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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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奎(土家族)
何老师的笑容永远在我的记忆里绽放。
何老师笑得是那样的自然，是那样的温和，绝不是皮笑肉不笑，他的笑皮不动肉也不动，仿佛就是一幅笑容可掬的肖像画挂在我的眼前，一成不变，风吹不走，雨淋不掉，火烧不烂。他上课在笑，下课在笑，吃饭在笑，做事在笑，说话在笑，缄口不言在笑，只是不知他睡觉笑不笑。他的笑容像花儿一样在所有人面前开放，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得势或落魄。我会以为他家里天天有喜事，刻刻有喜事，事事皆是喜事。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忧伤为何物，郁闷为何物，痛苦为何物，悲慽为何物。他的脸因笑而生，他的面皮，他的面部肌肉，他的毛孔，长不出愤怒的表情，也生不出凶恶的面相。
我不会忘记何老师那几道抬头纹，又深又粗，横亘在他宽宽的额头上，好像高在云天的梯田，栽种着永不枯萎的笑意。他的抬头纹没有弯曲，那不是思索的抬头纹，不是叫人一看就深不可测的抬头纹，而是直直的，就像用直尺靠着划上去的，非常地简单，浅显易懂，一看见就能感觉得到他的微笑，这是笑容的最常见的表现，犹如给人画相需要打上底色，抬头纹就是他笑容的底色。他的笑容在笑尾纹上淋漓尽致地表现，虽说那神在眼里，可这儿却是浓墨重彩之处。眼角的笑尾纹像龙爪菊在艳丽的秋阳照耀下，尽情地舒展开一缕缕喜气袭人的花瓣。几十年了，何老师的容颜已被时间的泡沫淹没，但他的笑尾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像鲜花一样亮丽。
笑好啊，常言说，鬼都不打笑脸人。何老师就是凭借他的笑容赢得了学生及家长的喜欢，深受革命群众的理解和宽容。何老师政治成分可不好哟，他出身地主家庭。可他几乎没有受到政治波浪的冲击，没有被无产阶级专政过。也许有人要责难荆竹大队的革命群众政治觉悟不高，一个名符其实的地主安然无恙，居然还要让剥削阶级继续毒害革命后代。可他随时笑脸相迎，说话又谦和，他的身上找不到半点剥削阶级的迹印。他教书完全是照本宣科，绝对没传播剥削阶级的流毒。质朴善良的村民是值得信赖的，他们对何老师没过歹意，使得一个地主出身的人，平安无事地教书，悠然自得地过日子。倒是我咪舅舅对何老师动过粗。但理不在咪舅舅那儿，表哥表妹们读书一直没交书学费。何老师上门去询问书学费，他一开口，咪舅舅的拳头直奔他面门而来，要不是何老师闪躲及时，定当满脸鲜血。咪舅舅的拳头擦面而过，指甲在何老师的脸面上划了一道小口子。何老师没还手，也没跟咪舅舅理论，忍气吞声地走了。如果真正用武力解决，咪舅舅绝不是何老师的对手，何老师比咪舅舅高大，听说还练过武打，单手能举三百来斤，他真要动手还击，咪舅舅不堪一击。可何老师选择了忍让，而且一直不与人言说此事。要是咪舅舅的动粗算得上实施无产阶级革命暴力的话，那是何老师在荆竹坝教书期间受到的唯一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咪舅舅也没有政治意图，内心没有加害何老师的想法，只是赖着不交书学费罢了。表哥表妹读书一直没交书学费，何老师用自己的工资抵扣。如此这般，咪舅舅当然不好意思再找事端。可以说，他的笑容让他避开了风浪，免受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地主的笑容是为贫下中农开放的，他面对的家长全是贫下中农，学生也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的后代。
我被何老师的笑容深深地吸引。我本来还未满上学的年龄，是他和蔼可亲的笑容让我缠着他要去读书。何老师竟然答应收下我。我其实早就是他的学生了，一个不交学费的学生。我还在呀呀学语时，姐姐就背着我去了学校。他名义上不是我的老师，却履行着老师的职责和义务，而且做的是幼儿老师做的事情。他关心着我的冷暖，监管着我的吃喝拉撒。我跟着姐姐到学校，我哪儿把教室当着一回事，想哭就哭，想闹就闹，何老师没对我瞪眼睛，更没大着声喝斥我。我得寸进尺，意然将教室当着茅坑，鬼鬼祟祟蹲下身子，肆无忌惮地将大便排在了桌子底下。教室里瞬间弥漫着浓烈的粪臭味，臭得哥哥姐姐们有的捏着鼻子，有的将鼻子藏在衣襟里，有的将书本扇得哗哗直响，弄得姐姐十分尴尬，羞得满脸涨红。何老师只好暂停讲课，从火膛里撮了一铲木灰盖在粪便上，又用扫帚扫进铁铲，倒在了藤蔓满架子攀爬的荒瓜脚边。他的鼻子抗臭能力不比掏粪工差，我的粪臭味对他鼻子没形成杀伤力，不见他有任何反应，还笑吟吟地哄着我，生怕我哭闹起来。背着弟弟妹妹上学又不只姐姐一人，大人都得上坡干活，干活才有工分，有了工分才分得到口粮。大人也不图儿女们上学能识多少字，只要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有人哄着，不遭风吹雨淋，不冷着饿着，不受豹子豺狗的伤害。他们跟我一样随心所欲地哭闹，也毫无顾忌地拉屎拉尿。何老师给像我一样大的小娃娃掏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笑容依旧。他哪儿是教书先生，分明就是保姆，全荆竹大队的保姆，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小娃娃，过不了几年便是他名正言顺的学生了。我跟别的小娃娃所不同的是，何老师教课文或教生字，我就煞有介事地跟着哥哥姐姐们读，我的声音虽然混杂其中，但何老师看见我的小嘴张得大大的，也能分辨得出我稚嫩的声音。我觉察到他看了我一眼，眼角的笑尾纹花朵一样好看。
我入了学，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更加明确了。何老师还将两位表哥招进了学校，王奎也入学了。他长我一岁多，竟然阴差阳错一起入学，嘎婆的一句玩笑话谶语一样灵验。一碰面，就是一场争锋相对的打豆腐干大比拼。两位表哥肯定是站在我这方的，除了不断给我出谋划策，还暗暗向我输送弹药。我比他小一岁，力量明显处于下风，别个单手一扬，用力向下一掼，手中的豆腐干像一枚重磅炸弹，只听得啪地一声响，精准地落下，直炸得我的豆腐干弹跳、翻滚，仿佛一股劲风吹过，灰尘腾起，一旁的枯草叶、纸屑被卷到了一边。我只能耍些小伎俩，或飘或挑或削，虽然偶尔得手，但远不及他重型轰炸那样直接、精准。几个回合下来，我的豆腐干被他全数收缴，还搭上了表哥们的秘密武器。炸豆腐干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我向他炫耀毛主席像章。我喜欢收集毛主席像章，大小不论，有纽扣大小的，有酥食饼大小的，在同龄人中我的毛主席像章算齐全的，有毛主席头像，有毛主席半身像，也有毛主席全身像，毛主席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我将圆圆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闪躲出炫目的光彩，我故意用反光晃他的眼睛。他伸手遮挡，我更加得意，又拿出一块像章，两束反光轮番照射他的脸面。我以为他会生气。我不怕他生气，两位表哥是我的坚强后盾。可他没有生气，从书包里拿一块茶碗口大的像章，冲着我的脸露出不屑一顾之色，意思是说我有这么大的像章吗？我的确没有这么大的像章，可我还是不服气，赌气地对他嚷道，我别冲，我把伯伯那块鼎罐盖大的像章拿来，气死我！我这回拿大了，全中国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像章。他真以为我父亲那儿有鼎罐盖大的像章，没逼我拿出来。要是他真叫拿出来瞧一瞧，我彻底洗白，肯定落个牛逼客的坏名声。我虽然收集那么多的像章，却不抵别人一块，我不得不认输呀。我刚上学时的学习成绩真的羞于启齿，别个王奎一直是领头羊，可我次次在后面赶鸭子。嘎婆要是知道我处处落败，一定很伤心。我可不能装死呀，自个的面子是次要的，可一定为嘎婆争口气啊。说来也非常怪异，嘎婆去世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学习成绩一直飚升，直逼王奎，慢慢地两人的成绩就在仲伯之间了，第一把交椅轮流坐，真道是棋逢对手，学习第一名的争夺充满了浓浓的硝烟味。也许是嘎婆在天有灵，助我一臂之力。她要让她的谶语成为现实，她更不允许自己的外孙子输给别人。
何老师不因我成绩糟糕而歧视，也没因我成绩优异而倍加垂爱。在他的词典里，压根儿就没有批评和表扬这两个词。遇上学生捣蛋或使坏，他连委婉的批评也没有，更没有严厉的喝斥，只有和颜悦色的劝导，他那一丝丝笑尾纹充满了对革命群众后代的浓浓爱意。然而学生往往觉得他软弱可欺，见何老师不责罚，不批评，便肆意妄为，逼迫何老师出招。他被迫无奈，只好杀鸡给猴看，弹压学生们的出格行为。那个鸡就是他的儿子，猴便是所有学生。他的儿子非常配合，也演得十分逼真，他只往儿子的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如果真是练过武打，肯定不敢用力拍打，可他儿子却杀猪般地嚎叫，学生个个脸露惊悚之色。他们父子俩上演的杀鸡给猴看真不愧是场好戏，达到了应有的震慑力度，调皮捣蛋的学生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儿子与我们同班，但在我们面前从未表现出是老师儿子的半点优越感。他显然知道自己是地主的孝子贤孙，不能在革命群众后代面前耀武扬威。父亲的隐忍，低调做人，他早已耳濡目染，从被动接受到积极配合，学得了父亲不少的习性。同学们不避讳他，不疏远他，相处得十分和谐。
我虽然在学校没有受到何老师的责罚，但在父母那儿休想蒙混过关？我害怕笔划多的字，真难记，写错了更是糟糕透顶，母亲可是按笔划进行惩罚，竹枝一条条地打在手掌上，只见乌黑的血痕一道道暴出。我三心二意，不好好地记住，怪得了谁呀。不晓得我的记性哪儿去了，一些简单的字的笔划也记不住。难道那一跤将我的记性也摔掉了呀？可我活过来了，活着就不能装怂，我必须竭尽所能，去完成嘎婆赋予我的使命。我别以为父亲会饶恕我，我的珠算打错了，他的手指照样要扣在我的头皮上，发出咚咚的声响。父亲的身材不高，可手指却很长，弯曲的关节尖尖的，扣上头皮十分地疼。他将在林场会计那儿学得的“三十六天干”教给我，从一加到三十六得数是三个六，六百六十六，又从一减到三十六，刚好归零。这是练习珠算加减法最好的办法，可以将口诀练熟，还能练指法，一个小错不能犯，一犯就原形毕露。父亲不允许闷着打，要唱着口诀了打，而且是口诀和算盘珠子一起落下。加到三十六或减到三十六，结果不对，手指咚地扣下，痛得眼冒金花，可不能哭，没人会同情我，我只得拨好算盘珠子再来，加对了减错了，仍然厄运难逃。我记不得，父亲在我的头皮上扣了多少手指，我才将“三十六天干”练准练熟。父亲这招很管用，珠算加减法的口诀我背得溜溜熟，手法也算快的。我向同学们炫耀我的手艺，我的手指在算盘上跳来舞去，算盘珠子蹦跳着噼啪直响，看得一个个眼花缭乱，啧啧称赞。我不时用得意的眼神去挑衅王奎，他知难地别过脸去。虽然我的头皮一次次挨了父亲的手指扣响，可我在学校也出尽了风头。咪舅舅和王奎的父亲都是生产队的会计，表哥和王奎的珠算比不过我，其他同学自然只有甘拜下风。何老师的笑容里露出了赞许之色，可夸奖的话始终没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我那手艺他也许会，甚至更加熟练。真不知他有多少技艺藏着掖着，他就是有，他也不敢展示。他是地主成分，只能按照教科书依样画葫芦地教学，绝不敢跨过雷池一步。
何老师学识的深浅我至今不明究里。只凭他当了老师这事判断他是否饱读经书实在没有说服力，在他们出来工作时，文化普及程度非常低，凡能识文断字者，或在行政部门供职，或在学校任教。何老师认字发音不是很准，导致我识字这一关没过好，常因读音不准闹了很多笑话，把自己弄得非常地尴尬。也许是何老师切音不准的原因。他识不得拼音，也就不能教我们汉语拼音，无疑给我们识字增加了难度，读音也难免不产生偏差。我真正接触汉语拼音也是进了师范学校以后的事了，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温习，我可是还在启蒙阶段，记住声母、韵母的发音我也很难，边音、鼻音的区别，前卷舌、后卷舌的区别，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这些汉语拼音的难点，更是难上加难了。汉语拼音一直是我的硬伤，打字只得学五笔，记字根，拆字组字，多麻烦，但我愿意受累，因为我用拼音打字半天也弄不好。何老师不能教我汉语拼音，的确给我带来诸多不便，但我不能求全责备。我以为他不想教我们汉语拼音呀，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也弄不懂汉语拼音啊。他们读书识字靠的是汉字切音，有的先生连汉字切音也不会，全凭硬记，汉语拼音直到1958年才在全国推广，他哪儿可能学到汉语拼音呢？我会说，他不会，可以参加培训学习嘛。我说得轻巧。他是村小老师，而且是在非常非常偏僻的村小，培训学习的机会哪会给他呢？学习进步只能属于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哪能让他们这些地主成分的人沾边呢？无产阶级能允许剥削阶级的后代站在讲台上，这是无产阶级的宽宏大量，剥削阶级的后代绝不能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何老师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着风平浪静地教书，平安无事地把日子过下去。
何老师没正儿八经教我们唱过歌，顶多就教过《东方红》，三岁的小娃娃也会唱，哪用他教呢。后来村小来了个民办老师，本村的，姓田，在酉阳师范学校读了两年社来社去，虽说不是公办老师，但他能教拼音，又能他的学生唱歌，我们十分地羡慕，将眼睛贴在门缝看他双手打着拍子，他的学生故意将身子压着门，一丝缝也不留，我们就干脆捅破窗纸，爬在窗格子上往里看。何老师并未因此与田老师生出嫌隙，而是主动与田老师商量，让田老师教我们唱歌。田老师欣然应允，将两个班的学生邀在一起，教了我们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他用毛笔将简谱与歌词一并抄写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哪里识得简谱，只晓得那是阿拉伯数字1、2、3、4、5、6、7，那些音符更是不知何意。田老师简单教我们识了一下简谱，没解释音符的意思，即使解释我们也弄不懂，记几个简谱就把我们的脑壳搞大了，还用汉字标音，嘴里不住念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多来米发梭拉希。他手拿小竹棍打着节拍，领唱一句简谱，又领唱一句歌词。我们是在当学生后，有人第一次这样教唱歌，觉得很新奇，学得很是认真。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伟大领袖毛主席住在那儿，是亿万莘莘学子神往的地方，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是觉得天安门是个非常神圣之处,充满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的祟敬之情。我们唱得特别卖劲，情感十分诚挚，心真的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天安门。
何老师的火铺是我们奋力争夺的地方。在初春或深秋的雨天，荆竹坝的气温很低，家里又没给我们准备火笼，下课了就跑去何老师的火铺上烤火。寒冷的冬天反倒没人争抢火铺的位置，我们自己带了火笼。火铺的空间是有限的，动作稍稍迟缓，就难得挤上火铺，上面早已堆得满满当当。刚要下课那会，一个个的心都跑到火铺上去了，早已做了五十米冲刺的准备，下课铃一响，一个个就直奔火铺。干透的杂木柴噼啪炸响，燃起通红的火苗。何老师从不吝啬干木柴，把火生得大大的，燎人的火苗逼得学生直往后退。一到这个时节，何老师就会准备很多的木柴。他生怕那些穿得单薄学生冷着，上课时看着他们习习地打颤，心里十分不忍，他生起大火，不大一会，就驱走了他们身上的寒冷，欣慰之情在他的笑尾纹里开放。
我应该记得何老师摇铃铛独具特色。下课铃摇得短小精悍，就叮当叮当那么两下，可上课铃摇得十分绵长，清脆的叮当声在荆竹坝的上空响着，传得很远很远，传到了菁菁的山岭，传到了幽幽的河沟，传到水汪汪的稻田，传到了绿油油的苞谷地，墨绿的叶子和嫩黄的芽苗在震颤，聒噪的小鸟也闭住小嘴洗耳恭听……何老师还站在教室门口叮当叮当地摇着，他笑吟吟地看着一个个学生被铃声追赶着跑进教室，直到学生一个不少时，他才停住铃铛。学生跑得再远，来得再迟，他都是笑容相迎。四十年了，许多东西都因时间漂泊而褪色，天空褪了色，大地褪了色，山峦褪了色，板壁褪了色，纸张褪了色，衣服褪了色，头发褪了色，皮肤褪了色，唯有何老师的笑容鲜亮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