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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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的仲夏时节，在忠诚村探访老手艺人编织草鞋，蝉声分别是在树上的，却仿佛是藏匿到自己身上来似的，东一声，西一语，挠在心头上，怎么也捕捉不着。直至见到跟前的老妇人一丝不苟地扯扎着麻绳而响起“滋滋”的声音，终让我心境安静了下来，蝉声也安份了。
编织草鞋的老妇人已上了年岁，很慈祥的面容，安逸着。看她一道道腊黄紧绷的皱纹夹聚而缩蔫在一起的样子，估摸年岁已近80高龄了。老妇人见我到来，只是浅浅一笑，心思还是落在手中的草鞋上。只见她腰身上环着套上象牙形似的棍子的草鞋带（当地方言叫“攀”），手里麻利地搓起根稻草，把捊结实的稻草顺着主骨结进麻底中去……
老妇人编织草鞋的过程很是虔诚，每一道工序都是细致麻利，善始善终。无由来地，感觉她是在做一件尊贵的手工艺品，一丝不苟。看着她的专注，我最终忍不住打破这谧静纯美的织麻声，蹲下来轻声说：“阿婆，你织草鞋很有感情。”老妇人还是浅浅的一笑，没有言语，待她把最后一根稻草结进草鞋后，这才看向我，然后轻言慢语地说：“用麻织成的草鞋是孝鞋，穿着它给先人送终，是一种孝道。”老妇人说着，静默了一下，用如粗麻般爬出皱纹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草鞋，又幽幽地说：“它还会说话呢……”说完，老妇人便不再理我，又开始虔诚地作业了。
草鞋会说话？这话让我心头猛然一震，细细品味，回想起来，10来岁那年，祖父去世，随父母回老家奔丧。繁琐的丧事习俗完毕后，便送祖父的棺木上山。只见身穿长袍头戴冠帽的法师在棺上破碗后，4个体强力壮的抬棺人抓起捆扎着棺木的竹筒一跃而起，风风火火地抬着棺木出门往山上赶，我们穿着草鞋，披麻戴孝跟在棺材后面给祖父送终。来到一小土坡时，几个抬棺人却走不上去，左脚迈出去，右脚又倒退了下来，步屐蹒跚。棺木像悬浮在空中，不舍离去，晃悠踯躅着。随行奔丧有经验的一个亲戚，急忙向我们看来，大喊：“孝子孝孙跪下来，让先人安心离开……”我们一哆嗦，赶紧跪下来磕头，哭喊着抬头时，几个抬棺人已步屐轻盈越过小土坡。那一刻，我年少的心灵，是百感交集的，似乎感触到草鞋里的麻草渗透着我们的孝顺和供奉而让祖父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无声的传递，我分明感受到草鞋是会说话的。
老妇人编织着草鞋，手里是贯注了身心的感情。或许，她编的不是草鞋，而是中华优良传统的美德——孝道，以及一份功德。
蕴藏着织鞋人心血情意的草鞋，穿在孝子的脚上给先人送终，回首往日血浓于水的温馨亲情。冥冥之中，草鞋在传递着彼此的不舍和牵挂。亲情就这样浓浓却渺茫，哀景哀情，都托付在这双素雅的草鞋上。
今年，还是仲夏时节，我又到忠诚村探访民间织鞋人。在村央，见到了较为“年轻”的织鞋人郭卓龙。
郭卓龙是20世纪60年代初生人，奔“六”的农家汉，说他“年轻”，是因为忠诚村还在编织草鞋的五、六个人当中，他年岁最小，其余几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了；而郭卓龙也算是忠诚村最后一辈的织鞋人了，之后，后继无人。没有任何的悬念，10来年后，草鞋的编织手艺就会在忠诚村消失。
忠诚村编织草鞋，源于何时已无可稽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家家户户地挑着草鞋到圩上和周邻的乡镇去卖的。由此可见，编织草鞋，是忠诚村的祖业。郭卓龙说：“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村中的巷子里都是槌打稻草和编织草鞋的村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买双布鞋、凉鞋是件“奢侈品”，草鞋价廉，适合群众消费，特别是上山作业的农人，穿着它轻便、防滑、耐水，利于行走。一双草鞋可穿半个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双草鞋是1角5分到2角；七八十年代是4角至6角一双；90年代升至1元一双，现在是5元一双草鞋了。而随着国富民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90年代后已甚少有人穿草鞋了，即便是上山作业的人家也都已经穿上了“解放鞋”，而现在更是鲜有人再把草鞋作为行走的鞋子穿了，它只用于白事，为去世的亲人送终时才穿上一程。
草鞋的主材料之一是麻，传统的风俗，“麻”代表了孝，“披麻戴孝”就是如此。但是这一习俗也逐渐“淡漠”了，譬如怀集县上坊的乡镇，送葬的路上依然在穿草鞋，但下坊的乡镇不少地方已弃穿草鞋，依旧是日常行走的鞋子，用他们的话说：“心中有孝就行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淘洗，编织草鞋传承后继无人及“心中有孝”的观念会逐步湮灭“草鞋”这一孝道。草鞋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由草鞋衍生的孝义，变得轻描淡写起来，坊镳“挥一挥衣䄂，不带走一片云彩”般洒脱着。
忠诚的草鞋有底无帮，底上有耳，以草绳为攀带趿于脚上。忠诚人编织草鞋先在称为“草鞋耙”的木架上坐下来，把“攀”系于腰间，以便在编织过程中和“草鞋耙”连为一体。然后将麻绳在上了花生油的“草鞋耙”的齿中擦滑，之后把麻来回穿梭在“草鞋耙”的五齿和系在身上的“攀”之间，编织出鞋主骨的“纲”，再拿稻草边搓细边编织入主骨中，后又织皮头编鞋耳。如此一番下来，一双质朴厚实的草鞋就出来了。勤快的织鞋人，一天可编织草鞋8双，平均每双约1小时左右。忠诚草鞋美观耐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人靠织草鞋换来糊口的食材和生活用品，日子过得滋润；80年代初，不少忠诚村民家中买了自行车，踩着自行车把草鞋卖到封开县南封、金装等镇；直到改革开放后，出外劳务的青壮年多了，从事编织草鞋的青年村民越来越少，编织草鞋的传承手艺也就跌宕式断层了。郭卓龙说：“我父亲生于40年代，10来岁开始织草鞋；我出生在60年代，13岁也开始学织草鞋了；而我儿子在80年代末出生，不可能再织草鞋了；更别说孙辈……”同时，由于穿着草鞋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编织草鞋这一行业自然而然为之萎缩，濒临淘汰。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忠诚草鞋的声誉“响当当”。那时候，草鞋普及大众，邻县连山南乡的瑶族穿了忠诚的草鞋，感到舒适耐穿，便请忠诚人到南乡教授他们编织草鞋的技巧。到南乡传技术的忠诚人唯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便在织“纲”这一关键部就留了一手。为此，南乡人编织出的草鞋不如忠诚草鞋结实，南乡人看着一模一样的草鞋，只织不出牢固，只道是自己愚钝。这一时让忠诚村人传为笑话，津津乐道。诚然，忠诚的织鞋人都是磨炼了几十年的光阴才滋养出好手艺的，他们织出的草鞋自是有灵性，别有一番生气风韵了。
在边看郭卓龙编织草鞋，边和他攀谈中，知道3年前见到的织鞋老妇人叫李少英，现在已经有些痴呆，无法再编织草鞋了。我的心陡然酸疼了起来，莫名地哀伤，一如寂然的草鞋，待到送葬人脚上之后被弃之的扼腕无奈。走出郭卓龙的家门，空荡荡的街巷只有阳光在忽浓忽谈着。郭卓龙口中四五十年前满巷槌打稻草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翻滚着，正想感触，却又让骤然而起的蝉鸣给打散了……
这一次采风回来，因得知老妇人李少英的近况，心头无端多了一份扼腕的伤逝。我想，编织草鞋的人，都是心慈面善的好人。他们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只把光阴和心血揉进草鞋中，让生人为逝者献出最后一份孝心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