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的草鞋架

——献给含辛茹苦的父辈们

李奎（土家族）

伯父的草鞋架挂在老屋高高的梁挑上，被柴火熏起的烟雾镀得黑铮铮的，好似抹了一层油漆。那是伯父的衣钵，几位堂兄都没接到手中。草鞋架挂在那儿，从没人正眼瞧过，寒冬腊月，冷溲溲的风从瓦缝里钻下来，或从屋檐下刮过，刷得草鞋架呜呜地叫，好像伯父对堂哥们的埋怨，又似伯父轻声的叹息，因为他是那样地企盼我接过他的衣钵。

小时候，我几乎天天到老屋去玩。老屋是祖父创下的基业，三间正屋，两间偏房；柱子全是从密不透风的木林里砍来的，我五六岁的臂长刚好能围半边柱子；我最喜欢那窗户上的雕花，花饰古朴，工艺精湛，算得上民间艺术的瑰宝。我曾哭闹着叫父亲将自家的窗户也弄上各式各样的花饰，比伯父家的还好看，父亲却拨浪鼓似摇着头。伯父听说后，逗我说，只要我跟他学打草鞋，他就分我一间有窗花的房间。我高兴得蹦了起来，答应跟他学打草鞋。父亲抿嘴笑了。不知他是因摆脱了我无理纠缠而高兴，还是笑我幼稚无知。因为伯父早已将雕有窗花的房间分给了堂兄们。但我还是信以为真，天天跟着伯父，捡拾他废弃的稻草，认真地模仿他打草鞋，把屋子弄得像个猪窝，没见伯父半点不快，总是笑吟吟地拾掇。这样一来，父母省去了照料我的心思，每天上灯吃夜饭时，才将我领回家。如若我在伯父家吃了夜饭，那就更省事了。

不知何时，我的脑子冒出了个怪问题：父亲和伯父同是祖父的儿子，为何伯父分到有窗花的房子，父亲却没分到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伯父为大。我说，大的让小的嘛。父亲说，他先有了家，先占了有窗花的房子。我没完全听懂父亲的话，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不由对已故的祖父有怨气，甚至对伯父产生了敌意。一连好几天，我都没去伯父家。那几天，父亲在家里整理生产队的账目，就没把我往伯父家里赶。父亲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哩啪啦直响，嘴里念念有词，我觉得挺好玩。一会儿，父亲上茅屋去了，我溜去玩起了算盘，学着父亲嘴里不停地念叨，手在算盘上一阵乱拨。正在我玩得欢快时，父亲进屋了，脸一沉，抡起手掌给了我一记耳光。我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没敢吭声，溜下桌子，捂着脸直往伯父家里跑。见到伯父，我哇地一声哭了。伯父将我搂在怀里，用他那被稻草割裂得非常粗糙的手掌抚摸我的脸颊，我感觉到他的手在颤抖。他问，哪个这么毒？纸薄的脸皮也下狠手，看看，几根指拇印。我说是父亲。他放下手中的活，跑到我们家，把父亲狠狠训了一顿。自此以后，父亲再也没动手打过我，我对伯父的敌意也没了，反而将他视为庇护伞，一有委屈便找他倾诉。

伯父的大孙子牛崽与我同庚，牛崽在外表上跟伯父有相似之外，精神、气质却格格不入。我的品性、气质却跟他神似，比如忠厚老实，执着，以及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我与牛崽老爱打架，撕打起来谁个也占不了便宜，可伯父老是护着我，或喝斥牛崽，或抡巴掌打牛崽的屁股，牛崽只好委屈地哭鼻子了。他总用大人的话题来问我，我幼稚的答话，逗得他呵呵地笑，我也不明究理地跟着笑。

伯父的偏袒自然让堂兄不满，有时趁伯父不在时，在我的屁股上使劲掐一爪，痛得泪花直冒，待我张口呻吟时，他瞪圆了眼睛，吓得我哑住了声。伯父却读到了我脸上的委屈，他估摸是堂兄所为，把堂兄一顿臭骂。堂兄虽然内心不快，但没对我再动过手。后来堂兄又喜欢上我了，那是在我和牛崽上学之后。牛崽动不动就爱哭鼻子，老挨欺负。我却受不了，找到了那个欺负他的小孩，二话没说，直奔面门一拳，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抡起拳头往我身上砸，互不相让，实力相当，双双打得鼻青脸肿才罢手。伯父为我竖大拇指，我心里就美得像喝了蜂蜜水。为了给牛崽打抱不平，我与许多小伙伴都干过仗。我有充足的理由庇佑牛崽，因为他是伯父的孙子。

伯父打草鞋在民国时期就小有名气了。人们不知他的真名，只知他姓李，都叫他李草鞋。他打的草鞋结实，又合脚，很受脚夫的青睐。要想买到伯父打的草鞋，得先付定金，否则是买不到的。有的脚夫怕接不上趟，不是一双一双地买，而是一排一排地买。有了伯父的手艺，家里就不愁没银子进。一家子都围着伯父转，要么搓索子，要么捶稻草……伯父整天价日地坐在草鞋架上编织一双双草鞋。伯父手脚麻利，一天能编上十双八双，可满足不了脚夫们的需求。那时没公路，土里长不出来的，都要脚夫背进来。脚夫挺多的，山道上随时听得到打杵敲击石板的声音，他们息脚时排遣疲劳悠长的吆喝声在山峦间久久地回荡。他们长途跋涉，一个来回往往五六天，不穿合脚的草鞋又费力又坏脚。伯父的草鞋成了抢手货，起初是交了定金才买得到草鞋，伯父挺守信，交定金的一定留着。可一来二往，大家都熟识了，规矩不管用了，全凭手脚快，钱一扔，不由分说就将草鞋拿走了。交了定金买不到草鞋，伯父自然少不了受埋怨。伯父索性不收定金，干脆来个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他们穿着伯父编织的草鞋翻山越岭，过秀山，走彭水，也顺路捎来一些便宜货，一家人吃的巴盐，用的洋火，洋瓷盆等东西，也少花了些现大洋。伯父靠编草鞋攒钱置办了田土，要不是被抓壮丁间断十来年，土改时准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

我是穿伯父打的草鞋长大的。他还许诺给我打几双青麻草鞋，可一直未能如愿。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那时冒犯了他，思来想去，可能是六一儿童节得罪了他。父亲说，不让街上的人给乡下的娃儿看扁了，弄双泡沫凉鞋穿起才像过节的样子。穿着泡沫凉鞋，别提有多高兴了，又蹦又跳地跑到老屋去显摆。起初，伯父还与我高兴地搭讪，看到我穿了一双泡沫凉鞋脸刷地阴了下来。他问我烧脚不。我说泡沫凉鞋软和。他不言语了。过了会，他叫伯母给了我两块钱和半斤粮票，叮嘱我喝了生水一定要吃两颗大蒜。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打青麻草鞋的事了。我也问过几回，他或说青麻没长好，或说小娃娃穿不得麻草鞋，轻描淡写地搪塞我。我没半点怨言，只怪自己福分太浅。据父亲说，伯父不轻易给别人打青麻草鞋，在他的记忆中也只有那么两三次：一次是送给土改工作队的张同志，一次是专门给考上大学的小山打的，还有一次好像送给一位当了工人的脚夫。我上大学时，照说他该给我打一双青麻草鞋，不巧在我上大学前两个月他去世了。临终前他老是念叨我，那时我正在高考场上为功名利绿奋力拼搏，跑到县城给我送信的人徒然而返。伯父一直没闭上眼睛，是父亲用手掌硬生生地将他的眼皮抹拢的。可我坚信，伯父会原谅我的，因为我是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光耀了家族的门庭。但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伯父。上大学时，我跪在伯父坟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伯父的坟头上已长出了嫩绿，在亮晃晃的阳光里轻轻地抖动。我明白他的心意，他一直想将衣钵传给我。我不可能接受他的衣钵，只得含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中秋节的怀念如浓重的月色，我深情地给天之骄子们说起了伯父。我说了伯父对我的细心呵护；说了伯父打草鞋手艺精湛；说了伯父在江湖上人缘很好；说了伯父想把衣钵传给我，——我怕同学们笑话我大谈特谈一个名见经传的山村老头。一位哲学系的男生，戴着一副啤酒瓶底似的眼镜，将话筒伸到我的鼻子底下，问我如果得到了伯父的衣钵怎么办。我不假思索随口便答，办一个草鞋厂，产品销往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搭建一个国际性的销售网络平台，让“李草鞋”成为世界名牌产品。我赢得一阵如潮的掌声。外语系那朵公认的“系花”，洋味十足地向飘来，俨然一位藐视一切的女老板，以商谈买卖的口吻用外语与我攀谈。我一下慌了神，只觉得脸火燎燎的，用生涩的外语跟她搭讪。要不是别的同学也来问话，才让我摆脱了尴尬的境地。一时间，我在学校有了名气，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李草鞋。本来我应该避讳，因为那是伯父在江湖上的名分。我想绕道走，不理会他们。可他们却把我堵在路上，要我讲一讲伯父的轶闻趣事，尤其是那些好奇心强的女生把我弄得很狼狈。中文系的一位女生纠缠了我一周多，全是有关伯父的那些事，同学们还误认为我们在谈情说爱。室友们硬逼着我介绍博得美女欢心的经验，不说罚喝三碗冷水。我哪里说得出，喝吧，三碗冷水灌下去，肚里咕噜噜一阵叫；不喝不行呀，几个彪形大汉按着硬往嘴里倒；只好胡乱编一些故事情节逗他们开心，可露出破绽也一样被罚；那些日子，回寝室就如同闯魔窟。等她那篇题为《伯父》的散文在都市晚报上发表后，才真相大白，但为时已晚，我不知喝下了多少方自来水。那篇散文写得很好，文笔细腻，非常感人，她将伯父写成一位充满生活热情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她笔下的伯父与我的伯父的形象相去甚远，其实只是把伯父在江湖上的名号——“李草鞋”写在她的文章里罢了。但我还是很欣慰，因为伯父在江湖上的名号能在充满文明气息的都市晚报上散发油墨的芳香。我也不把大伙叫我李草鞋当回事了。我就全当他们在叫伯父。甚至觉得自己是伯父的替身。这样的感觉在伯父去世时就有了。那以后，我总是处于亢奋状态，仿佛获得了新生似的。有点像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伯父将能量输送给了我，自己却因内力耗尽而身亡。

诸葛教授的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手舞足蹈地讲解遗传学，我不自觉地联想到了我和伯父的基因关系，恍惚觉得坐在教室里的是伯父，而不是我。我俨然看到伯父皱紧眉头思考二十世纪的生物工程。但我不是克隆人，我是父亲的儿子。虽然在同学们眼里我是李草鞋，但不配上李草鞋的名号。我本该写个告示张贴在学校墙报的广告栏，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说明。

伯父使用过的东西，我都十分珍爱，他捶草的石墩我尤其喜爱。伯父去世后，我叫上牛崽帮忙把它从老屋搬到我的家。我用它压住从小学到高中的课本，卷边的书页被压得平展展的，一本本课本熨贴了，至今仍叠放在家里那张宽大的梨木大方桌上，从未受到虫子的糟蹋。

那石墩光滑润亮，好似一块朋大无比的玉石，用手掌触摸便觉幽幽凉意透过手背。伯父说，那石墩是一位好石匠选的料，整整花了三天的功夫才凿成。石块非常坚硬，凿子凿过，火花直冒，只划出了一条白道，凿尖却迸落了一块；石匠的二十四根凿子全秃了头，弄得石匠花一天的功夫重新煅打凿子。石匠年过半百，也算见多识广了，从没碰到这等怪事。伯父本想多拿些大洋补偿，石匠却死活也不肯要。他说，手艺人讲信实，不能太贪，贪了便宜不会有好下场。伯父常常念叨石匠的话，其实那也是他一生奉行的准则。

伯父一辈子在那块石墩上捶打稻草，石墩没迸落，没开裂，只是被磨得十分润滑，透出暗褐色的光亮。伯父上了年岁后，稻草多了就打不动，只得叫堂兄抡起那把十几斤重的大木锤捶打。木锤与石墩撞击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对面的山腹里回响，石墩仍安然无恙。伯父的嘴里喷出细密的雨雾，仿佛冥冥神谕，在空气中漫漫洒落，轻轻地附在稻草上，稻草的茎叶变得格外柔和，再重的木锤也捶捣不烂。伯父不停地翻着稻草，抖落坏叶和藏匿在草中的泥尘，或将稗草剔出，经过反复捶打，剩下的全是金黄亮色的稻草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在石墩上捶打的稻草编织的草鞋，有别于其他草鞋。伯父常说那是块神石，但绝对没有卖弄的意思，而是对石墩的牢实言不由衷的赞许。我猜想那或许是天空飞落的陨石。如果它是真是陨石，经过厚厚的大气层的磨损和煅烧，仍有那般大，可想而知，它从星体上分离时一定是一块庞大的石

块，剩下的就是牢实的精华了。我担心石墩会飞离地球，像陨石一样飞向别的星体。我曾在梦里看见石墩像一只鸟飞向了的夜空，伯父跪在桂花树前嚎啕大哭，我也动情地流下了泪水。我专门拍电报询问了石墩的去向（这一举动叫外人知晓，绝对要笑落牙齿），父亲正儿八经回了电报，说石墩在梨木大方桌上纹丝未动，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小时候，我常同牛崽争夺石墩。我俩叔侄的光屁股在光滑的石墩上滑动，势均力敌，我就瞅准机会在他腋窝搔痒，他咯咯一笑，便从上石墩滑落到地。我独自坐在上面，高昂着头，像占领了无名高地的将军似地神气十足。对他的反攻我也做好了准备，只要往他的光屁股上摁上一爪，他就哇地哭起来，一头投到伯父的怀里寻找支援，但伯父没有责怪我，只是抿嘴笑了。伯父的纵容，使我在与胆小的牛崽的较量中经常占上风。牛崽只有在我离开老屋后，才能尽兴地玩石墩。夏日里，光屁股贴着石墩的确舒适，只觉一股凉幽幽的气流透过皮肉，传遍全身的神经末梢，仿佛置身于凉风习习的山洞。石墩用来捶打稻草那一面，被稻叶割裂和摩擦得非常光滑，像一面镜子，——从那里面我能看到了牛崽委屈的模样，心里不由生出得意之情。我还看到伯父长着老人斑的脸，慈爱地注视着我。恍惚间，一位白髯老翁飘然而至，一闪即逝，我认不准他是谁，——是升天的伯父？还是神灵？我期望从“镜子”里窥探未来的景象，可映照到我脑子幕墙上全是一件件回味无穷的往事——

桑蹚垇没人不知晓伯父当过国民党的兵。那年，他险些被戴了高帽子，幸亏贫宣队小俞同志的父亲是当年的脚夫，穿过伯父打的草鞋，跟伯父交情甚厚，证明他根正身红，才没卷进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政治运动的浊浪里。父亲却深受其害，他是有望吃皇粮的，可因受伯父的牵连而被打入另册。但父亲从未埋怨过伯父，因为伯父也是身不由已。他是国民党部队从小镇路过时顺便抓走的。当时，他还在为一双草鞋能多卖几文钱而讨价还价。伯父被抓走后，家里的生活越加困难了。父亲也离开了私塾学堂，跟二伯父三伯父干起了打草鞋的活，可他们打的草鞋比不了伯父的打的草鞋，很难卖出去，他们只好去当脚夫，三伯父便是在背巴盐的途中被洪水卷走的。

伯父有许多无人知晓的隐秘，连我父亲也不晓得。他抽过大烟，还逛过妓院。记不得是他告诉我的，还是我从石墩的“镜子”里窥探到的。他逛妓院是排长带着去的。他这个桑蹚垇村里野夫，不知那灯火辉煌，闹闹嚷嚷的去处就是妓院，懵懵懂懂撞了进去。一群油头粉面的妇人，娇声娇气围了上来，揽腰，抱脖子，扳臂膀，——他哪里受得了，臊得脸上像着了火似的，脑壳里全是稀泥，昏噩噩的，任由那些妇人拉来扯去，晕头晕脑过了一宿。那次他差点病倒了，要不是身体结实真是难以挺过来。他再不敢跟排长去了，即使磨不过排长的情面，去了也只是蹲守门外。排长终究没有躲过劫数，染上了痛苦不堪的花柳病。他害怕了，终日捏着那东西忧心忡忡。排长再也不能带兵打仗了，被换了下来。新上任的排长起初并不在意伯父，士兵没鞋穿了，急得排长团团转，他又重新得到器重。伯父所在部队是杂牌军，长年累月缺军需少军饷。伯父的手艺很实用，连团长常识他，还把他调到团部搞后勤。他就是那时抽上大烟的。他为人忠厚，团长信实他，常叫他给团长、团长太太烧烟，不时偷偷吸上一口两口。据他说，吸一口大烟特别特别舒服。幸亏他没侍奉团长几天，要不然也成了鸦片鬼。我还很小时伯父就叮嘱我不要吸大烟，好像他深受其害似的。我问伯父，大烟有多大？他回答不了，嘴里咬着铜烟嘴，以困惑的目光望着我。在我的记忆里，伯父最大的兴趣就是用嘴衔着长长的烟杆抽烟。烟锅拳头般大小，三尺长的竹烟杆，短节子的，伯父找了三块竹林才寻到的。我能记事时，他烧的烟杆也有些年头了，烟杆被烟汁浸洇得黄中夹红，光滑透亮，俨然一件古玩。伯父卷烟时剔下的烟骨头从不丢掉，别人扔下的他也捡拾起来，缺烟叶时，他就把烟骨头摁到烟锅里，烧出呛人的烟雾。我将耳朵贴近烟杆，感觉有一条蛇在里面爬来爬去，咕噜咕噜直叫，很像伯父睡着的呼噜声。我挨着伯父睡过一夜，他那鼻孔老是咕噜咕噜地叫，闹得我一宿也没合眼。伯父抽烟时，我就躲得远远的，生怕听到咕噜声响，也不敢触摸他的烟杆。堂兄却特别喜欢，经常饶有兴趣地摆弄伯父遗留下来的烟杆，好像那是一件镇家之宝。

伯父说他打过日本鬼子。我问他打死了几百个日本鬼子。他没回答我，扇起大巴掌，将嗡嗡直叫的蚊子驱赶开了。一只蚊子还是牢牢地扎在他的脚背上，贪婪地吮吸他的血液。 他抡巴掌狠狠地拍打下去，——那种心情与当年中国人痛恨日本鬼子差不多，——血液从手掌的缝里溅了出来。他们部队北上抗日，坐了几天船，又坐了同几天车，不巧碰上谪系，被强行撵下了车。一个个对着绝尘而去的车直骂娘，骂完了只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前挪。伯父却想走路，船里、车里都闷得慌，若再坐上几天车，他没准要病倒。二十天后，他们到了一个村庄，驻扎下来后再没挪过地，直到被共产党的部队打垮。

这一回伯父不干其他杂务了，专门住在一家农户里打草鞋。士兵们没鞋穿是常事，光着脚板走上几天弄得血淋淋的，疼得边咧着嘴呻吟边骂娘。那家农户只住他一个当兵的，这样的待遇排长也没有。他的活够苦的，白天干一整天，夜里还得干上大半夜，吃饭喝水都在草鞋架上。我那从未见面的姥爷姥姥见了也心疼，每天都叫闺女煮一碗荷包蛋给他送去。团长玩笑说，他们像疼女婿那样疼他。玩笑触动了两位老人的心思。他们就一个闺女，已过二八年华，早想寻个忠实可靠的小伙子做女婿，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两位老人早已把他当女婿了。姑娘每日给他端水送饭，日渐有了感情，当父母征询她时，她却羞涩得红到了耳根。二老懂得她的心意，给团长说了，团长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并主动要求当媒人。二老择了个黄道吉日，给他们完了婚。那一夜，士兵闹了一整夜，伯父也陪着他们喝了一夜的酒。

然而战火还是点燃了平静的村庄。战斗是在清早打响的，当官当兵的穿着裤衩从被窝撵了出来，赤裸着上身慌忙上阵。傍晚都还说共军离村庄还有一百多公里，只是有进攻的迹象，不想天刚蒙蒙亮，子弹就在村庄上空啾啾直叫，真是神了！雾很浓，看不见人影，只见机枪吐出凶猛的火舌，哒哒哒的叫声让人的脚根发麻。伯父当了几年兵，却还是头回听到枪响，不由心里发毛，面带惊恐之色，反倒是我那不曾相识的伯母给他打气，但他还是不能镇静下来，六神无主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起初，他们依仗地势负隅顽抗，可他们哪是解放军的对手，解放军很快占据了上风，防线被撕得七零八落，冲杀声四面八方震响。伯母催促他尽快逃离村庄 ，他不肯。解放军的冲杀声直奔团部，伯母一再相催，他才弯腰亲了亲刚满半岁儿子的小脸蛋，含着泪水离开了。走时，只拿走了一根檀香木草鞋棒。他借浓雾的遮掩，左躲右避才跑出了村庄。这时，枪声渐渐稀疏，浓雾已散去。他蓦然回过头去，透过树叶的缝隙看到那熟悉的屋顶，不由潸然泪下，脚步却快了许多。他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终生之别。

他回到桑蹚垇后，祖母再也不让他走了。当时祖母已年近花甲，他不忍心让老母亲伤心，留在了祖母身边，但心里始终牵挂着远方的亲人。祖母为了拴住他的心，便托媒人给他相了一门亲事，对方听说是大名鼎鼎的李草鞋，满口应承。这一年全国解放了，远方的伯母写信来叫伯父去。伯父读信后，三天三夜没吃饭。他后悔回了桑蹚垇，后悔答应给他相亲，后悔让伯母生下堂兄。他真的无法给远方的伯母交代清楚，他没敢回信，让她以为他在逃跑中死了，或是过了台湾。伯父不愿想这事，一想这事脑壳就喳喳地痛，像用斧头往里劈。可他又存有一种希冀，或许远方的儿子继承了父业。他猜想她会叫儿子打草鞋的，因为他留下了一架檀香木草鞋架。桑蹚垇的人都晓得他有个北方儿子。所以，每当他面向北方呆立时，便知道他在思念北方的儿子，那沮丧的样子如同挂在梁挑上的在冷风中呜呜直叫的草鞋架。

伯父嘱咐过我，一定要找到北方的堂兄。但他没告诉我堂兄的名字，因为他已记不得堂兄的名字了，那个村庄的名他也不记准了。我无法实现伯父的心愿，只得面向北方问候和祝福。梦中，我好似看见了远方的伯母和堂兄，堂兄酷似伯父，端坐在檀香木草鞋架上专心地编织着草鞋——

伯父的坟头开满了淡紫色的喇叭花，俨然他慈祥的笑脸，好似他乐呵呵的笑声。如歌。如霞。如灿烂的岁月。如自鸣得意的花环。如连绵不绝的子孙。在雨露的濡湿下，尽情地绽开，展露亮丽和富有生机的部分。不知哪一朵是那远方的堂兄，我真想同他促膝长谈。我多么想将花朵摘下，编织永恒的花环，戴着它，满街地跑，满世界地跑。可我没有，因为那是伯父的心血。

老屋的柱子风空了，用手一拍，破竹篙似的声响撕开了发霉空气，雕花的窗格上残存的沾有尘埃的纸片习习颤动。伯母的三寸金莲已站不稳身子了，她的眼睛老得黄豆般大小，混浊无光。可她还认得我，她那温暖的怀抱曾经是我和牛崽争抢的地方。她颤悠悠地伸出手来，枯藤般的手指摩挲我的额头和脸颊。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我也老了，皱纹或深或浅地显露出来。我还记得伯母给我和牛崽剥洋芋的情景，——她一把抓起烧熟的滚烫的洋芋，轻轻一拍，沾在洋芋皮上的土灰刷地掉落，只用指甲一拈，烧烂的皮就脱落了，露出黄灿灿的肉来，腾起的热气散发出清爽的气味。伯母扳下一块一块的洋芋肉，给我和牛崽一人一口地喂。有一次，我贪吃，不慎咬着了她的手指，她先嗔了我一眼，后又嘿嘿地笑了。伯母有福份，她以勤俭，善良赢得了伯父的信任，与伯父厮守了一辈子。

我曾经提醒堂兄将草鞋架挂矮些，可他不听。我每次从老屋路过，好似听见伯父在嘀咕。堂兄不信，他说那是老母虫在啃草鞋架。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伯父模仿排长的手表发出的嘀哒声。他羡慕排长手腕上那洋玩意儿，排长也不含糊，嗒地从手腕上退下，戴在他的手上。可不知为啥，那洋玩意闹得他整宿都没睡着。伯父生前肯定想戴手表，可不见哪个庄稼汉戴手表。现在可不一样了，牛崽戴着，桑蹚垇的人都戴着。然而穿草鞋的传统却没了，小伙子全都兴起了穿皮鞋。反而读过大学的我，厌恶穿皮鞋，喜欢穿草鞋，尤其是大热天，穿了皮鞋，一双脚就像在锅里蒸煮那般难受。然而这样的嗜好却被世人年所嘲笑，世俗的目光像挺脚的石块让人难以开步走路。伯父的话语如犹在耳，我感觉仿佛被神符护佑，经风雨，受煎熬，度关碍，仍旧安然如恙。

难怪堂兄不爱拾掇伯父的宝贝，毫不在乎地乱丢乱扔。那一年，他五十块钱就将伯父冒死带回来的檀香木草鞋棒卖掉了。檀香木草鞋棒像击鼓传花一样很快被十个买主买走，我追踪了整整十个月，才从第十个买主那里花了五百块钱买回来。檀香木草鞋棒的失而复得让我兴奋不已，不是因为檀香木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与那位远方的堂兄相认的信物。可堂兄说我是傻瓜，老人过世了，多花那么多钱买回来有什么用。牛崽的话更怪异了，他说，祖父去了台湾就好了。这也不能怪牛崽，好多人都想一觉醒来就有了海外关系。远的不说，对面山上的杨家坪，有一家人，往常吃了上顿无下顿。一天，突然一个台湾老头千里迢迢回到故里，他妹妹竟然是被子女们嫌弃的瞎老太婆。老头一手扔下五十万，叮嘱她的儿女们想方设法治好她的眼疾。老太婆的眼疾没能治好，一家人却转了好运。他们举家迁到县城，修了五层亮闪闪的砖房，还开了两个店铺。这才叫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谁都想做这样的梦。说不准那个远方堂兄的儿女也在做这样的梦，因为他们真以为祖父去了台湾。

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伯父心酸的经历竟然成了下代人的假想和奢望。我摩挲着捶打稻草的石墩，擦去存积在它上面的尘埃，想从“镜子”里回望过去痛快的日子，甚至回到天真幼稚的童年。我依稀看到伯父的神情依旧，温和地微笑着，仿佛要告诫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