功啦！”

“是啊。所以一定要有做主角的心，别人捧不捧你讲的是运气，自己一定要‘撑’（支持）自己。”

我默默点头，重新弹起写好的部分，周郎也用皮鞋打着拍子。

“其实我也懂一些西洋乐器，不过没有那么专业，以前流行一个说法，‘铜管银笛金口琴’，我怕无聊，就买了口琴自己学。”周郎打破沉默，嘴上“呼呼呼”地模拟起口琴声。

“无聊？为什么？你夫人呢？”我脱口而出，马上就有点后悔，只好又低头回到吉他上。

“哈哈，别担心，她很好。好得很。”周郎干笑着，乌灯黑火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老夫老妻的生活说了你们年轻人也不懂。”

我不再追问，一鼓作气将新曲弹完。曲毕，周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也有点想唱了。让我想想，有什么新歌你可能会的……《昨天今天下雨天》，你听过吗？”

“听是听过，可我只会弹一点点。”

“没事，一点点就一点点。”

我开始拨动琴弦，周郎清了清嗓子，唱道：

当飘到，不可以送走

若飘去，如何不舍都要放手

即使有泪流

也学习承受

……

逢时过节，又或是一些人戏瘾大作，便会将场地、道具尽数租去，这时大家都能好好放几天假，留大许一人充当保安、收下尾款。这天，有人结婚酒、小孩满月酒双喜临门、一块张罗，“音乐茶座”虽然不如旋转餐厅气派，但位置好找、价格不贵，特别适合人口不多的家庭设宴开席。主人家也是老客户，认识大许，便让他上桌一块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提议：“喂，大许，来点绝活，助助兴嘛！”其他人、特别是小孩子连忙跟着起哄。

盛情难却，大许喝得头脑晕晕、脚步浮浮，正打算一个漂亮的跟斗翻上舞台，孰料落地时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又觉得当即离场不礼貌，硬着头皮表演了个倒立走路，胃里顿时翻江倒海……

待到次日上班时，我看见大许脸色青白，半躺在箱子上，脚踝肿得像猪蹄，姐姐一边拿着碗黑乎乎的东西喂他，一边哄小孩般唱着：

田鸡田七，驳好脚骨。（青蛙煮田七，腿脚好得快。）

大许上台是不可能了。领队硬着头皮负责主唱，我也第一次负责所有乐器。曲目自然是不能按平常的来，能简则简，也不挑对唱的。如履薄冰地熬过了一天，准备打烊收拾的时候，周郎一额头汗地突然出现，显然是赶路来的：

“大许是不是出事了？”

领队装成满面愁云的样子：“唉，怕是得休养一个星期呢，我又唱得不好，今天就已经‘鸡毛鸭血’（十分狼狈）了。”

“那要不要我帮忙客串客串？”

“哎呀，哎呀呀，如果您愿意，那当然是最好了！”领队马上换上一副“四万”般的面孔，“这对‘发烧友’们可是福气！不过我们的营收你也知道，拿不出多少来……”

“这么多年老朋友，谈钱就伤感情了，”周郎摆摆手，“以后‘麻将数’少算我点就行，明天我登台啊！”

领队大喜过望，呈上茶水包点自是不说，甚至连压箱底的老酒也拿出来招呼，周郎只是摆摆手，托辞为上台准备就回去了。领队拉着我跑到打印店去，加钱让对方连夜做好宣传的易拉宝，正中当然就是周郎当年“大老倌”的扮相，两旁是几个金漆大字：

粤剧泰斗李怀玉

玉音重鸣 再现舞台

仅限五日 不容错过

次日一大早，周郎穿着全套灰色西装来到茶座，领队特意带他去看了易拉宝，周郎哈哈大笑，拱手道：

“都是‘老饼’一件（老人一个），如此抬举真是折煞我也！”

大家都干劲十足，待准备工作做好，在舞台亮相开唱，却是掌声寥寥。我听到台下有小孩在问：

“那个胖叔叔哪去了？”

演出开始，周郎确实宝刀未老，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更高，连我这个外行小子也能感受到他的投入与魅力。无奈观众跟往常一样，眼睛只盯着茶水点心，表演到精彩时才往台上扫一扫，也没有半点反响。也偶有“识货”之人，相互交头接耳：“这老头面黄色衰，倒是有把‘金嗓子’，可惜，可惜。”我听了纳闷，难道易拉宝摆的地方不够显眼吗？

等到快谢幕，人才突然变多了，在舞台底下挤了两三层，可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反应过来，这不是看周郎，而是等杂耍呢。当然，到散场收拾他们也没看着，一个个嘴上“炒虾拆蟹”（骂骂咧咧）地回旋转餐厅去。周郎在后台换好衣服，正准备出去，就碰见那群家伙，气得浑身发抖，呆站半晌，最后瘫坐在餐椅上。

这晚大家没有玩牌，原因自然是三缺一。

如此三天，人气依旧不见起色，幸而碰到“私伙局”包场，原计划不得不中断，才终于给了周郎一个台阶。我心有戚戚，热点上的明星差不多一天一换，又有谁记得住几十年前的唱戏人呢？

冬天刚来，大抵是人们不愿离开被窝，茶座冷清了不少。领队说就像旅游有淡季旺季，这种现象再正常不过。两周后，姐姐让我只上半天班，工资她打个折开给我。客少就代表钱少，可是钱少“灯油火蜡”（泛指运营费用）却不少，这么做算是开源节流，于我而言也正好能再去找找工作，便同意了。

天气变化让好几个乐队的固定成员都“中了招”，其中当然包括吉他手。有空缺就需要人客串，当然这不可能是长期的，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争取一番——想必大家已经猜到，待业的音乐青年着实有点多。但好消息是，面试官们不再纠结嗓子问题，只要能流畅弹好那几首耳熟能详的歌就行。我有舞台经验，而且流畅正是“音乐茶座”里打磨得最多的点。

总之，我有半天的时间能泡在真正的摇滚乐队里了，虽然演奏的并非原创曲目，可也算踏出了第一步。我们受邀在酒吧街露天演出，皆因店铺里过分促狭，音响实在难以施展拳脚，而且请乐队也需要费用，淡季里老板们都喜欢几家一起凑钱。

某天表演结束，我背上乐器往回赶，看到不远处有个老头一手拿塑料杯，一手拿啤酒，自斟自饮。

“弹得不错！”他主动打招呼，路灯照得脸很黄，像一块切开的老姜，若不是那标志性的声音，我绝对认不出周郎，“打听到你‘过簿’（以前入职会登记在公司名册上，故跳槽又称过簿），来看看你。”

“谢谢捧场。茶座那边我还是会去的，只不过上半天班。”

周郎长长地“噢”了一声，将酒一饮而尽，又断断续续问了些关于乐队的事，特别是街头演出受的苦。不过我回答的时候他有点心不在焉，正当我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

“有些事我想和你说，算是隐私，如果不愿听也不勉强你。”他降低了音量，尽管周围几乎无人，可还是生怕被风听了去似的，“事情是这样，通过之前在茶座的表演，你也知道我已经过气，没人记得的了。小许他们觉得丢脸，实际上我本人反倒是有了戏瘾。如果只为名利在这圈中打转，那也太看不起我李怀玉了，你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要？”

“和你一样，我要‘夹band’（组乐队）。虽然这是年轻人的潮流，但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嘛！”他快嘴快舌，似乎有些着急。

“那难不成想让我加入乐队？”

“这是后边的事了，首先我们得要搞定女主角。”周郎挤了挤眼，“咳咳，就是我的夫人。在唱片公司的时候，她非常不开心，也不听公司里的人劝，整天暴饮暴食，身材变得越来越丰满。虽然我只觉得丰满些让她更有女人味，可她自己不这么想，隐退之后更是有段时间连门也不敢出。现在又过去这么多年，她对舞台的激情已经消磨到差不多了。你要做的，就是给一个机会她，勾起她的戏瘾。”

“我还是不懂，到底要做些什么？”

“你当然还是做伴奏。我们先挑好几支男女对唱的歌，我唱一半，等着她接上。明天你就跟乐队请假，按照纸上的时间地点过来。纸条一会再给你，要收好，别丢了。”接着我们讨论了细节，他想要什么歌，怎么唱，要什么音高，诸如此类。周郎嘱咐我先练好曲子，避免到时候出问题。

“这你放一万个心，我们之前也搭档过了，没问题的。”我拍着胸脯回答。

“对了，还有钱的事，我先给你定金，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周郎将一张纸和三张百元大钞递来，我不好意思，推托了几次。“嗨，年轻人比我们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他把钱往我口袋一塞，逃似的跑开了。

……

那天晚上我去见周郎时，正好夹在晚饭和宵夜之间，街道漆黑而安静，老城区的路变得相当模糊，我猝不及防，迟了几分钟到达目的地。

周郎穿着演出前那套灰色西装，虽然手上捧了一束红玫瑰，但整个人刻意地挺胸收腹直腰板，看起来既严肃又紧张，半点浪漫劲儿也没有。

“你可算来了！”

“不好意思，我迷路了。我不应该让你和夫人等的。”我低头认错。

“我和她倒没所谓，老夫老妻几十年了。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快跟我来。”周郎在前面带路，几乎要跑起来。我背着器材，气喘吁吁地进了一个老旧小区，里面全是八九层的、黄色石米外墙的房改房，楼下小车乱七八糟地停着。我们左拐右拐，最后在仅剩的一块空地停下。

“你先调器材，边调边听我说。”周郎此时就像一个电影导演，“我觉得我还是不开腔了，给她一个惊喜。”

“那，昨天说好的那几首歌……”

“统统不用！就弹《渔舟唱晚》。”

“可是我连听都没听过，根本就不会啊！”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就是要你不会！”

“那要怎么弹？”

“‘等灯灯灯等，灯灯等等灯’，喏，我带了谱，你按这个节奏下去，没回音就反反复复弹。”

这时器材已经调好，但周郎把之前所有的安排都推翻，未免让人有点心虚，我忍不住又瞟了他一眼。

“弹吧，山人自有妙计。总之收钱干活，你按我的来就行。”

我硬着头皮弹了两个音，之后便不知道从何处弹来，不知道要用哪个调，不知道怎么换弦，自然是错漏百出，曲不成曲。过了一会，周郎夫人不见影子，倒是一群小孩拿着皮球跳绳冲下楼，他们看到我们这怪老头怪小子，露出嫌弃的表情，边打闹边吐着口水走开了。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急，再晚点就没地方了。”周郎附耳细语。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吗？夫人怎么知道弹给她听的？”

“你错了，我是让你在这里练歌，练她最熟悉、最喜欢的歌。你弹的诸多不好，她肯定心如明镜，想要帮你一把——这叫好为人师之心。”

我还是将信将疑，整个人又僵住了。

“我发现其实你的技术是过关的，但人还不够自信。”周郎继续说，“要相信观众没法对你怎么样的，你我都是无名之辈，好又怎么样，差又怎么样？思来想去不如就此过去。”

我开始弹第二遍，突然心生好奇，问：“你太太是个怎么样的人？”

“她呀，不是一个文静人，吱吱喳喳，跟麻雀似的。她也算个大小姐，虽然几岁的时候就家道中落，可是三岁看老，脾气改不了。不过上天还算待她不薄，人美声甜，进了这行，虽然跟红透半边天还是有段距离，但也足够满足女人的虚荣心了。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就在录这支《渔舟唱晚》，反复录了好多次。每次都很棒，完全符合‘出街’（出版）标准了，我就过去问为什么，是不是音乐总监卡着不给过？她对着我笑得花枝乱颤，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歌，想尝试多一些不同的方式，做完完全全属于自己风格的一版。你知道吗，她和我一样都是爱乐之人，对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别光顾着聊天，看，她走到窗边了。”

我顺着周郎的手指望去，果然五楼房间的灯亮了，接着窗拉开了一条缝，淡黄色的窗帘就从那飘出来，像有淑女挥着丝巾。

我们焦急地盯着窗口上的影子，依稀看见她梳着头，然后甩了甩梳子。我能感觉到这是表演前的准备，就像周郎那套西服一样。不知为何，我的心跳得很快，手指好像要打结，连续弹出一串错误后，索性从头开始。

仿佛心有灵犀，对方也同时唱了起来：

红日照海上

清风晚转凉

随着美景匆匆散

钟声山上响

……

“太好了！终于开金口了！”周郎兴奋得拍了我一个趔趄，“你先继续弹着，我上楼去，你看到她离开窗口就可以走了。”

周郎一头跑进楼梯，不多时就听到他的大笑声：

“女明星！今天好雅兴呀！”

“唉唷，吓我一跳！”

“我不是有意的，来这边，我有事和你说……”

人影离开窗口，声音随之渐小，直至重回静谧。

我停了拨弦，两手架在吉他上，远远地看着那房间，看着两个影子重叠、分开、又重叠，时远时近地摆动。我猜他们是在跳舞，尽管一切都是无声的，但那种断断续续的节奏感，还是在窗帘上映了出来。注视约摸十分钟，我收拾收拾回去，真无法想象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但那几分钟之内他们是幸福的，就如我们从小读过的童话故事结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