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

粮食就像空气、阳光、水那样，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

童年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型国营矿区，粮食定量供应，一线工人每月30斤，儿童按年龄段分级供应，经济和生活条件相比当地很多人都好。然而，饥饿感还是天天来袭，它就像是一个魔鬼，每天在纠缠着我们的身体。

每月定量30斤大米还饥肠辘辘，在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30斤大米，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一天有1斤大米做饭下肚，难不成还不饱？当今人家，30斤大米，一家三口一个月都吃不完的家庭多得很，不理解不足为奇。那么，当时何缘会感到饥饿呢？

原来，矿区一线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巨大的身体热量；清淡的伙食，肚里没油水，特别容易肚饥；少吃一口省下来，给亲戚那些嗷嗷待哺的小孩多吃一口；积攒定粮换取粮票寄给远方的父母兄弟姐妹。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各种生活物资短缺。粮食缺乏尤见严重。粮食不得不限购，购粮不得不凭证。即使持有粮簿，也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才能买到粮食。记忆中，那个年代，只有家里米缸装满了米，心里才踏实。

因为粮食的紧缺，家家户户都精打细算，而且各有各的方法。矿上人家为了节省大米，总是把大米和杂粮混着吃。于是就有了米换番薯那种以物易物的交易。那时1斤大米换5斤番薯，背上10斤大米就能换回50斤番薯了。

我们先是在家用竹米升量好大米，背到山那边的一户人家里换番薯。那户人家是没有水田的农户，他们恰好缺的是大米，靠种杂粮换取大米为生。我们走下山坡，趟过小河，再翻上山岭，才能到那户人家里了。每次去换番薯，那户人家都只有一位老公公留守。通常，老公公接过大米，用杆子秤秤了，摆摆手，我们就知道可以爬进他家的那几张床底下了。我们从这张床底爬到那张床底，找粉的、紫的、黄的、红的番薯，找椭圆的、长条的、大个的，小个的番薯，也不知道那户人家哪来的那么多番薯，几张床的底下都是番薯，各色各样的，怎么换也换不尽，倒是我们家的米缸渐渐空了，又要度过一个个番薯多于米饭的日子。

换回来的番薯，也不能想吃就煮，大人总是要节省点下来晒番薯干。那个年代，谁家晒番薯干多，谁家脸上就有光，因为有富余粮食的人家，才有“番薯干”这样的零食。

儿时因为嘴馋，做出许多谎诞的事。譬如，瞒着父母炒米糖。一般是几个小伙伴事先约好，一人负责米，另一人负责糖，再一人就是负责柴火锅炉。三个人最重要的是负责柴火锅炉的那个人了，因为要趁大人不在家时才能烧柴火炒米糖。而负责米和糖的那两个人可随时乘家里人不备，事先悄悄“偷”出米和糖藏好，待机会成熟了，就开始实施米糖的制作。

制作时，一人放哨，站在厨房门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止大人突然回来；一人烧火，蹲在灶口翘着屁股弄柴火，脸红红黑黑的；一人翻炒，手握锅铲不停地在锅上翻米，防止米烧焦了。当听到“啪、啪、啪”的脆响声时，继续翻炒一会后，把准备好的糖倒入锅内的爆米花里。糖遇热即溶化。这时，爆米花与糖糅合在一起，香香甜甜的。三个小伙伴就垂涎欲滴，迫不及待把还未完全成型的炒米糖分别铲放在三块手帕上，不管手帕是脏是净，匆匆忙忙跑到后山的大树下享用。

这事往往十有八九瞒不过父母的。那是因为猴急，来不及清理散落在灶台边的爆米花，这些爆米花自然给父母通风报信。父母不由分说，非打即骂。即便挨打，我们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下次又故伎重演。

其实我们也不单止是炒米糖，还炒黄豆糖，赤水豆糖，绿豆糖，花生糖，但那是少之又少。因为这些不可多得的食材，家里一般都没有，即使有，也被父母作为宝贝锁起来，“偷”不来。

说“偷”，有点不准确，自家人拿自家的东西取就是了，何来偷？但困难时期这可不是随便可取的，因为那是一家人的口粮，得由大人们精打细算才能确保一家人度过艰难的日子。而我们这些小孩想吃点新鲜的，身上又没有零钱，只能独自偷偷摸摸在家里取，这就有了偷的成分在里面。

那个年代，我们除了从家里“偷”点米、豆、糖，手工炒作解解馋外，更多的是把“偷”出来的米，拿到市场上驳（换）点可口的食物，那时好些矿山子弟，一逮到机会就悄悄地从家里“偷”米出来，以米驳（换）发高糍（松篙）、蒸粉、糖瓜头（糖果，把糖和粉人工合成的零食）解馋，甚至把那些能用炭火烤熟吃的番薯、蒜头、白果都不放过。总之，为了吃，我们那些无知的小孩无所不取，哪里能想到父母的良心用苦。

饥饿，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说，从来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他们也从来没有过缺粮的恐慌感。他们的餐桌上，菜多于饭，零食多于主食，很难想象饥荒时，人的那些心境与举止。

   幸好，我们经历过了那些日子后，发自内心对粮食有一种无比的敬畏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