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书法情

我从小习字，爱屋及鸟喜欢了解社会上的书法和书法家，对复旦的书法早就如雷贯耳，知道复旦有很多声名在外的书法大师，如郭绍虞、王蘧常、朱东润、周谷城、伍蠡甫等，甚至还有苏步青，至于知道喻蘅是复旦人是以后的事。我于1978至1982年就读于复旦经济系。出于对复旦书法的关注，进入邯郸路校门时就有左顾右盼地主动品味复旦的书法氛围的习惯，四年下来脑子里积累了一些印象，以至于离开大学数十年仍记忆犹新。

最先品味到也是终身难忘的是复旦的书法大师的书法讲座。记得当时复旦有文史三老：朱东润、周谷城、郭绍虞先生，三位老先生当时都年过八旬，都是著名的书法大师。我有幸聆听了朱东润和周谷城两位老先生的书法讲座，我的记录本上记录了两位大师的书法讲座内容，至今读来仍颇为受益。

朱东润先生的书法讲座大约是81年4月。记得那天大阶梯教室人满为患。朱东润先生说，写好字是件很难的事，他自嘲很笨，二十多岁才下决心练书法，准备花上五十年的时间练好字，前提是假如他自己能活得这么长，但他真的做到了。他强调，写字要有悟性，但好的字的前提是练，除此外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下功夫苦练，数十年如一日，悟性是长年累月的苦练所积累起来的结果。好的字凝炼了岁月的精华，因此笔力厚重，力透纸背，结构张弛有度，宽紧结合。大约二周后，周谷城先生开设了书法讲座，记得他演讲主要围绕着如何分辨字好与差的问题，他认为好的字应该有气势，根据这个标准，他极力推崇毛主席的书法，尤其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书法如他的词一样气势豪迈，笔力雄健，是古今难得的书法精品。此外，他极力推崇华国锋同志的“毛主席纪念堂”题字，认为这六个字极有气魄，也是书法精品。两位大师论字的说法不同，实际上观点一致，一个强调写字的力度，一个强调写字的气势，实际上都强调写字要有功力，而写字的功力是通过字的线条笔画的轻重缓急以及字的布局结构紧凑舒缓而表现现出来的，力和势侧重不同，但功力相同，要求非一日之功，因此两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复旦的教师中藏龙卧虎，除上述三老外，还有许多书法名家。校园大门口有一排专用的公告橱窗，橱窗里经常更换通知（如国定假日休息）、公告（如人员奖罚、人事调动、会议安排）等。彼时没有电脑打印，学校出布告、通知完全是用毛笔写的楷书大字文榜张贴于玻璃橱窗内，由于是的张贴公告，所以书写的文字非常工整，整齐横书，每个字都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准，整幅文告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我在学复旦期间，每次出入校门总对这一排公告橱窗留恋不舍，令我欣赏备至，细细品味难以离开。我曾向一较了解学校情况的同学（他的哥哥在校办工作）打听，才知道这些字大多出于一位叫喻蘅的老师及书画研究会成员的手笔。我此前从各种上海书画展中知道上海有一位叫喻蘅的书画家，由此才知道这位书画大家居然任职于复旦校办秘书，而复旦竟然用一位书画家及其同好们来书写文字公告，不知道这是人才奢侈还是实力展示，反正公告橱窗里的每一个字都体现出一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应有的较高的学术水准和严谨的工作风格，决不粗制滥造，这也是复旦的严肃严谨的校风的体现。我读那些书法文告很是享受，回想起来我曾闹过笑话。一件事是有天下午我路过校门口，在一张当天张贴的公告前独自驻足细品上面的字，不想引来一些不知情的人留步，居然围了一大群，这些人然后没有发现值得关注的东西，摇着头离开了，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人，这些人都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另一件事，我在校园里偶然遇到邻居家的一位女孩，才知道她后我一届进入复旦。我们约定周六下午三点在校门口公告橱窗边汇合一同回家，周日晚上八点半在弄堂口汇合返校。第一次在校门口等候，我依然目不旁视地在看橱窗公告的毛笔字，女孩招呼我，我居然心不在焉，女孩以为我不愿意搭理她，从此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了。

复旦与校外交流频繁，常有名人学者来复旦与学生交流后留下墨宝以书会友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两位名人，一位是赵丹，另一位是红学家邓云乡。

赵丹来复旦演讲大约是1980年的四月份，那天登辉堂挤得人山人海，新闻系学生把这次讲座视作难得的摄影、采访的实习机会。记得赵丹的演讲中穿插举例，自述这次到复旦演讲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而来的，不是来表演的，目的是借此次机会为中国电影奔走呼吁的。正是在这次演讲中，赵丹历数了电影界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次发出“管得太具体，电影没希望”的呐喊，这在当时实属震耳发聩之声。赵丹善书画，学生会请赵丹演讲完后留下墨宝，印象中记得赵丹当场书写了“百花齐放”的横幅，字字生辉，引得登辉堂内学生的热烈鼓掌。大约半年后赵丹去世，不知道这条横幅是否赵丹生前最后的墨宝吗？

正是红学家邓云乡先生的墨宝，牵出了我与他的一段缘分。邓也是著名书法家，他的字古朴中有现代感，线条粗细变化连贯，轻落笔重弯钩，有王羲之的遗风，有一种内在的百看不厌的魔力。当时邓以某学会的名义来复旦开关于古典文学欣赏讲座，课后留下墨宝。巧的是82年我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后升格为电力学院，现又升格为电力大学）管理系任教，看到学校阅览室挂满了邓的书法作品，才想起我留有此人的听课笔记，一打听才知道邓是此校基础部下的语文教研室唯一的教师（我入职的同时学校又为他新增配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女教师做助手），于是邓成为我的一日师兼同事。由此缘分，我们经常在校见面聊上几句。记得当时他无职称，原因一是因为本校是工科专科学校，文革后恢复职称评定要比重点院校晚好几年，我进此校时许多四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老先生只有讲师职称，邓的职称申报肯定要晚几年，而到申报时全市的职称评定工作又突然暂停了。二是本校按照教学系列申报职称，尽管邓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工科学校的语文课很少，他的课时不足，达不到评高级职称指标，邓的职称问题一直挂着。我对此深感不平，按照他的成果和学术影响，即使在复旦评个教授绝无问题。我建议他调动工作，邓先生坦诚说不必了，尽管复旦等学校要调他，但他在此已多年，不影响他出成果。他戏言说，本单位工作就如挣得一张饭票，然后他可以衣食无忧地自由自在地搞学术研究。至于职称有无都无所谓，对出成果没有影响。他如此看淡名利，恰如他的书法一样不张扬中隐含深厚的底蕴。大概1987年寒假过后，我在校园中遇见邓先生，先生微笑着告诉我，他的职称问题解决了，据说是某位人大代表将邓的情况反映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联合学校考核他的学术成果后，作为特例将他直接评为研究员，以避开课时不足和其他考核指标的羁绊。以后遇到邓先生又得知，他有一段时间又担任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此时，我所在的管理系新设有一学年每周四节的《大学语文》课程，邓先生和他的助手同为主讲老师，邓先生有课时了，但对邓先生来说只是教书乐，此为题外话。

复旦的学生中习字研字风气很盛，不仅有学生书画研究会，好像每年都有书法竞赛和书法作品展示，产生了不少佼佼者，我称之为书法达人，其中有两位虽与我素昧生平，但这么多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印象较深。

一个是中文系77届楼鉴明，年纪轻轻的他，字写得笔力劲健、线条流畅，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非常美。据说他曾是沈尹默的关门弟子。楼的字写得好，据说对前来索字的人，不管认识是与否，他都认真对待，从不推辞。我曾见到本班同学收藏有楼的字幅，很是羡慕。以后我从朋友嘴里得知，楼的书画早已走出复旦校园，甚至走出国门扬名日本了。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于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日本创价大学进行中日书道比较研究 ，后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为客座研究员，又获“全日本书道教育联盟”授予的“书学博士”称号。楼于93年42岁时英年早逝，非常可惜，其流传下来的墨宝已成为书法爱好者的收藏热品。

我所佩服的另一位学生书法达人是我们经济系77级的韩云。我未看到过韩师兄的毛笔字作品，但从他的黑板报板书中欣赏到他的字。经济系的黑板报屡获复旦学生黑板报大赛第一名，主要是韩云的功劳。韩云书画俱佳，他书写黑板报的字非常漂亮。我有体会：板书时粉笔与黑板的摩擦大，运笔难掌控，要比毛笔字更难写，而我观赏韩的黑板报书画时，看到他粉笔板书轻盈飘逸，字体流畅，我断定他的毛笔书法功力绝非寻常。他的字配上他的画简直是当时复旦学生黑板报中的一绝。韩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成为名满京城的诗人、画家，2023年12月31日去世，年仅六十七岁，令人扼腕。

再回到我最初听大师们的书法讲座的本意上，那时抱着一种心态，最好听了大师们的一番点拨后突然找到书法的捷径，不用苦练几十年，一夜之间就把自己提升到书法家的水平，当时听完后有点失望。以后逐步体会到大师们没有误我，他们讲的是通往书法技艺的书道。关于书法与书道的概念、内涵说法很多，我倾向于书法与书道是两个概念的说法。书法体现写字的技艺，是用手发挥、用视觉感觉到的。书道是指书法者的精气神、道理修（道德、理念、修养）等，书道是眼睛看不到的，只能用心感悟。复旦的书法家们书法风格各有特点，字体变化层出不穷，但就书道而言，却大体相同。我把我理解的复旦书法大师们的关于书道之言大致归纳如下。一是正心，朱东润、周谷城先生都认为，写字也是做人，所谓“字如其人”，心正字不歪，心不正的人字再好都会被大家看成歪的，为众人所弃。二是静心，写字是一种修养，要有静心，静心写字才能安心做学问，忍得住寂寞，耐得住清冷，才能冷眼看世界，不为一时的世俗浮躁所惑。三是恒心，写字也是件难事，要有恒心坚持数十年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四是身心，写字是一件枯燥事，时间久了会累，要有好的身体和体力，朱东润先生说，写字也是锻炼身体，写字时站立桌旁，凝神运气，心动手动，一两个小时下来犹如打一场太极拳。同时写字也是件枯燥事，日久也会生厌，因此应以愉悦的心情写字，甘之如饴，例如苏轼的书法理念就是“崇尚意趣”。写字要身心投入，才能身心俱有所获。因此，我从复旦的书家达人先生同学的千变万化的字中悟到：书法要讲究书道，书道为本、书法为表，书道是书法的钥匙。

对于绝大多数复旦学人来说，尽管我们每天写字，大多数人既非书家又非达人，难从书法，但认真书写的书道精神却融入于每个学人的治学精神之中。记得我们的《资本论》老师洪远朋先生课堂上曾经说过关于写字的一席话堪称说透了治学中的书道精神。他告诫我们，作为文科生，字未必一定好，但要经得起人家看，因此要字字清晰，一笔一划不能潦草马虎，不能像鬼画符一样难以辨认。他的告诫实际上对理科生同样适用。平心而论，从书法角度看，洪先生的课堂板书并不漂亮，但他的字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一丝不苟，字迹清晰。字如其人，洪先生上课也是认认真真，字字珠玑，谈吐之间皆学问；也如他做学问，也是一丝不苟逻辑严谨，经得起推敲。由此可知，洪先生的治学之道与了复旦的书道精神并行不悖，相融相会。先生的这番话我牢记了几十年，也遵从了几十年。

记得在学那时有几次经过公告橱窗，见到或因玻璃破碎或因漏雨漏风导致张贴的文字通知告示等破烂不堪，如此糟蹋书法，心里非常不好受。现在我已多年未到复旦原校区，不知如今那排张贴公告的橱窗还在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学校出公告、通知等都是通过校网上传播，即使要张贴文字公告，也是电脑打印后张贴，传统的那些书法文告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想来有点失落。喻蘅先生已作古，现在复旦是否还有如当年的喻蘅及其同好们那样的书写文告的书法大家的接班人也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