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天修渠上山

1.

1982年深秋，雨季已过，天气干爽，正是工程施工的好季节，一个同宗的远房堂兄回村招人。堂兄大名东烈，是个包工头，在他老婆的家乡——广东河源黄洞村揽到一项水利工程，需要招一批壮劳力去实施。父亲觉得这是个机会，一来可以让辍学在家的我出去见见世面，二来也好赚点钱给家里过年。那时家中只见分币、角币，难见元币，实在穷。到了过年，那么多头嘴，老的少的，总得添置一件半件新衣服，总得买点糖、买点肉、吃几顿白米饭。俗语说：“过年难，难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说的就是那时的境况。

谁都知道，兴修水利是个重活儿苦活儿累人的活儿，以我16岁的年纪和病后初愈的身体，是不合适去做的。父亲也是没办法，就去找烈兄说情，让他带我走。烈兄常年在外，并不认识我，但对父亲很尊重，见我长得还结实，就答应带去试试。

村中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远房堂兄，一个中年，一个青年，加上我，刚好是中青少三个年龄段。

2.

随着一声爆破炮响，紧张的水利工程正式开挖了。这项工程，是在山上修一条水渠，以便引水灌溉山中的果树和远离水源的农作物。至于水渠到底有多长，最终通向哪个水库，则不得而知。烈兄揽到的任务，是从山脚往山上挖出一条宽度、深度规整的水渠来。他组建的工程队，加上黄洞村的村民，约有四五十人。我们先将人分成四组，一组负责掘土撬石，二组将松动的土石扒上畚箕，三组送土石上平板车，四组将满车的土石运到山下倾倒。

我年少力气小，他们安排我在第四组负责推车。这活儿不累，力气大的工友把舵，我在后面推，舍得用劲就行。但随着水渠越挖越高，这活儿就危险了，不好干了。在山上装的土石，这时不是往前平推，而是要人在后面拉，控制住平板车惯性下滑的速度，既要有手劲，又要用巧劲。控制不好，板车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儿往下冲，人一个劲儿跟着跑，随时都有人仰车翻的危险。而一旦板车脱手，顷刻翻倒的板车很容易伤到周边干活儿的工友。这活儿太刺激了，很有挑战性，我喜欢！工友们觉得危险，想换我做别的，我不乐意。

山上施工最难的是在石头上打炮眼儿。山高石多，挖渠随时会碰到大石头挡道，这个时候一般的长铁钎不管用了，就得打孔填装炸药爆破。这项工作往往是技高力大的陈师傅亲自干。他让一个老成持重的汉子扶稳短钎，他抡起大锤，一锤一锤砸在短钎顶端，铁钎一寸寸往石头里钻。每当这时，大伙会暂停手中活儿，用敬慕的目光欣赏陈师傅抡锤打孔的绝活。唯有我，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师傅一锤下去，打偏落到了扶钎人的手背上，那岂不是非残即伤？

再危险的活儿也得有人干，我也尝试着学习扶钎和打钎。但我扶钎不太稳当，老担心自己的手被砸中，抡锤也往往是高高举起，却不敢用力砸下，总怕砸歪了。试了几回，终因胆子不大、力气不够、打孔不快而浅尝辄止。

3．

工程中最危险的还不是打炮眼，而是点炮爆破。

炮眼按规格大小深浅打好后，就该填药爆破了。炸药是陈师傅自己做的，他把适量的火药粉末倒进特制的筒状油纸里，稍稍压实，插上雷管，接上导火索，一管炸药就成了。工地一般选择在一天要收工的时候去做这件耗时的事。我的任务，常是被派去数百米外的山路两头，拦住过往的山民，告诉他们山上要“打炮”了，让他们等一等。

实施爆破，点炮是关键。陈师傅年纪大，腿脚不灵便，跑不快，他就培养了一个胆大心细的徒弟，和他一起去。他们事先分好工，十个炮眼十管炸药，每人五管，依顺序点着后，快速跑到一处安全地躲避。有时人没跑到位，炮已响，这时只好“抱头鼠窜”，听天由命了。

山上“轰隆隆”一声声炮响，此起彼伏，巨大的石头化作石雨，呈伞状一次次飞起，坠落，噼噼啪啪砸满一地，远的甚至飞到守路口的我们面前。更有一些粗大的石块炸开后滚落下山，惊险无比。

我们揪着心听着炮响，看着石落，仔细数着一响、二响、三响……全炸完了大家才从掩体里跑出来，山上山下一片欢呼声；有时因为有两管甚至是三管炮同时响，数来数去还有炮没有响，这时大家的心全提到嗓子眼儿，互相核对究竟响了多少声。

“打炮”最怕的是出现哑炮。真遇到这种情况难题就来了，要上山查看，炸药随时爆炸，人员难免伤亡；不上山查看，哑炮留在工地像个定时炸弹，始终是个隐患。

有一次，我们数来数去还有一炮没响。大家耐心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动静。无奈，陈师傅决定自己去查看。陈师傅年过半百还未娶妻，没有后顾之忧，他宁愿自己涉险，也不愿意看到年轻人出事。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未炸的炮眼，大伙全悬着心等待结果。一般情况下，如果发现是导火索未燃尽的，够长的就再点燃，不够长的就拔掉作废。如果是那种导火索燃完而未爆炸的，那可要倍加小心了，需要视情形妥善处理。好在那次检查的结果，是他徒弟因为紧张，没点着导火索。陈师傅松了一口气，痛痛快快地把这管炸药重新点燃。随着“轰隆”一声，我们欢天喜地收工了。

每天的午歇和黄昏收工，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光。高强度的劳作，须有充足的伙食供给。工地上饭是管够的，肉菜也很丰盛。干了半天活儿，闻到香喷喷的白米饭和家养山猪肉的味道，简直快活胜神仙。

4.

我在整个工程队年纪最小，大伙都爱亲昵地叫我“小乔”，好像叫着叫着“小乔”就从三国里走出来了，好像叫着叫着工地里就多出了一个名叫“小乔”的女子。大家开心，我也没理由反对。

打工群聚的地方就是个江湖，江湖有江湖的放肆和喜乐，既然大家高兴就让他们叫去好了。但我年纪虽小饭量却不小，可不是娇滴滴的“小乔”能比的。通常情况下，我一餐要吃三大碗饭，大约一斤米的饭量，和壮劳力没什么区别。有一次中午，在工地用餐，一名饭量大的工友挑逗我，要和我比谁吃得多，结果一口气我吃下了五大碗，大家瞠目结舌，对我刮目相看。在工地上，能吃代表你能干，能吃是件光荣的事。

修水利期间，还有更开心的，那就是每个周末铁定的一次加菜。每到这时，作为包工头的烈兄很慷慨，会在村里买一头百来斤的活猪犒劳辛苦一周的工友们。大家自己动手，杀猪，剁肉，烧火，炖肉。小伙子们此时个个卖力，不是因为加菜，而是有了亲近厨娘、在美花姑娘面前献殷勤的机会。美花则在胸前系条碎花围裙，主勺红焖山猪肉。只见她挥动锅铲，左翻右炒，前倾后翘，修长的腰身上长长的辫子不停摇晃，远看近瞧，都生动极了。美人与美味同在，工友们开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呼快哉。

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是早上天未亮就要起床。年轻人本来贪睡，如今白天累得腰酸背痛，晚上个个睡得像死猪，一大早天寒地冻的谁都不愿意起床。但哨声就是命令，哨子一吹，喇叭音乐一响，由不得你赖床。

大家摸黑穿衣，下楼，就着煤油灯拿碗筷打饭，风卷残云般吃饭。这个过程，紧张而有序，却不多说话，更不说不吉利的话，最怕听到碗碟不小心落地破碎的声音。做工程的都相信，早晨管一天，就像大年初一管一年的运气。如果早晨无事，就一天无事，如果早晨碗破碟碎，则当天有可能发生流血事故。因此，谁粗手笨脚打烂了碗碟，就犯了众忌，大家这一天都得小心翼翼，不得开怀。这个习惯，让每天早晨蒙上了浓重的色彩，就像出海的渔民要祭海，舞狮的艺人要拜祖师爷，工地出工的早上不能有意外。

这个习惯，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几十年。直到现在，清晨上班赶时间要忙而不乱，仍是我的心理底线。如果不小心东西掉落地，那路上开车我一定会加倍小心。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但这种心理作用没什么坏处。小心驶得万年船，意外无处不在，人活着不易。

5.

大概到了离春节只有十天的时候，经过三个多月的连续奋战，我们负责的工程按时完工。烈兄按岗定薪、按劳分配，及时给大伙结了全部工资。我自然是最少的，但也有一百多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平均一个月接近四十元，比村里老师的工资还要高。我开心极了，这是我人生中赚到的第一笔钱啊！

告别生活了100天的小山村，我们一行启程回家了。途中依然要在惠州转车，作短暂停留。我们趁这个间隙，跑到车站附近的商铺逛了逛。城市的商铺琳琅满目，什么物什都有，就是太贵，我舍不得买。最后发现一把天蓝色做底、粉红色花边的小雨伞非常漂亮，就买了下来，回家送给了才11岁的小妹。那时雨伞在农村是稀罕物，何况这么艳丽的小花伞，小妹视若珍宝，至今忆起仍是美滋滋的。剩下的钱我全交给了父亲。父亲紧锁的愁眉舒展开来：家里终于有笔钱过个踏实年了。

而正值年少心高的我，并不热衷于打工赚钱。我在意的，是第一次出远门，让我见了世面，打开了一扇心窗，100天高强度的修渠劳作，让我挺了过来，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有力量了。我的心变得躁动和不安分。我不愿再守在农村，走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我要走出去，去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哪怕前路崎岖，布满荆棘，我也要用修渠上山的精神，一锹一锹挖掘向前，一步一步不断向上。

4个月后，步入17岁的我瞒着家人，独闯广州、韶关、佛山、深圳特区，在20天饥饿与困顿交集、生存与死亡擦肩的流浪中经受风雨的洗礼。10个月后，我应征入伍，到了上川岛，而后去了海南岛，在火热的军营里，去接受更为严酷的训练……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在云谲波诡的海浪中，越漂越远。

（原载2019年第10期《散文选刊》（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