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仆谈莫言（文学评论）

                          莎仆谈莫言

        2012年10月11日，这是个让中国文坛振奋的日子，中国人期盼已经的诺贝尔奖终于眷顾了具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大陆著名作家莫言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当这消息从遥远的斯德哥尔摩传来，这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干涸的土地上，似乎大地顿时都充满了生机。其实，中国文学的这片土地从来就不缺乏生机，但没有经过诺贝尔奖的雨露滋润过，总感觉是一种缺憾。

        文青这个文学青年抑制不住激动，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莎仆。莎仆由于没关注前一天的新闻，第一时间错过了这个消息，直到文青打来电话才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文青跑到莎仆的寒舍叙谈关于莫言获奖的话题。

文青：莎仆，您好，您一向对文学特别关注，消息也十分的灵通，怎么这么重要的消息没有第一时间获悉呢？

莎仆：诺贝尔文学奖在每年10月10日左右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学院公布，这个惯例我很清楚，每年我都很关注。这还要说起2008年的颁奖，那年网上传出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一直在网上等待消息，最终宣布结果还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奖了。从那一年开始我感觉网上的很多消息都是“八卦”一样不可信，对中国本土作家获奖也不寄太大的希望了。今年网上传出中国作家莫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色列作家奥兹等几位呼声很高。那些看惯了“穿越剧”的人寻找噱头一般搞起了穿越，在百位中国作家中进行调查，假设中国历代作家都在评奖之列，哪些作家最有可能获奖，结果是李白和曹雪芹名列前茅。我不说这种调查是否滑稽，也不说李白和曹雪芹要是在当代能否真正获奖，只是说这个结果似乎告诉人们获得诺贝尔奖都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李白是中国文学史第一诗人，曹雪芹是第一小说家，这似乎说明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文青：华裔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已经不是第一人了，为何只有这次在中国轰动效应这么大呢？

莎仆：华裔获得诺贝尔奖莫言不是第一人。很早以前就有人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但那几位都是早就加入外国国藉了。达赖和刘晓波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高行健获得过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几位都是加入外籍的流亡者，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些颁奖看成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挑衅。这次诺贝尔奖终于颁给了中国人，而且是中国官方承认和接受的人，所以国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甚至是那些平时不关注文学的人似乎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文青：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感到意外吗？

莎仆：要是小说家获奖，莫言和阎连科谁获奖我都不感到意外。要是诗人获奖我都会感觉意外。海子要是活到今天获不获奖也不好说，他那些感觉奇特，不事雕琢和华美的风格，那篝火一样燃烧黑夜里的抑郁的诗句，能感动我的心，能否感到瑞典皇家学院那是个未知数。

文青：您为何这样认为？就小说家来说，余华在西方的知名度似乎不亚于莫言和阎连科？

莎仆：至于余华他之所以被西方认可，跟他那种叙事方式和西方现在青睐的简洁、不铺陈，注重灵活和跳跃的挣脱时空的结构相类似。这种粗细条的勾勒跟中国的国画技法类似；这种自如地时空转换跟中国的传统戏曲又相类似。这种写法虽然也不乏细节描写，但跟那种善于铺陈的作品相比还不是那么细腻。诺贝尔奖青睐西方文学的技法，但并不是摒弃那些善于铺陈细节的作家。前者列如南非的库切、法国的勒·克莱齐奥，后者像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国的福克纳、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等。莫言正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忠实效仿者。诺贝尔奖给了莫言而不是余华，说明这次垂青的是铺陈写法了。还要多说几句余华。余华和苏童、格非一起是以先锋派作家走上文坛的，但他并不具备西方推崇的典型的先锋性。我感觉他受米兰·昆德拉的影响更多些。

文青：那么您说莫言是典型的先锋派作家吗？

莎仆：假如非要给莫言归类，莫言不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还不是在某一种现代技法上闯出自己独特的路径的作家。他只不过吸收了西方的几种现代派技法。他除了较多运用了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外，也吸收了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的寓言怪诞，也有些许的黑色幽默。也有人把他跟日本的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做比较，我感觉他们注重写人的内心感觉有相似点，但感觉和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川端康成和莫言是个描写细腻的作家，都注重人的内心感觉的刻画。川端康成的感觉是阴郁和温婉的。莫言的感觉是论残酷和血腥的。其实，意识流引入中国不是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在小说中就开始运用过意识流方法，只不过没有形成中国文学的主流，后来似乎把意识流淡忘了。新时期开始王蒙等作家的一大批作品又率先运用意识流，而且很出色。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似乎都忘记了现代文学曾经有人用过意识流，似乎是王蒙等从西方引进了意识流。在王蒙等运用意识流写作之初，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没有翻译成汉语。伍尔夫也似乎没有介绍，中国新时期作家学意识流似乎是从福克纳那里，尤其他的《躁动与喧哗》学习的。莫言是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走上文坛的。那时虽然知道他效法福克纳，但评论家还没有给他归入意识流作家。倒是有很多人把他归入不注重故事情节的散文体小说家。甚至有人把他跟沈从文、萧红的小说相提并论。至于他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事。

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我想多说几句。西方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拉美文学的贡献，更多的归功于马尔克斯。其实就我个人观点，魔幻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玄妙的。只不过是在现实描写中穿插一些幻象或者是鬼魂的手法。这样看来中国古典文学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也算得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始祖。即使是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和《水浒传》中也不缺乏这样的描写。我们不能确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们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所谓的先锋作家没有继承自己的“魔幻”传统，其实在我们这些古典文学中早就有这些手法，为何他们之前没有顿悟，自己去做魔幻现实主义创新，而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呢？即使你把《百年孤独》研究得再透彻，也难以写出超越《百年孤独》影响力的《中国孤独》。即使你把魔幻现实主义运用得再好，人家也得认为我们是借鉴了马尔克斯。

        莫言发表了《红高粱》之后评论界一直把他列入到“寻根文学”之中的。那时《红高粱》还是个中篇小说，还没扩充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全新的写法，张扬生命的本能，挖掘国人的粗野和荒蛮，揭示人性的弱点，似乎从本质和内心找到了中国人的劣根，所以《红高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尤其是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红高粱》的知名度极高。其实莫言的作品被翻译语言最多，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还是《红高粱家族》。尽管后来莫言写出了大量的长篇小说，最能代表莫言风格的作品是《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

文青：您能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一下，莫言能够获奖的原因吗？

莎仆：诺贝尔文学奖必定是西方的国际大奖，它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去衡量作品。它奖励的作家无外乎，整体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或者是某一部作品令人震撼抑或是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这里有一个传统与借鉴的问题。就拿日本的川端康成来说，他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他既继承了日本文学细腻、典雅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新的表现手法，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流派。在电影《红高粱》获得国际大奖时流行一个观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强调了作品民族特色的重要性。但是要说“仅有民族也不是世界的”。在强化民族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吸收世界的所谓先进的或者是流行的手法。民族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被人家认为你的东西既是本土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民族和世界之间必须有一个桥梁沟通起来。这就是作品的内容，作品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学以前不被西方接受就是感觉中国文学注重表现人的生存状态，更多表现他们的意识形态，强调政治性、社会性和教育性，而忽视了对人性的挖掘，尤其对人性的弱点挖掘的不深。莫言是聪明的，在新时期他是中国最注重挖掘人性的作家。他写的人物比起那些现实主义作家来，不能算丰满、鲜活，他不注重典型性，更具有传奇性。他的人物虽然合乎时代和历史的真实，但又感觉那些人不是那个时代和地域的代表，他们更像一个个文化符号。无论是《红高粱家族》里的“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叔，还是《檀香刑》中的“孙丙”、“孙眉娘”、“赵甲”、“钱丁”，他们不像鲁迅笔下的“阿Ｑ”、“祥林嫂”、“孔乙己”等那么典型，甚至没有老舍笔下的“祥子”、“虎妞”、“福海”那么鲜活，他描写的笔墨更多的不是关注人物命运是对场面的精细的刻画。哪怕是血淋淋的杀人场景，他也是浓重的泼墨。从而让读者感到惊心动魄。莫言的作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取材于历史和民间传说，一种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前类的作品读者比较熟悉，譬如《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等，相反后类作品知名度没有前种高。很多人都知道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同样是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就很少有人知道是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变的，更少有人知道霍建起导演的电影《暖》是根据莫言早期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

        莫言不能算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是某一现代流派的典型作家。从先锋性的极度来看，他甚至没有孙甘露、马原、格非、吕新那么前卫，甚至超不过扎西达瓦和残雪。在运用意识流上新时期的很多作家都用过，这点上莫言没有王蒙运用的多。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从《百年孤独》那里传过来，不少作家也都尝试过。阎连科也努力在作品中运用，譬如他的《寻找土地》、《天宫图》、《年月日》等，就连很不追求现代派手法的迟子建也在小说《向着白夜旅行》、《逆行精灵》、《旅人》等小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作品的写实性和先锋性都不是中国最典型的，但他是坚持现代派手法最持久，运用现代派技法最丰富的作家。为何他在国外的认知度那么大呢？这因为他总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讲他的故事和写他的人物。他揭示人性的劣根性是最深刻的。所以说莫言是“寻根文学”最具代表的作家。他所揭示的国人的“根”尽管有时看上去不完全是真实的，但又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和文化中的确存在的。无论是《红高粱》中“我爷爷”的泼皮无赖，给罗汉大叔拔皮的群众，还是《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血腥的杀人场面，都揭示出中国人身上确实存在的冷漠、贪婪和麻木的弱点。这些描写对我们怀有深深自尊的国人往往感到他是糟践和丑化国人，而在外国人的眼里往往认为他写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本质。这种揭示人性弱点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作者也是大胆和勇敢的。中国新文学之所以被西方不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性或者观念性过强，而忽视人性的挖掘，莫言这种作品似乎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偏见。认为他揭示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最深刻，就连长篇小说《蛙》里写的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工流产”，也被认为是对社会落后的揭露，他们当然感到莫言是个突破，认为写的才是人性，也倍受推崇。

文青：您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残酷场面描写？

莎仆：莫言对残酷性有一种超常的近乎残忍的想象和刻画。他在残酷场面描写的冷漠和恣肆的态度不是说明他的内心有多么残忍，相反说明他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深恶痛绝。《红高粱家族》里的“活剥人皮”，《檀香刑》里各种残酷的刑罚，读后都让人感觉不寒而栗。莫言的残酷描写看似过于夸张，其实真实生活也未必没有他描写的那么残忍。只不过他那过于细腻地逼真的刻画，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莫言的意识流不仅是通过人物的眼睛观察外部世界，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感觉描绘来洞察内心。那些残酷的场面就是通过这两种视角传达给读者。他不仅写杀戮的残酷，也写饥饿和性的本能，那种淋漓尽致的刻画正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我对莫言的残酷描写是既佩服又惊悚，使对人性中的美好丧失了信心和期盼。

文青：您如何评价莫言作品批判性？

莎仆：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对他概括性的获奖理由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对莫言艺术特点的概括。颁奖词对莫言作品批判性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他克服了以往中国文学中宣传和教化作用。官方对于莫言的态度，除了早期小说《欢乐》引起的争议，电影《红高粱》获国际大奖时，有人骂他是“脱了娘的裤子给外国人看。”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性和宽容。其实莫言的批判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更多的是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去挖掘、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莫言没有被“封杀”的重要因素。比起前辈作家来莫言赶上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时代，是无比幸运的。

文青：莫言一获奖，不仅莫言身价倍增，莫言的家乡要建莫言文学馆，成为旅游景点；就连几年前北京有个老板注册的一个酒的商标“莫言醉”也借助谐音，卖了一千多万元。如此看来，莫言似乎是中国最好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了？

莎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使莫言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的经济收入也极为可观。这样的经济效益是让所有的中国作家都羡慕和垂涎的。获得诺贝尔奖不一定就是那个国家最好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赶上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能说他不是俄罗斯文学顶级的作家，也不能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其他俄国作家的成就就超过了他。中国在上个世纪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完全否定整个一个世纪没有高水平的作家。高行健获得了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以小说和先锋戏剧创作成就获得的。他的小说《灵山》我读过盗版的书，感觉除了作者的叙事视角独特，手法比较新颖之外，他的小说成就也不能说就超过其他中国作家。再说他的戏剧创作，除了运用了西方现代技法外，也不能说他的戏剧成就就超过了曹禺、老舍和郭沫若。莫言获了奖也不能就断言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也不能轻易说比阎连科、贾平凹、冯骥才、张炜等高出一大节。只能说明中国作家也能获得国际最高的奖项，也能被西方国家认可。

文青：莫言获奖的意义在哪里呢？

莎仆：莫言的获奖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倒不是说中国文学从此就走向了世界，甚至是赶超世界水平了。文学还不同于经济和科技，你能说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作家的作品更具影响力，但你很难说某个国家或作家的作品更先进、更优质。莫言获奖倒不是说从此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就此改变了。莫言获奖跟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长不无关系，同时说明中国作家的现代意识增强了，作品本身也发生了大的飞跃。关键是给那些妄自菲薄中国文学的国人一个有力的证明。不管我们是否有意取悦于西方的，总之我们让西方承认了一把，不是告诉人家我们行，而是告诉那些崇洋媚外的人，西方的和外国的大奖我们的作家也不是不可及的。我们的作家在钦佩莫言的同时也不要去刻意模仿莫言，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风格。如果是看见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别人再去效仿拍《英雄》、《十面埋伏》也一定被人家再次接受，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却失去了自我。只要你创作出了无愧于社会和时代的作品，无论你获得大奖与否都是不重要的。李白没有获奖，不能否认他是世界级的浪漫主义大师；曹雪芹没有获奖，谁也不能否认《红楼梦》是文学难以超越的高峰；蒲松龄没有获奖，谁也能断言《聊斋志异》就逊色于《十日谈》；鲁迅没有获奖，谁也不能否定阿Ｑ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

        洋洋洒洒说了这些，总之是为莫言高兴，为中国文学高兴，虽然这兴奋还不能超过假想中的中国足球获得世界杯冠军那么激动，但这意义绝不亚于一个网球世界冠军。莫言成功了，他获得了很多前人错过的荣誉。莫言成功了，他实现了很多人怀着的梦想。他终于在去那个世界时面对老舍会谦逊地说：“您本该1968年就该获此殊荣，可惜您没有等到，我的幸运也许不能弥补您的遗憾，但值得庆幸是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得到了您很早就该得到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