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代课教师生涯

1.

我当教师，纯属意外！

我一共上了不到七年学，初中还没毕业，就因故辍学离开了校园，怎么有能力、有资格当老师？

可这事千真万确。1985年8月的一天，我的家乡——陆丰小坞小学的校长找到我，温和地问我：你参加自学考试啦？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校长姓林名东，是我同宗族的一个兄长，一直在本村教书，曾当过我的数学老师，以严厉闻名。大凡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不怕他而对他印象深刻的，大家都尊称他为“东校”或“东老师”。所以他那天对我的格外客气，让我有些不习惯。

他递给我一封信。信已开了封，寄件人为“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信件，是一纸考试成绩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写作65分，现代汉语60分。我的心惊喜得快要跳出来了！

辍学后，我不甘心就这样成为“半文盲”，劳作之余自修了初三和高中3年的语文课程，同时找来写作方面的书籍阅读，还开始尝试写些随感之类的小文章。就在我挑灯夜读，不辨方向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广播里播报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的消息。我如获至宝，立即前往县教育局咨询，并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4月开考的《写作》《现代汉语》。没想到在没有专业教材、没任何人辅导的情况下，凭着原来的语文功底和近两年看书写作的领会，竟一次性通过了两科大专课程。虽然只是刚刚及格，但对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底子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

东校看我喜不自禁，跟我说起了他私拆这封信的一个插曲。他说信是从教育部门转送下来的，恰好他去区教办（当时的镇叫“区”）办事，教办一位领导问他，你们村是不是有一个叫林友侨的人？东校答是。这位领导递给了他一封信，让他代为转交。大家见是“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寄来的，都很好奇，都想看看是什么内容。当时自学考试刚刚开始，是个新鲜事，估计一个区也没几个人报考。东校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当场拆开了信封。意外发现我在自修大专课程后的东校高兴坏了，连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原来我们小坞小学还不是完全小学，只办了一至四年级，在校就读的4个村子的学生，读五年级得去几里外的乡里上学。因为来回步行较远，又要穿过别的村庄，难免受外村孩子欺负，读着读着，很多学生就弃学回家务农了，家长对此意见很大，东校也觉得有责任让孩子就近读书，就跟区教办申请办毕业班。可师资力量是个问题啊。那时的小学老师由民办教师组成，多是本地稍有点文化的农民担任，没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一边耕田，一边教书，难免两头不到岸。这样的师资条件，要办毕业班压力很大。

“现在好了。”东校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来当老师吧！先代课，再慢慢转正。

此时的我，正一门心思扑在自己首次试种的西瓜园上。瓜园已硕果累累接近收割，我日夜守在园里，正做着田园主的美梦。我的如意算盘，是把家里两块瘠薄的土地用来种西瓜，等收成有钱了再承包相邻地块，连片种植，逐步扩产……

但进小学当代课教师机会难得。在出路还不多的农村当老师，是很受人尊重的，也有利于我的自学和写作。于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了东校的邀请，提前结束了我的田园梦。

2.

我的记忆像电影胶片一样刻录着第一次走进五年级教室的情景。开学后，东校让我挑起新设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重任，自己教数学辅助我。那天，我手拿精心备好的教案和语文课本，淡定地走进课室，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大个子学生跟同学嘀咕了一句：“是个小孩老师。”他说得很对，我当时19岁，比较瘦，他们中有几个留级或原来弃学返校的，年纪也有十六七岁，个子长得和我差不多。

我的教学生涯，就在这一声“小孩老师”声中开始了。

没读过师范，这学怎么教？我回忆着自己读书时老师是怎么教的，哪种方法同学们喜欢，我就尝试着那样去教，边教边调整。备熟课写好教案是教学的基本功，我完全不懂，就向校长和其他同事——多是我以前的老师请教，尽量做到既规范又实用。

作为一个没经验也没包袱的“小孩老师”，我的授课与老教师最大的不同，是大胆将自己正在自学的中文大专课程，包括现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形式逻辑学等课程的内容，以及我读得津津有味的寓言、童话故事、古今中外诗词等，通通带进了课堂。我常常在讲完正课后给学生讲故事，并以此为条件，“要挟”学生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于是小小校园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其他班级学生下课后，都冲到五年级教室外，听我在讲还没讲完的故事。

在一年多的教学生涯里，一共给学生讲了多少小故事，我记不清了。这些故事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启发和帮助，我更没在意。当三十年后有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学生深情讲述当年我讲的故事时，我很惊讶。他说当时我给他们讲过一个伊索寓言《驮盐的驴》，说的是有头驴驮盐过河，不小心滑了一跤，跌倒在水里，盐溶化了，它站起来觉得轻松多了。后来，它驮海绵过河，心想再跌倒站起来，一定也会轻松许多，就故意滑一跤，不料海绵吸饱了水，它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个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偷奸耍滑，不要自作聪明。”他说这个故事让他记了几十年，受用终生。我听了当然感到欣慰。

3.

1986年7月“小升初”会考到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战”，不敢怠慢。我晚上住在学校办公室唯一的一张木板床上，天天辅导学生夜修，希望能够不负众望，取得好成绩。可惜最终的结果是，我带的毕业班全班30多名学生，只有7名被区中学录取，其余20多名，除了个别留级重读，都将止步于小学，回到家里，和父兄一起下田干活，慢慢地成为半文盲的农民。这让我非常愧疚和难过，愧疚于没能力把他们教好，多送几个上中学，难过于当时的教学条件，区中学的学位是那样的稀缺。

东校安慰我说，新办毕业班，这个成绩不错了，在全区已接近中等水平。如果我们不自己设这个毕业班，那村里上中学的孩子会更少。话虽如此，我还是怀着深深的负疚感，觉得很对不起学生的爱戴和东校的信任。

我深知，这个结果还是与自己水平有限，教学经验不足有关。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啊，现在自己连半桶水也谈不上，如何教书育人？

更难过的是，在考上的7名学生中，有一个还因家庭贫困而决定放弃升学的机会。这个学生是我的堂弟，他能脱颖而出，超出我的预期。他是个不太安分的学生，原来成绩差，留过级，很皮，经常惹是生非，不是欺负这个，就是欺负那个，尤其变着法子捉弄班里仅有的两个女生，弄得是鸡飞狗跳，投诉不断。为此，我没少拿他开刀。

别人的子女我教训起来难免有些顾忌，可这个堂弟，从小没了父亲，在家中又是长子，我不教训他，也就没人管得住他了。他是被我罚站、敲打最多的一个学生。他的意外考中，印证了“严师出高徒”这句老话所言不虚。

可就这么难得考到的一个升学指标，他母亲­——我的六婶却决定放弃。我上门做六婶的工作，六婶说家里没钱交学费。我说学费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出一部分，再找叔伯兄弟筹一部分。六婶说，上学要去区里住宿，也没米没钱供他生活。说到这个份上，我沉默了。那时农村家家都穷，日常零花钱只能靠养鸡生蛋来换。我一个月35元工资，家里还有3个弟妹要照顾，实在没能力长期供堂弟上学。

接下来的事让我更加难过。为了不浪费堂弟这个上学指标，我按学习成绩顺序逐一登门拜访了3个学生的家长，居然没把指标送出去。其中一个学生也是因为家里穷，供不起上学住校；另一个学生其父说他还小，想留级读多一年。最奇葩的是一个我很看好的学生，他的父亲竟然告诉我，他拜了神求了签，“签诗”说今年不能出远门去外面读书。

我心痛，我无语！从村子到区里，才20里地，这就叫出远门了？！祖祖辈辈生活在方寸田园的农民兄弟，视野多有限啊！粤东乡村落后的一个原因，先是重农轻教，后又重商轻教。我的父老乡亲们，对教育的重要性觉醒得太晚、太慢了。

这一连串的事让我很受刺激，也很受打击。我不得不思考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这样封闭家庭出来的学生该怎么去教？

4.

1986年9月新学年开始后，我调整了教学方法，不再像上一年那样平均用力，“一个都不拉下”。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能力让基础那么差的学生一个个都脱胎换骨。既然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那我就抓重点，培养尖子，期望以点来促面吧。

于是，我在正课时间认真授课之外，专门组织了一个尖子生写作小组，这个小组由5名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组成，每人发给一本刻印了“课外写作练习簿”字样的精致本子，每逢周六晚上由我带领4名学生，一起到另一名学生家中，为他一个人开小灶，重点批改、分析他课外所写作文的得与失。在当时百分制的考试中，作文占了40分。我要发挥自己在自学中文、写作的优势，辅导他们出奇制胜。

在连续不间断的两个多月超过10个周末的时间里，我带着我的学生，在乡村万籁俱寂中，在夜鸟低飞、山野虫鸣声中，我们迎着秋风，踏着月色，穿过田园、山岗，穿过夜幕、黑暗，轮番走进4个村子的5户人家，在煤油灯的光亮中，去挥洒我的青春，辅导我的学生，实践我的梦想。

5.

冬季征兵的动员令到了。当兵，是我梦寐以求心之所愿。我面临新的选择，去还是不去？去，放弃代课教师岗位，非常可惜；放下感情深厚的一群学生，于心不忍。不去，我20周岁了，这是最后一次应征机会。当过兵的人都会调侃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三年”与“一辈子”孰轻孰重，这不是明摆着的事？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乡里报了名，去县城参加了体检，并在全乡37名参检青年中，硕果仅存，成为两名合格兵员之一。东校获悉头大了，着急地找我谈心。他说，你要去当兵，我没理由反对，但如果3年后还是要回农村种田，你不如留在家乡教书，说不定3年内就有机会转为民办或公办教师了。

心比天高，心向远方，不安于现状，是我当年的真实写照。我坦诚告诉校长，我只有初中文化，又没有高中数理化的基础，我去当兵不为上军校当军官，只为走出去，到边疆军营去锻炼，去开阔眼界，去实现保家卫国的夙愿。生我的村子太小了，家里太穷了，不会有条件让我外出游历。只有当兵一途，我才有机会去到远方，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过新的生活经历新的事物，从而对我的写作，对我的成长有利。至于能走多远，最后会不会走回农村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见我去意已决，东校无奈何，只好放我去走新的人生路。可惜对于这样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兄长，我却无以为报。当他突发心梗离世时，我还远在海南五指山，迢迢数千里，寄信都得十天八天，终是音讯渺茫，未能送他最后一程。悲哉，可惜了东校，出师未捷，英年早逝！

再说我放下学生，放弃心爱的教育事业，心中其实很不舍。我很认真地为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很坦率地和他们谈了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去到远方当兵。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他们将来有更多的人走出封闭，走向远方。

第二天，11月18日一早，赶在学生还未回校，我即启程迈向通往村外的小路。我曾和一名昔日的同学、此时的学校同事相约，当我启程的时候，由他唱一首《驼铃》为我送行。可是，真正离别之时，我们都百感交集。他和我同去应征体检，却未能如愿，不免惆怅；我面对母亲无神的泪眼和乡亲的一声声祝福，如何还唱得出“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

接我的自行车，渐行渐远，车铃声中，我的内心深处，悠然响起此刻最能表达我心声的歌：“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

作别故园，作别坚守了15个月的小坞小学，我短暂的代课教师生涯落下帷幕。从此，天涯海角，山高水长，没再回到教师的岗位。

（原载《海外文摘》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