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悠悠,草帽情长。一顶镶嵌红五星的草帽,像催征的号角,在岁月的长河里奏响,此刻,我更像一位光荣出征的战士,手持钢枪,冲锋在前。
儿时,看完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像。回到家里,我便找到娘亲:“我要一顶有五角星的军帽,我要戴上它打白狗子”“傻孩子,和平年代,哪有白狗子可打”“不嘛,我就要,我就要”不久,看到邻居家同年的孩子冬儿真有了一顶镶嵌红五星的军绿色的布单帽,冬儿时不时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看他精神抖擞的样,我心里直痒痒,更激发了我戴军帽的强烈欲望。娘亲无奈,一天的忙碌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将一顶遮阳挡雨,泛黄的草帽,从墙壁上取下来,一针一线在草帽上缝制一枚红色的五角星,戴上它我就是红军战士了。
“刘儿不是红军战士”“我草帽上有红五星,咋不是红军战士”“你这是草帽,不是军帽”“有红五角星的就算军帽”我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扮演伪军,和小伙伴们激战,结果人单力薄,被打的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当解放军为国争光”父亲见到狼狈回家的我,语重心长地说道。
可那顶镶嵌红五星的草帽,我还是戴在头上,一直舍不得摘下来,陪伴我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下地陪父母劳动,上学路上遮阳挡雨,我都戴着它。
那年月,草帽,大多是由麦秸莛编织而成,因其透气,轻爽,且价格低廉,所以,便成为农人田间劳作必备之物。古朴且实用的草帽。它承载了农人对阳光、粮食以及诗歌的滋味。
那年大旱,为了救活集体近乎干枯而死的庄稼,“全民动员,打一场抗旱保家的歼灭战”。我头顶草帽,手拿脸盆,水桶,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抗旱队伍。
庄稼地里没有一丝儿风,就连贫血的太阳也流露出缺乏营养的光芒。多亏了头顶上得那顶草帽,让我免受了脸部皮肤灼伤之痛。远远望去,田间地头,那一顶顶草帽,好似绽放在乡野里最朴素的花朵,是对于脚下的这方土地,发自内心的深沉顶礼膜拜。
长辈从几里开外的河边挑来河水,我们手拿水勺不停地给禾苗浇水,一瓢瓢甘露很快就被禾苗深深地吸完。此时,我才真正意义上读懂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的深刻含义。
如果说,田野、河道,大地是一幅碧绿的画,那么,戴着草帽在田间劳作的农人,便是烈日下移动的风景,是乡村最灵动的诗行。
“有人中暑了,有人晕倒了”一声声凄厉呼救声划破了田园的上空。
听到呼救声,父亲从田野里爬上岸,飞奔地朝另一片庄稼地跑去,我紧跟其后,只见一个少年光着头,没有任何防晒措施,全身污秽不堪,倒在田地里嘴里还口头白沫,父亲赶紧蹲在湿漉漉的庄稼地里,嘴对嘴的实施人工呼吸,我赶紧脱下系有绳索的红五星草帽,为少年遮挡火辣辣的太阳,少年苏醒了,慢慢睁开了双眼,第一句话就说:“我口渴”我急忙打开水壶,贴到少年嘴边。他苏醒过来后,眼睛盯着我草帽上的红五星,露出了甜甜的笑脸。父亲赶紧把他小心翼翼抱起来,送到卫生所。医生说:“娃儿中暑了,严重脱水,幸亏及时送医”
我和父亲勇救中暑少年的事迹也很快传遍了乡村和学校。应父亲的要求,经过我同意,我那红星草帽赠送给了那个中暑的陌生少年。
80年代中期,我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保家卫国,参军到了部队,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拥有了一顶头顶国徽真正意义上的军帽。在部队,立了功,受了奖,戴上了军功章,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回到地方,头戴国徽,当上一名人民警察,我年少时的梦得以实现。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怀恋那顶带着农民的质朴和本真的红五星草帽,眷恋那亲切、朴实的乡土气息和浓浓的乡情,还有那个懵懂、阳光,又怀揣梦想的少年的我。
无论岁月怎样流转,那顶红五星草帽,它总是那样鲜活而美丽,清新而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