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友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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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山岗，树木环绕，枯草覆盖，有一坟墓，掩映其中。踏草而过，蹲下细看，这座标注“民国三十一年修”的坟墓，墓碑正中写的是“朱公妈之墓”，旁边特别加了一行小字，刻的是“附葬子”。这种碑刻，在漫山遍野的坟墓中是绝无仅有的，“附葬子”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2021年农历正月初三，我慕名探访革命老区村——广东陆丰市内湖镇小坞村，在村民朱文升陪同下，穿过一排排低矮斑驳的旧屋，来到渺无人烟的小坞顶村后山。后山上，老树苍苍，草木茂密，荆棘丛生，行人难以通行。后山靠溪一侧，遍地枯草中这座不起眼的坟墓，正是朱文升家的祖坟。朱文升告诉我，这个“附葬子”，就是他的爷爷朱同，当年小坞村农会会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革命烈士。他的故事，还要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陆丰农民运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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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早在1922年，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就成立了社会主义共青团和全国第一个农会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影响所及，不仅席卷整个粤东地区，而且带动了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
朱同于1924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热心农运的朱同前往陆丰县城东海，找到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归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威，向他了解、请教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形势、组织方式。张威为朱同的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所感动，非常欣赏他敢作敢为、不怕困难危险的斗争精神，当年12月即秘密到小坞村与朱同座谈，指导他开展农会工作。在张威的宣传发动下，在朱同的有力组织下，小坞村最早报名参加农会的有：朱同、朱妙、林妈招、林蟹、林妈晓、林炮等十余人。
1925年2月，小坞村农会正式成立，会址就设在由朱同提供、位于小坞顶村后山的一间80平方米草房。这个位置，居高临下，前可俯视全村出入路口，后靠山岗密林，一有风吹草动，即可撤入林中，穿过密林，就到了一条水面宽阔的大溪，从水浅处蹚过，可进入蜿蜒起伏、更为险峻的群山中。往后，小坞村农民自卫军在这个被村民叫做“溪畔山”的地方，与地方反动军阀发生过两次恶战。
据小坞村委会整理的资料介绍，“小坞村农会”是当时陆丰县博美区（今析出内湖镇）最先成立的“农会”，朱同任会长，朱妙、林妈招任副会长，林炮负责往返东海向张威等领导人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由于小坞村地处海陆丰的东面，临近汕头地区，小坞村农会的成立，等于在海陆丰的东部为农运设了一个红色堡垒，所以张威同志对朱同领导的小坞村农会工作非常重视，先后多次到小坞村悉心指导。
为了确保张威和农会会员的安全，朱同等人把后山最高处高低不平的山地平整为会场，每次开会，有人爬上大树望风放哨，其他人或靠着树头或席地而坐，听张威讲全国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斗争形势，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从小就听奶奶讲过这段历史的朱文升说，顶村后山的集会，四乡八里来参加的农民最多时达到80多人，他奶奶许氏一次要煮三大鼎番薯送上山给他们吃。
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革命成果需要武装力量来保护。1925年5月，“小坞村农民自卫军”应运而生。他们在朱同领导下，配合当时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热潮，掀起了“减租减息，打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和陈规陋习，维护乡村治安秩序”等各项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赏和支持。到1925年7月，小坞农民自卫军发展到13人，拥有枪支5支、长刀7把，是博美区最有影响力的一支革命力量。
小坞村农民自卫军的发展惊动了反动统治势力，他们迫切想把革命火种扑灭在萌芽状态。1925年10月，反动军阀派兵50余人从后溪方向突袭小坞村，未经战火洗礼的小坞农民自卫军毫不示弱，按照我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方针，朱同等人集结村民200多人在“溪畔山”与敌作战。他们利用熟悉本土地形优势，采取灵活、包抄战术，兵分两路夹击敌人，用有限的子弹，用无限的石头、铁铲、扁担，打退了敌人的围剿。首战告捷，小坞农民自卫军从此在方圆十几个村扬名立威。
星星之火，在红色土地成燎原之势。1926年2月至9月，朱同领导的小坞村农会势力，发展、扩大到邻近的大坞、西陂、赤卜头村。其中大坞村周妈通等3名骨干直接加入小坞村农会。与此同时，在“小坞村农民自卫军”的影响下，西陂、赤卜头村也成立了“赤西村农民自卫军”。“赤西村农会”与“小坞村农会”范围纵贯小坞、大坞、西陂、赤卜头等多个村庄，形成一字长蛇阵，他们互为呼应，联系密切，并肩作战，声势更大，让地方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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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不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治主张，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全国农民运动跌落谷底，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了残酷镇压。朱同领导的小坞村农会和农民自卫军难以幸免，损失惨重。当年4月，也就是“四一二”政变不久，地方反动军阀扑向小坞村，小坞村农民自卫军奋力反击，在“溪畔山”第二次对敌作战，林妈晓不幸中弹，倒在渡头山边。5月，林妈招在博美去东海的路上被捕，林蟹在博美虎坑村宣传“农会”工作时被擒，不久后两人同一天在博美后埔尾被害。9月，周妈通在大坞村树林被围乡的白匪追捕，战斗中英勇牺牲。
反动势力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恶劣，富于战斗精神的海陆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1927年5月1日，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群众1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9月7日至17日，为接应“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进，海陆丰农民赤卫军和群众3000余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了海陆丰两县城。9月25日，国民党军及保安团4000余人反扑，起义武装撤到海丰、陆丰、惠阳三县交界山区。10月5日，南昌起义部队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11日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10月30日，第2师和海陆丰农民赤卫军共5000余人，又一次举行武装起义，11月初收复海丰、陆丰两县城。11月中旬，在彭湃主持下，陆丰、海丰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成为我党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红色基因，从此深深根植在这块滨海热土。“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赞的正是海陆丰人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百折而不回，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
在国共双方你进我退反复争夺海陆丰政权的时候，由小坞村农民自卫军演变而来的小坞村赤卫队，在朱同等人带领下，积极活跃在博美、南塘、甲子、湖东、碣石一带，伺机策应海陆丰武装起义。但这一带远离红色革命中心，仍为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白匪活动猖獗，农民赤卫队长期处于秘密活动状态。
1927年11月的一天，朱同受张威同志指派，前往甲子执行秘密任务。他带了几名赤卫队员，扮成去上圩的模样，经过“溪畔山”，抄小路往南塘方向走。在崎岖小路走了几公里，进入白匪管控重点区域，他发现被人盯上了，就和赤卫队员拐进南塘土楼村，然后分散躲藏。朱同躲到土楼村一个亲戚家，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子弹藏好，自己寻找机会突围。
当他在土楼村的小巷七拐八弯也没能甩掉跟踪的时候，他明白敌人是冲着他来的。既然脱身无望，不如奋力一搏。他返回亲戚家拿枪，发现枪支已经不在原处。原来细心的亲戚为了隐匿证据，保护自己和朱同，已将长枪深深插进草垛里。朱同手无利器，双手难敌四拳，最终未能摆脱被捕命运。白匪随后搜查土楼村，未找到枪支弹药，知道是村民有意藏匿，遂迁怒于土楼村，一把火将村里的捕鱼船全部烧毁。
潜回小坞村的赤卫队员群龙无首，感到危机四伏，势单力薄，就销毁了小坞村农会和赤卫队人员名单等珍贵资料，然后纷纷外出躲避，朱妙、林炮等骨干从此下落不明。小坞村赤卫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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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被捕后，被带往更为偏远的甲子关押。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软硬兼施，许他官职金银，逼他说出所接受的任务详情和小坞村赤卫队员名单，他严词拒绝。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动用酷刑，给朱同手指上钉钉，将他的肌肉割开，撒上海盐。朱同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痛入骨髓，但就是咬牙不开口。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竟诱骗朱同的妻子许氏，背着不到两岁的幼子朱水云，去做丈夫的工作，许诺说，只要朱同老老实实说出知道的一切，就放他跟许氏回去。
见到丈夫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许氏心如刀绞。她把国民党反动派要她劝降的意图说给丈夫听，朱同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不会说的，说了会死很多人。以其连累更多的人，不如牺牲我一个。”朱同最后叮嘱妻子：“你回去吧，好好抚养儿子长大，革命成功之日，自然会有人来找你。”这是朱同留给妻子许氏的“遗言”，体现了革命者“革命必胜”的信念。
被放回村的许氏不甘心丈夫就这样被羁押、杀害，她想到了朱同的组织、同志。打听到有一支共产党的起义部队驻扎在一个叫“猪古溜”的地方，许氏背着幼子长途跋涉前往求救。起义部队的首长听了她反映的情况，答应设法派人去救朱同，并与许氏约定，以一个月为期，一个月内朱同出来了，就是营救成功了，没出来，就是救不出来了，叫许氏不要再到“猪古溜”找部队了。因为起义部队驻无定所，随时都会开拔，转战别处。临别时，部队首长拿了6个大银给许氏作生活费，并派兵护送许氏母子出山。“猪古溜”一带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常有豺狼出没，细心的部队首长是担心许氏母子路上遭遇不测。
朱同被捕关押在甲子的消息很快传到张威耳中，他亲自布置最靠近甲子的南塘片农民赤卫队开展秘密营救，无奈盘踞甲子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守卫森严，营救行动未能成功。1928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朱同在甲子被杀害。同年7月18日，张威本人也在南塘区潭头乡组织夏收暴动时不幸被捕，慷慨赴难。
为有牺牲多壮志，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全国红色革命低迷，英勇的海陆丰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张威、朱同等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组织白匪对当时的红色村庄进行了疯狂报复，在两次清乡中，仅小坞、大坞村被烧掉的民房就达40多间，朱同家的房子也被付之一炬。烈士家属处境恶劣，无家可归，不得不离乡出走，到外地漂流逃难，躲避迫害。
朱同的遗孀许氏，作为反动统治者眼里的“共匪”家属，无人敢收留、照顾，只好带着幼子朱水云，从陆丰的金厢，到海丰的梅陇，避开大路，避开圩镇，沿着海边无人相识的村庄乞讨活命。当时许氏才二十二三岁，年轻，漂亮，带着这么小的儿子，很容易引人注意。为了保护自己，许氏拿锅灰涂脸，一路披头散发，装疯卖傻。母子俩白天乞讨，与恶犬周旋，与风雨相伴；晚上借宿在无人的寺庙或坍塌的破屋里，与蚊虫为伍，与危险和饥寒对抗。漫长的乞讨生涯，许氏母子受尽了数不清的白眼，经历了万般苦千般难。三年后返回小坞村，作为红色家属她不敢放松警惕，继续披头散发，装疯卖傻，苦心抚养儿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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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为了抗日图存，国共第二次合作，关系有所缓和。此时距离朱同牺牲已经过去了15个年头，烈士的冤魂还在甲子的一处荒山游荡。朱同的妻子许氏和族人打听到，朱同牺牲时是当地善堂收的尸，统一埋葬在一处乱葬岗上。他们决定悄悄前往寻找，将朱同的骨殖归葬故里，以便叶落归根，接受后人的香火。
许氏和族人下半夜出发，步行50里，到甲子时刚好天亮。他们寻到乱葬岗，分散开去，一座一座坟查看，一块一块石碑翻找，就是不见朱同的坟墓。眼看黄昏临近，找了一天的亲人又饥又饿，望着荒山冷落，野草凄迷，土丘处处，心如死灰。他们瘫坐地上，不得不考虑放弃，但又心有不甘，遂齐齐跪倒在山坡上，焚香祈祷，呼唤朱同，魂兮归来。许氏想起丈夫死后自己孤儿寡母的种种悲苦，更是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边哭边诉：“朱同啊，你不是托梦要我把你的骨殖迁回家乡吗，你若在天有灵，就给我们一个指引吧！”
许氏的哭声惊动了不远处树林里的一只乌鸦。乌鸦“哇——哇”凄厉嘶哑地叫了几声，飞到山的另一边去了。许氏和族人立刻追随而去，终于在山的另一边找到一个坟堆，上面反扣一个方砖，揭开一看，“朱同之墓”四字霍然入目。许氏一行真是悲极而笑，喜极而泣。族人急忙挖开泥土，露出的骨殖完好，长度与朱同身高吻合。捡骨时发现，骨殖上嵌着三颗子弹，一颗在腰，一颗在喉，一颗在头，进一步确认死者是被枪杀的朱同无疑。
烈士的骨殖找到了，却不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公开埋葬。族人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决定重修朱同父母的坟墓，将朱同的骨殖与父母的骨殖合成一墓，安葬在小坞顶村后山茂密的树木间，面溪而居，日夜守望着自己曾经战斗过的红色故土。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一座墓碑，在父母碑文的旁边，刻上了“附葬子”这三个特别的字眼。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和部队开始甄别不同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几经周折，朱同的革命功绩得到确认，陆丰县志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有他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3年底正式为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这对烈士是个莫大的告慰。
时间来到当下——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朱同烈士也已牺牲了93年，他的遗孀许氏、遗孤朱水云均已作古，他的革命事迹，随着直接见证者的离去而变得越来越粗疏，越来越模糊，就像他开过会的后山，打过战的“溪畔山”，后人已找不到弹痕，闻不到销烟。
但是，历史终会留下蛛丝马迹。朱同烈士归葬近80年，至今还陪伴在父母身边，以无名碑的形式，默默诉说着死者的惨烈，生者的艰辛，现实的残酷！我们作为后来人，当记住这段血写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为国富民强和民族复兴事业奋斗不息，以告慰千千万万有名、无名的烈士在天之灵！
（原载2021年4月4日《渤海文学》微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