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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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哪里，她们靠一把弯刀和一柄锄头划开大山原始的外衣，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一样，谨慎细致的挑出那些冥顽不灵的石头和那些残留下来的盘根错杂的根系，然后将我们的血管一根根插在那里。那就是我们的土地。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开垦，我们的土地越来越多，插在这片土地上的血管也越来越密集。但月满则亏，等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其中半数土地已然荒芜。我们又把它还给了大山。
我小的时候家境优渥，因此也读了不少书，但不同于现在的你们，我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我并没有厌倦自己的家乡，反而爱的越发的深沉。我的老家背后有一片橡树林，我是在窸窸窣窣的穿林风中长大的，新鲜土壤和橡树汁液的芬芳早已渗透进了我的骨髓里。我离不开它们，它们也离不开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父亲漫山遍野采曲药。父亲是个好酒之人，爱喝酒，也爱酿酒。那时候，现在流行的安琪酒曲还没有在山里闻名，农户酿酒都是自己做酵母，我们那时候不叫酒曲，叫曲子。是把各种草药碾碎后和蒸熟的玉米充分糅合在一起，盖上稻草，然后放在哪儿等它自然发酵个三到五天，等到能闻到那股酵母独特的芳香以后就把它取出来打散盛进竹子编制的蒲篮里晾干。而那些混入其中的草药，就是我所说的曲药。组成曲药的大多数药材都是带有剧毒的，像什么照天红（形状像稚嫩的香蒿，特点是叶片朝上那一面是红色的）、照地红（外形和照天红一样，区别是叶片朝下那一面是红色的）、毒九莲（形状很像魔芋，区别是只有九片叶子，茎块儿长不大。）、鹰爪枫（一种像枫树的树，叶片形似鹰爪，暗绿色。）只要牛羊误食一点，轻则口吐白沫四肢僵硬，重则当场死亡。所以那时候采药的时候父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因为长的好看或者没见过就往嘴里放。但即使父亲说的口干舌燥不厌其烦，我还是偷偷尝过一次毒九莲的果实，它的果实长的很像玉米，橙红色，看起来格外诱人。吃起来有点儿像覆盆子，但吃完之后拉了一整天的肚子。从那以后，也就老实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无毒但不好吃的，比如朱砂萁，它的植株有点像营养不良的红薯茎蔓，有两个品种，一个叫红朱砂萁一个叫白朱砂萁，区别也在叶子的颜色上。它入药的部分是它的茎块，它的茎块很像野生的毛芋头，但硬的像块儿石头，一般生长在峭壁陡坡上。还有那种有特殊气味的，比如十里香、七里香。前者是一种藤蔓，后者是一种形似石蒜的草，但都有一股浓郁的异香。还有长的格外精致的，比如灯台萁（也就是重楼）和竹根萁（一种形似宽叶兰花但繁衍方式和草莓一样的草本植物，开出的花很漂亮的，一般生长在林间小溪旁）。还有好看也能吃的，比如五味子。零零总总大概有三十多种药材，这些药材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山里人大多不识字，所以没有办法把配方写下来，这些药材也只能靠一代人一代人的身教言传，至于比例，全凭个人经验。父亲大概也是希望我可以继承这个的衣钵，以后长大了可以造出醇香的美酒，可他没想到的是，等我长大了，成家了，这里面的许多药材也成为了国家保护植物了，这些经历与经验只能当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故事讲给我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听了。
等我在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需要去生产队里赚工分了。耕地、播种、除草、放牛是不用多说的，而其中最苦最累的，当属烧炭。每到每年的寒冬腊月，队里忙完了秋收，牛羊也收回了圈里，生产队就会开始组织村民烧炭。一般是几户人一组，但我们村子里人少，大家就一起干。我们先是选一块儿林子，要那种年份不是很大的，年份大的林子里全是水桶粗细的大树，这种树不好塞进窑里，烧出来的炭也容易裂开。年份太小的也不行，年份太小的树水份多，一烧就没了。所以我们一般选择那种正值壮年的林子，这种林子里的树大多都是茶缸粗细，好搬运，烧出来炭结实又美观。选好林子以后，我们就会在林子附近选一块儿带缓坡的平地起窑，之所以选择带缓坡的平地，一是缓坡是方便起窑，而来平地方便埋炭。刚出窑的炭烧的火红火红的，像冬日里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使是钢铁做的炭钩不消几下也会像泄了气皮球一样软塌塌的。所以如果炭田太远，炭就容易在埋进炭田冷却之前就摔碎了，全是平地的话，炭窑又容易中途垮掉。选好地方就是起窑了。我的大伯是起窑的好手，他先在靠缓坡的地方挖出一个与平地持平的凹槽，然后把锯好的长短不一的木头依次摆放整齐的竖起来充当模具，覆上和好的黄泥，留出出炭口和通风口，点火，等第一窑炭出窑了，炭窑也就成型了。他起的窑不仅外形美观，而且经久耐用，在我的记忆里还从未见过他起的窑出现过裂口和坍塌的情况。别人向他请教秘诀，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只能说全凭感觉。大伯是个实诚的人，他说全凭感觉那就真的是全凭感觉，于是起窑也就成了他的独家秘术，这秘术也为他在十里八乡博得了不小的名气。由于炭窑都很矮，出炭口又小，每次出完炭清理窑灰的工作就落到了我们这群小鬼头的身上。起初大家还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但当体验过一次以后，却是说什么都不愿意在进去了。虽然每次出完炭都会把窑晾上一两天，但里面依旧闷热难耐，就像现在的桑拿房。而且除了窑头部位人可以勉强站起来，其他地方就只能半蹲着，甚至是匍匐在滚烫的窑灰里。那时候，我们私底下都将它称之为泥巴做的棺材。除了清理窑灰，还有锯不完扛不完木头，清理不完的树枝树梢，还有出窑。出窑也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面对着温度高达上千度的出炭口，背负着的却是无限接近零下的寒冬，那感觉就像是整个人仿佛被割裂了一般：一半留在了寒冷的冬季，一半正在拥抱炽热的太阳。好在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过了几年，我也钻不进低矮的炭窑了。在过几年，生产队解散了，大家开始各干各的。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了。
在生产队解散前夕，我们家经历了最黑暗的一段岁月，那就是文革。在解放后划分成分的时候，我们家被划成了富农。起初因为父亲表现良好，主动交出家里的土地，而且在地方上也没什么恶名。所以那时候日子过得还算太平。我有三个哥哥，大哥从小喜欢药草，又爱舞文弄墨，后来成了乡里有名的土郎中。三哥在性格内敛，不善交际，所以在父亲的安排下拜了一个木匠为师，后来成了技艺精湛的匠人。唯有二哥，因为从小就聪明，八面玲珑能言善辩，父亲便打算把它培养成自己百年之后家族里的当家人。二哥也不负父亲所托，年纪轻轻的就在乡里树立了一定的威望，我们兄弟几个都服他，乡里乡亲也认可他。那时候，我们已经摘掉了富农的帽子了。我们村的妇女主任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女人，但因为她哥就是生产队长，所以平时大家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说什么全当是放了个屁了。那是她刚当上妇女主任不久的时候，又一次村里人聚在一起吃饭，席间她总是有意无意的想彰显自己的身份，高拉低踩的，我们一家就成了反面典型。面对父亲的沉默，年轻气盛的二哥站了出来，他怒的一拍桌子指着妇女主任的鼻子说到：我们富农的帽子是毛主席给我们摘掉的，有本事你就在给我们戴上！此话一出，席间鸦雀无声，年轻的妇女主任像一只被人扼住了喉咙的公鸡一样，一张鞋拔子脸涨的通红。那时，在我眼里二哥的身姿是那么的伟岸，比起那些画像上的英雄也不逞多让，以至于后来在面对那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消瘦身影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会在那么短的时间被摧残成这样。打垮二哥的，是一尊从天而降的木雕。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了三哥，让他给雕一尊刘少奇的雕像，要等人高的，要大，要沉。三哥虽然不明所以，但生性木讷的他还是照做了。他在后山的那片橡树林里精挑细选了一颗百年老橡树，那树足有磨盘粗。然后让我们兄弟几个帮忙伐倒，锯成等人高的木段。三哥干活很麻利，在我们几个人的协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木雕就成型了。山里消息闭塞，山里人也不懂的什么叫政治，自然不明白那尊木雕意味着什么，更不可能知道，那尊木雕就是为二哥准备的。他们先是把二哥关在牛棚里折磨了一个礼拜，然后让他背着刘少奇雕像去各个村子里游行。山里地广人稀，零零散散的村落就像月空里的星星一样散落在层峦叠嶂的大山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走上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是常有的事，他们还不允许他穿鞋。所以等我们把二哥抬回家的时候，他就剩一把骨头了，父亲让三哥用剩下的木材给二哥打了副棺材。二哥在床上躺了两年，二嫂忍受不了那毫无生气的生活，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大山。父亲没说什么。后来，生产大队解散了，文革也结束了解，那个生产队长也病倒了，一家人求医无门，鞋拔子脸在我家门前跪了两天。大哥去了，从那以后，大哥便不在给人治病，只是偶尔医医牲口。三哥仿佛是在给二哥打棺材时得到了某种启发，他不在制作家具，开始一门心思的给人打棺材。二哥走的那年在母亲的张罗下我结了婚，父亲便顺势让我们兄弟几人分了家，随后他也找二哥去了。第二年，母亲也走了。
分家的时候，因为我年纪最小又刚结婚，大哥他们便把那片橡树林分给了我。那片橡树林本是老林子，里面全是水桶粗的大树，但这些大树，一大半在合作社时期做成了过冬和烧炉子的柴火，一小半被做成了家具、房梁和木雕。硕果仅存的那几颗，大概也因为忍受不了寂寞，在笼罩在山头上的云雾逐渐消散的那几年选择了自我了结。树是有灵性的，死前的那一年，它们将颗颗饱满的橡子洒满山峦，在它们的躯体逐渐腐朽的时候，稚嫩的绿芽已经破开了橡子坚固的外壳，在它们倒下时，茁壮成长的树苗已经足矣独自撑起那片天地了。
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山里，与那片橡树林相依相伴。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热潮涌进了山里，周围几个村的青壮年大多都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但我们兄弟三个却都留了下来。父亲留下的土地需要人耕耘，土地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土地，人离开土地根就断了。如果不是前些年镇府组织移民搬迁，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那片大山。
我遇到老人是在一个集市上，他避开了喧嚣的人群，独自一人蹲在角落里，没有招牌，也没有叫卖声，只有一双混浊的眼睛正茫然无措的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陪伴着他的，是一个被岁月染黄的背篓，在昏暗的天空下依旧散发出淡淡的暖黄色光泽。老人是来卖蜂蜜的。移民搬迁后，老人住进了精美的移民搬迁社区。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挺好的，道路平坦、房舍俨然、水电方便，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有医院和小学，村里还给每家每户都划了一小块儿地充当菜园。就连那些不愿住进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也有了精美的独家小院，甚至为了方便她们出行，村里还特批一条专为她们修建的水泥小径。
“那您为什么还要养蜜蜂啊？”
“我离不开那座大山，孩子又不让我一个人住在哪儿。人老了，其他活干不了，就只能养几桶蜜蜂，没事了好找个由头去山里看一看。”
“您这么大岁数了，跑这么远来卖蜂蜜您孩子不会担心嘛？”
“我背着她们出来的，卖一会儿就回去了。时代变了啊，你们这代人不容易。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只要饭吃饱了，衣服穿暖和了，有间房子可以遮风避雨，隔三差五能吃顿肉。那就是好日子。但现在不行啊，我儿子每个月都要为车贷房贷发愁，我的小孙子想要一架遥控飞机他妈妈就是不给他买，还有我那儿媳妇儿，和我儿子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没一件像样的首饰。我虽然老了，但我这心啊，可还灵着呢！”
“那您觉得这个时代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
“与我们那一代人而言，那当然是更好了嘛！”
是的，时代在发展，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也许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我们设想得那般惬意舒适，但至少我们在这一代不会在有人发出如杜甫晚年那般的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已经成为了现实。
天空飘起了小雪，零零散散的雪花落在老人的肩头，宛如雨水落在了松软的泥土上。老人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和他的背篓一起渐渐消失在了形色匆匆的人群里。隐约间，我仿佛看到了一根纤细的丝线，链接着老人和那片大山。我想，那就是他的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