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分的灵魂

1

古老的乡村，山卧如眠，溪流悠悠；村人，踏着朝阳出，挑着夕照归。煤油灯亮，合家上桌；煤油灯熄，洗脚上床。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代人，都这么过。

尾叔，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守旧的乡村。他的“不务正业”，在公社化、生产队时期已显山露水，成为平静乡村里的“异数”。

尾叔姓林，单名一个“德”字，1941年生，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我们都亲昵地唤他做“尾叔”。尾者，后也。

因为后生，兄姐多，尾叔虽然两岁亡父，却有机会读了几年书，比村里人多识得几个字，知道天外有天，村外还有一个偌大的江湖，千百年来动荡不安。

尾叔读得滚瓜烂熟的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也是我喜好和他呆在一起的缘故。他常跟我们讲诸葛亮唱空城计、关云长单刀赴会、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武松景阳冈打虎、李逵元宵闹东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等故事情节。

而尾叔的性情、相貌却极像张飞，浓密的剑眉，大而鼓起的眼睛，脾气暴躁，一激就着火，常因生气将家里的碗瓢盆碟摔得稀巴烂。好脾气的尾婶总是默不作声地替他收拾残局。他们一温一火的性格，成为婚姻中互补的典型。

尾叔常常关起门偷偷学拳。他耍起拳来有板有眼，虎虎生风，很有些力量，但却不会打架。一和人吵架，他就满脸通红，火冒三丈，怒发冲冠，所有的气力全跑到脑袋上了，手脚颤颤抖抖，啰啰嗦嗦，漂浮了，使不上劲，只有招架的份。所以每次打架，受伤的总是他。

2

尾叔是个好乐之人。他热心参与组织戏班，请来潮汕剧团的老师教授演戏，然后在村里排练、试演，让村里热闹了一阵子。他自己学的是扬琴，击打起来全情投入，如醉如痴。每到夜晚，悠扬的琴声响起，寂静的乡村平添几分空灵。

戏班需要人多，投入大，不容易维持，没多久无疾而终。但组建戏班留下的锣鼓、二胡等乐器却被尾叔利用起来。他自己当“老板”，拉起了一支曲班，征集几个嗓子清亮的女孩唱地方戏曲，自个儿打琴、拉二胡伴奏。

到了新春佳节，尾叔就拉着他的曲班走村串户去卖唱，给寂寞乡村带去欢乐，赢得四乡八里父老乡亲的掌声，也换来一点微薄的赏金或粮食，以帮补家用，度过春荒。娱乐是手段，吃饱肚子是需求，所以戏班、曲班也被农民兄弟戏称为“乞食班”。

农村撤消生产队，包产到户搞单干，尾叔因家中人丁多，田地多，孩子小，劳动力少，一个人开始忙得屁股冒烟，再也顾不上叮叮咚咚“不务正业”了。

但他的心，还是那么不安分。人家单干，水田插秧，旱地种花生、番薯，这祖祖辈辈的老三样，就像田螺已走出了一条路，照样画葫芦就是。可他不，偏偏拿出一块旱地种起了洋葱，竟然种成功了。

为了不让人“顺手”挖了这新奇物，尾叔把种洋葱的这块地用刺围得老鼠都钻不进来。收成前他还搭寮看守，让经过的村民看着皮红肉白、一个个圆滚滚的大头葱直流口水。

自己的田园已自顾不暇，尾叔竟胃口大开，把村里的荔枝园给承包了下来。这一回，他把我和其他侄子侄女“算计”上了。

那时我十三四岁，在读小学，尾叔常常在周末招呼我：“侨啊，来去学古了。”家乡话“学古”，就是讲故事，我下地帮他干活，他讲故事给我听。就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上有父母兄姐，家里负担没那么重，但凡尾叔招呼，我就扛起农具高高兴兴跟着去做义务劳动。对此，父母从不反对。尤其是父亲，他自己就一直帮着、护着这个幺弟。

尾叔也不亏待我们。荔枝熟了，硕果压枝，红得诱人，我们爬上树一边采摘一边吃，平生第一次把荔枝吃了个够。那光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见了，怕也要嘴馋不已的。

3

在这“一亩三分地”的荔枝园里，尾叔恨不得绣出花来。荔枝树下的旱地，以往都是间种花生或番薯，他却种麻，一种茎皮纤维植物，枝干细如手指，高度可达两三米。麻的皮剥出来晒干后可打成麻绳拿去卖钱，麻秆是上等的柴火，麻叶还可以食用。可惜那时的乡人不懂吃，缺吃少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浪费了许多原生食材。

种麻容易，收成加工就费工费劲了。先要把麻从根部一根根割下来，扎成一捆捆，搬到树荫底下集中，然后借助木凳上尖尖的铁钉破皮、剥皮。细细长长的麻，一亩上万株，全部用手工让其皮秆分离，工程该有多大呀？

我们几个学生哥，望着堆成小山的一捆捆麻，头皮直发麻，干了几回，太累，全没了斗志。尾叔看在眼里，知道光讲古调动不了我们的积极性，就独出心裁让我们来一次剥麻比赛，看谁剥得快。

这一招果然好使，正处于好胜年龄的我们，个个摩拳擦掌。尾叔把大小相当的一捆捆麻分发给我们，一声“开始”，我们双手并用拼杀起来。过了没多久，年纪小的弟弟们手痛脖子酸，眼看已经落后，手就慢了下来。一路领先的只剩下我和达。

达是尾叔的大儿子，和我同龄，比我小几个月，却比我早读几年书，这得益于尾叔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达个子不高，脑瓜子大，天资聪明，是数学奇才，在家族叔伯兄弟中读书最厉害，后成为全村第一个正式大学生。我手不停地剥麻，心里琢磨开来：如果光靠力气比拼，我可能略占优势，但我个子比他大，胜之不武，得想个法子出奇制胜。

我不动声色，悄悄拣小根的麻先剥，大根的留着。而他总是顺手拣大根的剥。这样过了一会儿，达的那捆麻堆头比我的小了，我显出“落后”的样子。他松了一口气，感觉胜算在握，手渐渐就松了劲。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达的麻，堆头小条数多，而我的恰恰相反，粗大的麻剥一根矮一截。等到他发现情况不妙，已拍马难追。尾叔看在眼里，给了我极高的赞赏，说这在兵法上就叫“兵不厌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尾叔这是在为我们进行启蒙教育啊！

除了讲古，“以案说法”，尾叔的许多理念也异于常人。那时人穷，讲究的是勤俭持家，他却欣赏找他讨零花钱的孩子。说，小时候会花钱，长大了才会去挣钱。听得年少的我半信半疑。

为了“开源节流”积攒农家肥，尾叔的一个创举，在平静的乡村可谓石破天惊。

他不知去哪里取了真经，回来后在村外挖了一个厕所，既“方便”村人，又肥了自家田园。更绝的是，他将便池密封，接条管回家，一种叫“沼气”的气体源源不断送进家中。到了晚上，往沼气灯擦一根火柴，屋里屋外顿时灯火通明。

这种照明方式，在电灯还未进村入户之时，一改乡村之夜千年黑暗。全村人像看西秦（一种地方戏）一样，纷纷来尾叔家参观。眼见沼气灯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村人无不啧啧称奇。

4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时，尾叔已有4个儿子，大队干部动员他去结扎，他不去。大队领导带人上门，指着尾叔的鼻子，说：“你以为读了‘三国’，自己就是诸葛亮啦？看我怎么治你！”

就这样，因抗拒“计划”而连累“三国”的尾叔，被强行抓去做了结扎手术。

感受到羞辱的尾叔不服气，结扎后偷偷将绑住输精管的绳子给解开了，自己因此病痛了很长时间，以此换得再生了4个儿女。最终膝下有6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早期收养的一个童养媳，共有9个儿女，快赶上他的父亲、我的爷爷了。

村里呆得憋屈，尾叔跑到20里外的圩镇附近，在一条乡道旁，靠山坡搭了个修单车档，做起了“半路店”的买卖。

修车档对面有个村庄，叫虎村，是林姓聚居地，和我们村同姓同宗。村前有一条路，直通尾叔的档口。尾叔扼此咽喉地，生意自然不赖。

有一次，我去看望尾叔，遭遇一场现实版两军对垒的“大戏”。原来，与虎村相距不远有一个村庄叫峰村，村人也是林姓宗亲。不知为何，虎村与峰村这对“兄弟”结下了梁子，这一天见峰村有一群人结伴进山砍柴，就集结几十个青壮年汉子守在村口堵截。

峰村人上山必经虎村，所以早有防备，远远见到对方拦路，纷纷抽出扁担、棍棒，冲上前就打了起来，一时间沙土路上烟尘滚滚，棍棒的撞击声不绝于耳。双方投入械斗者接近百人。

峰村本来人少，其中还有几个女子，在人家的家门口开打，越打“敌人”越多，很快落于下风，受伤流血的人多了起来。混战中，峰村有一男子被撂倒在地，虎村人扬起棍棒正要补上一棍，突然有名女子扑在倒地男子身上冒死护住。尾叔见状大喊一声：“不能打了，再打出人命了！”虎村人愣了一下，急忙收棍作罢。毕竟同姓同宗乡里乡亲的，又没什么私仇深恨，误伤了女人也不是光彩的事。

就在战场出现变故，虎村人的一愣间，峰村人救起倒地男子，迅速冲过封锁线，在一名“拳头师父”挥舞长棍断后掩护下，且战且退，一直退进了镇政府大院，虎村人才收兵回村。

家乡近海，历史上常受匪患滋扰，民间素有尚武自卫之风，村与村之间械斗是常有的事。但亲眼目睹这么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我还是第一次。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间神秘地刮起了挖矿淘锡风。尾叔闻风而动，悄悄在修车档后面的山上打起洞来。可惜家乡山丘贫瘠，洞打了老深，锡却没淘到多少。

此时深圳特区经过几年打基础，开始显出活力，特区“捞金”成为家乡人的向往，尾叔当然不甘人后。他先是到宝安五区市场门口从事老本行，摆起地摊修单车，“补胎5毛，打气1毛”，一天收入5元左右，艰难维持生计。

尾叔后来发现特区建设快，工地多，破铜烂铁也多，就改做收废品的小本生意。他踩部单车，一边收购，一边捡破烂，偶尔捡到值钱的，自是开心半天，生活有了点滋味。

1990年5月，在海南超期服役后，我踏上了回乡探亲的旅途，特意拐到深圳，去宝安区郊外一处山岗地看望尾叔。我来到山下，放眼望去，山岗已被机械开挖过，只有一间草寮孤零零的立在山坡上，招风受雨。我在尾叔这个“家”吃了一顿饭，见他住得简陋，吃得简单，知道他过得并不很好。

当看到有两个堂弟小小年纪放弃读书，跟着他混江湖、捡破烂，我感到不安和心酸。我与尾叔促膝长谈，我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有文化有想法，不甘心在农村那一亩三分地扒食，想在自个儿手里闯出一片开阔地。但你现在儿女成群，负担太重，年纪也不小，在深圳一时立不稳脚跟，会耽误了子女读书，倒不如先回家乡稳住这个家。

我给他分析：书上，戏里，人们将“一门三进士”“一门五举人”传为佳话，你的儿女个个都是读书的料，大儿子已经师专毕业在中学教书，二儿子正在苏州读本科，三儿子是我当兵前教的学生，成绩在班中是最好的，如果读下去，上大学指日可待。后面还有那么多个子女，再培养一两个大学生不成问题，这样，你岂不就是“一门四进士”或“一门五举人”，自己岂不就成了戏里说的“太公”了？！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间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岂不也是一种成功？

尾叔听了我的一番话，频频点头表示认可，说一定会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但他最终还是未能看淡“面子”，放不下自己的“理想”，51岁就栽倒在滚滚红尘捡破烂的路上。

那是1992年10月，我已从部队退役留在驻地工作。一天，友孝堂弟突然打来电话，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侨兄，我爸爸走了，已经入土为安！”

我愣了愣，急忙问：“什么原因？”堂弟答：“骑车摔了一跤，脑梗塞，没救过来。”

“没救过来！”一个不安分的灵魂扑腾几回，就这样走了，无声无息。尾叔，你走得甘心吗？你自己选择的路，是否无悔？虽说人活的就是个过程，你的过程堪称多姿多彩，可你终究走得太早了。

又过了几年，我清明回乡祭祖，专程去祭拜尾叔。

我和堂弟们点了烛，上了香，给尾叔磕了头，正站着说话，天突然飘飘洒洒下起了雨。细雨如丝，如泪，越下越密，但坟前两根红红的蜡烛，却如尾叔一样顽强，热热烈烈燃烧着，一直不灭。

直到我们收拾粿品离去，回头看，红烛燃烧过半，烛泪洒落坟埕，幽幽的火，还在微风中晃动，犹如尾叔不屈的灵魂，在苍茫旷野上舞蹈。

                                              （原载2020年第10期《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