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写信的年月

写信和收信的感觉是温馨和美好的，那些写信的年月也是难忘的。

自上世纪末起，随着座机电话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传呼机、手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先后普及，电话、短信、电子邮件、QQ、微信等新的通讯交流方式渐渐取代了几千年来传统的写信，人们不再写信。现在的85后，尤其90后几乎没写过信，00后更不用说。邮局也不再是以收寄信件为主，而和快递公司一样，以邮递包裹为主。

但是，现代的交流方式固然快捷，却再也没有传统写信的味道了。我作为60后，经历了所谓从言而有“信”到言而无“信”的两个阶段，与现在的小青年比，我感到庆幸。

我的写信年月，主要是两个时间段。一是八十年代前期到福建当兵，二是九十年代到深圳打工。

当兵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行，且需一去几年。那种敲锣打鼓，群情激昂的欢送场面令人振奋，倍感光荣。拉横幅、挂彩旗是那样的热烈和神圣；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被包、胸戴大红花是那样的幸福和激动；依依惜别，殷切嘱托是那样的让人感动和难忘。

闷罐火车载着我们这些新兵从安徽长丰到福建福州一路向前，闷罐车实际是货运列车，没有座位，下面铺上稻草和芦席，席地而坐。晚上摊开被子，席地而卧。也没有厕所，“小的”可顺车厢门缝解决，“大的”只好憋着。三餐是到站下车吃饭，并上厕所，火车也需加水加煤。一路让行，走走停停，开了六天六夜才到福州。下了火车，又转乘汽车在山路上颠波了一整天才到部队驻地。连续六天六夜坐闷罐火车，同样是难忘的经历。后来当兵的也体验不到了。因为二十多年前就逐步取消闷罐车，2008年起，铁路输送兵员全部使用客车。

紧张艰苦的训练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家的感觉愈发强烈，十七八岁不过是个大男孩，少不了偷偷掉了几次泪。部队是个大熔炉，战友们都亲如兄弟，连排班长都关怀备至。训练之余，写信成了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给家人写，给亲友写，给同学写。短则两三页，长则七八页。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开门见山。连队就建在山坡上，每个班都有菜地，自己浇肥种菜，连里还养了十来头猪。当兵的每人都练了一副好嗓子，每天都要唱歌，吃饭前排队唱歌，走向训练场路上唱歌，看露天电影或蓝球比赛前，连与连之间还要比赛拉歌。

训练的事，生活的事，以及点滴进步都想与家人，亲友分享。写信的时候是郑重的，寄出后天天盼回信，每人收到来信都特别高兴，都是连看好几遍。收信后都会尽快回信，因为总有许多新鲜事，而且思念总是不会断的。

就是这时起，我爱上了集邮。但比不了专业集邮的，他们是集首日封或新发行的全套邮票。我是把收到的信封上用过的邮票撕下来，集中贴到自制的集邮册上。那时的邮票只有8分钱，给报刊投稿还不用钱，信封剪一个小角，写上“邮资总付”四字，邮票都不用。我那时居然还给《解放军文艺》杂志投过一篇写了二十多页小说，自然是被退回来了。此后的几年间，还收到不少退稿信，退稿信还都写的很客气，虽不拟用，却是满满的鼓励，至今我仍保留着。现在的作者想收退稿信都难了，小稿子也没人给你退，而且也没人投手写稿了，都是电脑打字，发电子邮箱。

我那时写信还喜欢文绉绉的，投稿或给尊长写信，抬头往往是某某台鉴，钧鉴之类，结尾则是顺致编安，即颂时绥之类。当然，写信收信的感觉固然美好，但路上的周期毕竟较长。一般很多天才能收到。家里若有紧急的事情相告，都是到邮局发电报，电报按字收费，比较贵，大多只有十几字或几个字。电报一般也没好事，往往是家人病危、病故之类。因此，大家还都是盼来信，战友们收到信，大家都跟着高兴，信里有什么好消息，也喜欢与大家分享，真都是亲如兄弟。

几年下来我收到的信就有100多封，到了退伍的时候，有些战友感到信多了，包里装不下，都烧掉了。我收到的信一封没舍得烧，全带回来了。可惜我写的信都没留底稿，回家后从家里找到一部分，也一并保留起来。

我的第二个写信阶段，是九十年代到深圳打工。退伍后分配到国营工厂，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国企改制，职工下岗，被动南下谋生，跟第一次外出当兵的感觉完全不同。那时有个电视剧《外来妹》，便是真实的写照；齐秦有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能引起共鸣；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此次外出是在下岗无着之际，母亲又于1994年初刚去世不久，心中感到悲凉，也很茫然。好在进了外资厂后当上了人事主管，管保安，管招工，心也随之安定下来。同样，工作之余，写信也成了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保安室门口有块白板，每天值班保安都会将邮递员送来的信上员工名字写在白板上。每人都盼望着白板上能有自己的名字，收到信都开心的不得了。

实际上，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内地的单位上也只有手摇电话，单位之间通话，也需先拨邮局总机转接。后来才有直拨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走进家庭，因为当时装一部座机电话就需两三千元，不是谁都有条件装的。而在南方当时有个传呼机（BB机）也是很荣耀的事，至于手提电话（大哥大），价值两三万元，只有大老板才有条件使用。

而且，即使家里装了电话，厂里也不方便给每人接转。通过小商店打电话，3分钟就需5元。电话卡，公用电话亭也是九十年代后期才普及。因此，写信在当时仍是主要通讯方式，我仍是经常给家人，亲友写信，而我收到的信也仍全部保留。

我写的最痛心的一封信，是写给刚去世不久的父亲的。那是2001年4 月11日深夜，大哥突然来电，传来噩耗，说父亲已经病故了。顿感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懵了。彻夜未眠，早起订了机票，并花100元打的赶往机场，准备送父亲最后一程。万万没有想到，到了登机的时刻，飞机却迟迟未飞过来，再后来被告知，飞机出了故障，航班取消。这又相当于当头一棒，瞬间绝望。这意味着我将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因为，按老家风俗，去世第三天早上就要出殡。父亲是上半夜11点过世的，也就是说实际只有一个白天可吊唁。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改乘火车，一路忧伤，焦虑，悔恨以至麻木。等我从深圳赶到安徽老家时，父亲的骨灰盒已与先他七年而去的母亲的坟合葬在一起。未能见到父亲遗容，将抱憾终身，我在父亲慈祥的遗像前长跪不起。

父亲是在大哥家去世的，父亲的吊唁过程，大哥及家人操办的很隆重。单位领导，同事，亲友，邻居均登门致哀，这让我感到安慰，温暖并感激。

父亲已经八十一岁了，实际上，在我此前两个多月，春节回乡过年时，已感到父亲明显苍老。苍老不同于健康的老，是一种病态的老，仅过几个月，他便多功能衰竭，在痛苦中离开人世。

回到深圳后，父亲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想到父亲在抗战时期的逃难，在文革时期的磨难，后来虽然安定，但一生清贫。而我这个小儿子总没能力从物质上孝敬老人家，甚至从母亲去世七年来，因在外漂泊，也未能在生活上照应他。好在哥哥姐姐们都在老家，也使我有了依赖。

深夜无眠，我把想对父亲说的话都写在信上，回忆父亲为一家老小操劳，回忆父子情深，也回忆父亲曾经做出的业绩，得到的荣誉。并一直珍藏的全省财贸系统和全国财贸系统颁发的奖状。直至离休后，为使家乡开铁矿，造福本县乡亲，给省领导写信并获批复。最终的开矿，固然有专家的勘探，政府的决策，但父亲的鼓与呼功不可没。

我在信里写了对父亲的敬爱，也写了自己的愧疚，伤心处，泪水竟打湿了信纸。不知不觉写了十多页，我把这封信寄给了大哥，让他在父亲去世“五七”给父亲上坟时，在坟头念给父亲听并烧掉，希望父亲在天堂能收到。这封信我留了底稿一直珍藏，这也成了我有生以来写的最后一封信。

时代在发展，在进步，没想到延续几千年的写信为主的通讯交流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终结了。现代的各种通讯手段确实方便、快捷、及时，提高了效率。但年过半百的人开始怀旧，总觉得相比写信少了些什么。那种写信时的郑重，等回信时的焦急，收到信的喜悦，并反复多次的翻看，以及有好消息与战友、同事分享，看到别人收到信也替别人高兴，这一切的记忆和感觉是那样的温馨和美好。

我现在保存有200多封书信，包括退稿信。这些都是我的财富，若干年后都是文物。你有钱可以买房买车，穿金戴银，但买不来这些书信。这里包含一段历史，一段回忆，一段情……

作于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