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滋养我的童年

家乡人说“吃饭”，说的是吃米饭。但真正养大我们那一代人的并不是白花花的大米，而是番薯。番薯俗称地瓜，因生长在地里的块根呈圆形、椭圆形或长条形，像形态各异的“瓜”，故名。

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们，童年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那时生产队的农田，多数用来播种水稻，而水稻亩产仅五六百斤，与浮夸风吹的亩产万斤相去甚远。近海的家乡多台风，早稻抽穗或成熟期，正是多风雨的夏季，一阵强台风，一场大暴雨，就可令水稻倾覆、受浸、失收。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也就没了保障。

此时躲在地里默不作声的番薯登上餐桌，副食变主食，填充了我们辘辘饥肠。番薯多种植在不宜插秧的旱地，易种易活，生命力强，风雨后恢复快，亩产数千斤，最高的可达万斤，这在困难时期是真正的“救命粮”。

打小，我上桌看到的几乎都是，一碟萝卜干，一碟咸菜，一大盆粥。清清的粥水往往只有一把米，用餐瓢打粥，米粒像顽皮的小孩，跑得比你手中的瓢快，舀满一碗粥，也没捞到几粒米。能够填肚子的，也就只有实实在在的番薯了。

番薯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管够的。收获期，家里堆着满满的番薯，自然想吃就吃，春荒时节，就只能定量分配了。这时候可难为了母亲，她必须掂量着手中的菜刀，一刀刀把大个的番薯，切成一般大的一块块，煮熟后儿女们每人几块均分，剩下的头头尾尾和浸水不好吃的，就留给父母亲包尾了。

有时候见父亲下田未回，我会捡一小簸箕，用干净的布盖好，留给父亲吃。那时的冬天特别的冻，番薯煮熟上锅后，很容易冷。冷了，就不香，不好吃了。

为了帮补家庭，填饱肚子，小小年纪的我们，会在生产队开挖番薯时，提个竹篮去番薯园里“捡漏”。集体生产，总有一些粗心的叔叔伯伯，挖掘时将番薯挖断了，捡番薯时也有一些小的躲在泥土里没被捡到。这些断的、漏的，就是眼尖的小童捡漏的对象，半天光景，常常可以捡到好几斤。偶尔捡到一个大番薯，就像中奖一样开心。有些勤劳、力大的少年，会用锄头将番薯垄翻挖一遍，捡到的番薯自然更多、更大，常常将粪箕装得满满的，挑在肩上像打了胜仗似的，赶着夕阳回家。

到了年龄稍大些，我们会在外出放牛或割牛草的时候，偷挖番薯吃。那时我负责放牧生产队的一头小公牛，常牵着它去一条条田埂上吃草。田埂两边的番薯长大了，将干爽的泥土顶裂开来，露出了在地下的俊模样。红薯的诱惑，肚子的饥饿，我实在忍不住了，四看无人，就迅速下地挖一个，再找个水沟洗干净生吃起来。番薯的甜蜜，充实了饥肠，滋养了我的童年。

偷番薯，是那个年代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共同的记忆，“偷”的行为，多半是集体完成的。集体干的事，人们也就不以为“偷”了。所以童年的我们并未以“偷”为耻，而更多的是当作一种游戏。饥饿时玩的游戏。

记得有一次，北风凛冽，我们在一处背风的山坡放牛，山下是大片的番薯园，大部分的番薯已经收成，还有一些尚未开挖。我们见方圆几里没有大人，就商量着偷些番薯来烤。我们兵分三路，一路用空置番薯园里的土块垒一个塔状中空的炉灶，一路去捡柴草，将炉灶烧得通红，一路潜伏到番薯沟里偷挖番薯，并将所得番薯全部丢进火炉，然后迅速将烧红的炉灶推倒，把番薯压在下面，埋了个严严实实。不一会，火烧土烘烤番薯的气息弥漫开来。

琢磨着火候差不多了，我们扒开烧得黑乎乎还很滚烫的土块，掏出一个个煨熟的番薯。此时番薯皮已经烤焦，呈金黄色，烤番薯的香气带着一股焦味直冲鼻孔。未等番薯凉快，小伙伴们一个个猴急地抓在手里，烫得受不了，就不断地在双手间抛来抛去，就是不舍得放下。如此片刻，手拿得住番薯了，就急不可耐地将它掰开。刹那间，粉粉的番薯肉洒了一地，喷喷的香气更加势不可挡。将番薯塞进嘴里，无需咬，番薯肉已经碎了一嘴，那种爽脆，是水煮的番薯无法比的。土炉烤番薯的感觉，快活胜神仙。

这样的“好事”，记忆中也就干过几回。毕竟番薯姓公，是大家的财产，这个理我们还是懂的。而且偷番薯，也颇有讲究，我们不是粗暴地将整株番薯连根拔起，而是选那些个数多，最好已将泥土顶裂开来的，这样很容易就能扒开泥土，看清楚一株里有多少个番薯，然后选个头大的卸下一两个，再将泥土复原，既保证瓜藤不死，其他番薯可以继续生长，又不易为大人发现。这大概就叫“盗亦有道”吧。

40多年过去了，曾经以粗粮形态养大我们这一代人的番薯，变得稀罕起来，已经进入酒店、上了宴席，成为餐前点心、馈赠礼品，堂而皇之，娇贵得很，不再用来疗饥了，自然也没了与泥土共游戏的趣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原载2020年8月23日《佛山日报》“文苑”副刊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