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田野和回馈田野：散文的新格局

阅读和回馈田野：散文的新格局

 刘火

 新文化运动里有一个显著的标识是，白话文写作替代文言文写作。新文化运动，虽是以理论和新诗开始，但奠定新文化运动的业绩则是小说和散文。用白话文写作全方位取代文言写作这开天之事，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样式，是否可以取代旧的文化和旧的文学样式，当时是持怀疑的。持怀疑的重要一点就是白话散文。也就是说，白话散文是否可以像《左传》、《史记》以降的文言文散文那样，除了简洁，还有它所达到的美文高度，白话散文能做到吗：“将为一种有文法之白话，见者辄一笑置之，目为狂背”（《李濂镗致胡适》，见《新青年通信集》）。我们知道，中国文学中的韵文与散文，在先秦已经成熟，且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前者有《诗经》，后者有《左传》与“诸子”。尤其非韵文的《左传》与“诸子”，不仅奠定了中国的史学格局与走向，同时奠定了中国的文学格局与走向。那么白话散文可以在这一格局和走向的前提下，焕发新的光茫吗？在此，鲁迅、朱自清、俞平白、周作人等在内的五四新文化的先躯，用他们精致而廓大的散文文本，不仅打消了这一疑问，而且尊定了白话文散文的格局与走向。沿着这一历史轨迹，白话散文已是一百年。一百年间，散文比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和新诗，所遭遇的沉浮似乎更多一些。或者说，散文的写作者虽然远远超过小说与诗歌的作者，但所达到的影响，似乎逊色于小说与诗歌。于是，二十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革新散文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这包括提出“新散文”、“在场散文”等口号和实践予以回应，特别是“新散文”近二十年的历程，可以看到这一文学潮流的生命力。在这一潮流中，川籍作家聂作平、李浩、蒋蓝以独特的方式和写作姿态，以及所取得的业绩，成为“新散文”的重要作家。由此观察，从某种角度讲，三位作家的散文，这是四川散文对当下散文革新的贡献。

我来到横江镇之外两里的一个‘黄鳝沟’的册坡，顺布满荒草的山路而上。此地距离横江镇的水面高差约200余米，太平军的战壕遗迹掩映在乔木和毛竹当中，幽深而幽静，阳光透过树荫停驻与战壕底的枯叶间，我看到一条二尺长的花蛇梦一般搅动草丛。(蒋蓝《踪迹史》）

为了纪念这顿不同寻常的午饭，后人在文天祥被俘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方饭亭。至今，方饭亭还矗立于广东省海丰县一所中学校园内。亭子前，一块长条形的石碑上刻画着四个遒劲的大字：一饭千秋。（聂作平《孤忠者的最后大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

李白在山东，无亲无故。只得变卖田产，十分悲切地离开东鲁。正在他茫然四顾时，好友元丹丘，托人带来信，邀他会稽一晤。李白接信后，即从任城出发。乘漕运商船，沿大运河真达扬州。（李浩《杯酒月影照乡还》）

蒋蓝、李浩、聂作平三人的写作，如果从他们所涉及到的题材，三位作家的写作都可以归入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但是聂、李、蒋的历史散文写作和文化散文写作，与其他同类型的写作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三位川籍作家都非常重视田野考察。李浩在写李白时， 不仅通读了李白存世的所有诗文，重要的是，作家沿着李白的脚迹，从山东到江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实地观察和问讯。为了写出一个既与历史相似又与历史不同的败帅文天祥押解北上的历程，聂作平，沿着正史提供的线索，从广东一路北上，寻找往者和生者的气息。为了再现石达开在川、渝、滇、黔征战的宏大场景和悲剧性结局，蒋蓝深入到还有许许硝盐的古战场（如距成都天远地远的宜宾横江镇的石城山等）实地打探。三位作家的这种田野作业和写作态度，与《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那种写作完全不一样。《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这种所谓文化散文，是建立在财团和媒体的支持和操作下完成的。再就是这种文化散文所呈现的浮光掠影和浮华花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散文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的特色。而蒋、聂、李三位作家的田野作业，完全凭借一己之力量，依据自己的书本案头，走向田野。凭借某种启示，耐心而又仔细地与田野交流和碰撞。从而完成一个绝非他人可以替换、或以雷同的文本。

也就是说，李、蒋、聂三位散文作家历史和文化的呈现和表达，不只是建立在书本，更不是建立在华而不实的抒情（尽管他们三位都写诗，尤其是蒋蓝、聂作平的诗歌地位，在诗界并非无名之辈），而是建立在他们的田野考察之上。如前所述，当历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进入到他们的写作计划时，三位作家，便走向哪些事件、那些人物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许多都沉入到的历史的另一面和深处，或许连遗存遗迹都已缥缈。正如此尴尬或者绝望的局面，三位作家像费雷泽或像达尔文那样，探访河流、山坳、村庄、老房、墓地、花香、树影、老人、孩子......经意的和不经意的，仔细地阅读田野的这一切。显的和隐的，尤其是隐的。在山川、村舍、花鸟、虫鱼、传说、残碑、断匾、古砖、坍墙、民谣、山歌等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或消亡了的，对于蒋、李、聂三位散文作家来说，就是他们的珍珠和美玉。或者说，可能正史乃野史文本里面不曾有过的，却在阅读田野时初激发。即便个别细节，查无实据，却在情在法在理。我们知道，在这一廓大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里，如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如费雷泽奠基了人类学。这种田野作业，如聂、李、蒋三位作家这般艰辛地细读田野，岂能是那些个前呼后拥的游历散文可比。无论是写作观念、还是写作姿态，无论是散文的格局、还是散文的文化底蕴，岂是那些个靠怀旧、靠书本的散文写作可以比拟。当然，散文海纳百川的特质所定，所有样式的写作，都应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没有一种观念和写作姿态，可以替代另一种写作观念和写作姿态，本文所强调所论述的阅读田野，只是想表明，这种写作观念和写作姿态，为当下的散文写作，推开了一扇窗或打开了一扇门。

聂、李、蒋三位作家，既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又有多种文体的写作经历。聂作平、李浩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为他们的散文，提供了一个构建宏大叙事的潜在话语底本。蒋蓝的长诗，同样为他的散文，提供了一个构建史诗的潜在话语底本。但是，对于三位作家来说，阅读田野，才是三位作家散文的根本。在三位作家看来（通过读三位作家的散文文本看来）：阅读田野，有了最直接、最直观、最质感的原初镜像和细节；阅读田野，田野有了先前和之后与书本的交流与碰撞；阅读田野，有了与历史和当下的另外一种会面和对话。阅读田野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把历史可能出现的遮蔽，得以显现。由于悠远，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碎片，通过阅读田野中得以串裰和整理。在这里，阅读田野，不仅只是工具意义；对于三位作农家，阅读田野本身即散文的文本意义。散文的叙事、说理、写情，在阅读田野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转体：一方面，与惯常的小散文告别；更重要的是，散文在三位作家手里，哗变成了一种有别于当下历史随笔和文化随笔的田野散文：来自田野当下与过往的气息与韵味。聂作平的《1644：帝国的疼痛》、蒋蓝的《踪迹史》、李浩的《历史，未必然》等，充分表明三位作家阅读田野后的散文业绩。阅读田野所带来的新视角和新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的关怀和现实的感照，不再是散文里的调料或硬贴上的符号，而是这类散文文本的特质。文末，再抄一段聂作平《孤忠者的最后大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再次感受阅读田野给当代散文，带来的变化和革新：

亲临崖山之前，我曾多次想象，那片庇护过二十万南宋军民和几千条船只的水面，应该惊涛拍岸，横无际涯。然而，当我登高远眺，才发现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目力所及的远方，是一条几百米宽的大河，河面平缓，静水深流，几十条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忙碌。至于大海，它还在山那边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