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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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莽中篇小说集《逃婚记》代序
莎 仆
野莽先生是楚人，名字也出自《楚辞》，“遵野莽以呼风兮，步从容于山廋”，他从刘向的《九叹》中择此二字，做了他文章与书的署名。去野外自由地呼吸吐纳，在山中从容地漫步信游，他愿意以此为尘世的追求，也以此为写作的姿态，虽然这样做在现实中并非易事。我知道他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二十多岁就早早地出道了，但他似乎一直独行在文学的竞技场外。竞技场也是赛场，他说他对比赛的事天生胆怯，认为野风中的独步也应是写作者的一种境界，与他性情相适，他喜欢这样。
我与野莽先生是在本世纪初的一次列车上邂逅相遇，迄今已快二十年了。他应邀参加黑龙江一家杂志的笔会，从哈尔滨返回北京，乘坐的正是我担任乘警的那次列车。与他同行的作家还有聂鑫森、孙方友、石钟山、孙春平。在前一天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的签名售书时，我买了几位作家签名的小说集，那天野莽先生并未到场，通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作者石钟山先生介绍，我才知道缺席者是著名作家野莽先生。当时我已开始发表作品，对这个名字自然熟悉，不仅读过他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开电梯的女人》，《小说选刊》选载的短篇小说《赔人》，还熟悉他主编的几套大型文学丛书。
野莽先生是一位健谈的人，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因我谈起小说，他也就随着我谈，他没有想到一位警察会对现当代作家的小说如数家珍，从表情上看他有些吃惊。由于我对作家的崇拜，便邀请他们几位到餐车厢里吃顿便餐。列车上的菜都是家常菜，列车长和乘警来了特殊客人，饭菜是可以免单的，酒水只收成本价。但按标准一桌只有四个菜，他们一行五人，平均一个不到，我又让厨师长加了两个菜，总共六个。白酒喝的是哈尔滨作协主席阿成先生送的茅台，啤酒是餐车上的，自然也是我买单。
旅途休息时，我如饥似渴地跟野莽先生聊文学，因为他跟石钟山是在北京站下车，只有一夜的车程。野莽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编辑家，对当代文坛了如指掌，所以我跟他聊得最多。一般有名气的作家都有几分矜持，忌讳跟普通读者沟通，可他对一位文学爱好者却如此的 热情，从他小说的素材谈到他的家乡，又谈到一些当红作家们的作品，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大量汲取文学的养分，感到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师长，假如他不是知识分子我肯定要叫他大哥更为亲近。
偶遇之后，几位作家回到家里都给我寄来了当年出版的新书。野莽先生寄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中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窥视》。第二年的夏天，我值乘哈尔滨到北京加开的临时客车，利用在北京站有两个多小时停留的机会，约他到北京站前会面，他准时来了。在站前广场的小茶摊上我们作了短暂的交谈，话题仍然离不开文学。记得我给他带了一包哈尔滨红肠，他给我带了一包他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职时出版的当代文学书籍。那次一别我们就再没机会见面了，只是每年春节我给他发去拜年的短信。直到有了微信，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联系，从此也能时刻了解彼此的阅读和行踪。
让我十分感动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他对一位热心的读者能够如此真诚相待，每次转发我的微信留言都称我为警察兄弟，让我备感亲切。他对我的职业并不存在世俗的偏见。一句“兄弟”称谓更让我感到了温暖的文化人中少有的“江湖”。
他在东北有很多朋友，去年夏天他的另一位东北朋友，从事旅游开发的金双江先生邀请他第二次来了黑龙江，他特意在哈尔滨逗留一天与我相见，并携夫人光临寒舍。我带他参观萧红故居归来，在呼兰请他吃了一顿饭，也只是比十多年前在列车餐厢里多了几个东北的特色菜。此次来哈尔滨他才得知我很早就在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和诗歌，回京后他竭力向他主办文学刊物的朋友推荐发表我的作品，又请出版社的朋友将我微信上的一些文字编辑出版，并答应亲自作序。我辈何德何能？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有人能够这样扶植一位非亲非故而只是列车相遇的业余作者，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我是野莽先生的忠实读者，我非常喜欢他作品的风格。我喜欢他的作品不是因为与他相识，也不是爱屋及乌，只不过相识后读他的作品数量更多，也更仔细。野莽先生的小说创作题材非常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描写被他称作“乌山”的家乡生活的乡土小说，二是表现都市题材的社会小说，三是带有玄幻色彩的历史小说。这三种题材的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分庭抗礼，也不好粗糙地类比他人，他说有些作品外表相似，但是品质和重量都不一样，常常有人把鸡蛋和乒乓球放在一只筐里，其实两者都受委屈。
他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步入文坛，1980年第一篇小说《这车好炭》以第一题的首要位置发表于新中国第一刊《长江文艺》，新时期第一评论家雷达先生在文艺界第一理论媒体《文艺报》上撰文评论，被小说界第一选刊茅盾任顾问的《小说月报》转载（《小说选刊》于次年创刊），可谓第一次登台亮相就博了大彩。他的小说创作贯穿着新时期文学的全过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以至新世纪文学的缤纷万象，除了大墙文学，以他的父辈右派作家为主体阵容的写作他未能涉猎，每一个阶段，每一种现象，都留下了他的众多作品，但他并不属于它们每一个流派。
他也不是远离文学核心的边缘写作，他是在热闹的文学流派以外独自构建着自己的文学大厦。论数量，他已经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论影响，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外国文字，还出版过几种单行本，得到国外汉学家和媒体的赞赏。由于早期不问青红皂白的大量阅读和进入文坛后对西方文学的关注，细读他近四十年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他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逐渐融入现代主义的变化痕迹，这与他很快就有别于生活型的作家，而归为思想型和学者型的作家不无关系。我可以并非夸大地说，在研究和借鉴奥地利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上，野莽先生是做得最出色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表现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怪诞、诡异，同时也具有象征和寓言性，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独具慧眼，生前曾评论过他青年时期一篇名叫《野人》的笔记小说：“我们宁可相信，野莽的这篇小说是一个寓言。”（《野人的执着》）
在他的短篇小说《不能没有你》里，主人公老谋子起床前听到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像是一句流行歌的歌词，几经折腾感觉声音来自本人的腹内，怀疑是在酒店吃龙虾时误把一个微型录音设备吞了进去，于是陷入极度的恐惧。在医院检查无果的绝望之下，老谋子到私人诊所买来了堕胎药，服下后不幸身亡。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的尸体里的声音消失了，在从此没有他的生活小区，一切都和昨天一样。
短篇小说《死去活来》里的毕仿我是一个昏睡十年的植物人，忽然有一天他醒了过来，从前的记忆瞬间恢复，令老伴感到无比惊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不能再去原单位上班，但他还记得自己放在研究院办公桌抽屉里的几份奖金，于是他坚持要到院里看看。十年过去了，没有人认识他，他也只认出一个他当年的下级现在当了院长的柯成旗，互相的寒暄却一句也不能为对方理解。回到家里，他躺在床上又恢复了植物人的状态。这类故事谁都知道是荒诞的，但因清晰地反映了某种生活的本质，恰恰显得比模糊的真实还要真实。
野莽先生的小说不仅借鉴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语言上也具有黑色幽默的特征，黑色幽默最显著的特征是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李敬泽先生评论他的小说：“法国人认为你的小说有喜剧精神，幽默、夸张，甚至是荒诞。这真有意思，法国人大概不知道，在中国，生活比想像更幽默、更夸张、更荒诞，——一个中国都市人的日子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奇迹。”（《对都市的另一种书写》）根据剧情的需要，他还可以随时把喜剧的场景从都市搬到乡村，短篇名作《赔人》正是如此。大年初一，村民明泽斗的女人抱着男娃去给村长拜年，在把孩子放在地上准备换一只手的工夫，村长家的大狗咬掉了男娃的命根子，于是引发了一起如何进行赔偿的讨论。这个离奇的案件本是一起人生悲剧，作者却把它放在一个啼笑皆非的喜剧氛围中恣意展开，令人忍俊不禁之后又心酸不已。
这种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的作品在野莽先生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如《肉坨》中脖子上的巨瘿被攻读医学的儿子暗中割去之后，身体前后失重，以至无法行走，后来用装上猪肉的布袋挂在此处，生活方才恢复正常的邬温乎；《谋杀》中为了出口恶气以尿充酒送给仇家，不料却致对方醉死的青年农民熊有志；《独乳》中在极左时期把领袖像章戴在乳房上面，由此病变以致死去的女红卫兵何洁草；《领掌者》中以带领听众鼓掌为职业的暴风雨公司领掌者；《梦游女》中每夜去和诗人相会归来却一无所知的梦游女；《鱼祸》中因为肆虐鱼王而受到报复的种崽；《坐公共汽车指挥交通的黑呢子礼帽》中把车辆和行人指挥得井井有条的精神病人；《黑夜里的老拳击手》中把敌人的名字写在沙袋上每天夜里以拳击打的老造反派……每读他的这些小说，还会让人鬼使神差地想起契诃夫，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评论他的长篇小说《纸厦》时如此论道：“较之《围城》中笑声的轻松和愉悦，《纸厦》的幽默是沉重的，即契诃夫所谓的含泪的笑，一种痛苦的思索因无法排解而化作的无奈。”（《神秘的坍塌》）
本书之首的中篇小说《逃婚记》是野莽先生的一部新作，其创作灵感来自贾平凹先生新年发给他的一个农民骑猪进城，一路唱着陕北小调的视频，野莽先生转发的朋友圈里有我，我看完在微信上留了一段话，感觉这是一篇小说的素材。野莽先生鼓励我写，我说我的水平可能驾驭不了，还是您写吧！于是他就写了，写完发给我看，还开玩笑地说是写给凤警一个人看的小说。把我笑得不行，笑后陷入沉思，深深钦佩野莽先生的思想和才华。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吴小壮骑着他家饲养的种猪薛仁贵清早出发，一个相亲，一个配种，看起来貌似这是一出行走的喜剧，但因这对人畜在价值观上的错位，却把一幕悲剧在笑声中推向绝境。他在轻描淡写吴小壮为了当选小镇代表到市里参加国际论坛，决定娶镇长残疾女儿为亲的同时，把种猪薛仁贵对镇长家老母猪的“逃婚”施予了浓墨重彩，最后它宁可跳进塘里，葬身水中，完成了一个和主人恰成反照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宁死也不背叛自己性爱原则的反抗者的形象。
我猜他之所以为这部中篇小说取名为《逃婚记》，一定是有意让人想到匈牙利小说家卡尔曼·米克沙特的长篇小说《奇婚记》。其实《奇婚记》中的贵族青年亚诺士·布特列尔与裘里男爵的女儿，怀了家庭教师苏青卡神父孩子的马丽亚小姐被强行的结合，既是以奇婚始，也是以逃婚终，亚诺士·布特列尔终于还是逃离了裘里男爵的囚笼。但他却不能逃离一纸婚书，因此仍然不能与他真心爱着的霍尔瓦特的女儿比罗什卡喜结良缘。而在野莽先生的《逃婚记》中，扮演亚诺士·布特列尔角色的是那头名叫薛仁贵的猪，那个名叫吴小壮的青年却因自己的远大前程情愿与裘里男爵变成的镇长为婿。
表现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象征手法。野莽先生小说中的这种象征比比皆是，在中篇小说《少年与鼠》里，替母报仇的潘二龙与一只名叫灰皮的硕鼠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殊死的较量，潘二龙冲破层层阻挠，终于战胜了灰皮。但他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被父亲打聋一只耳朵，被老鼠抓瞎一只眼睛，被邻居讨厌，被学校开除，被家庭赶走，最后流浪街头，生死不知。这不仅影射到当下政治生态中的反腐斗争，而且表现了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付出的牺牲。潘二龙的坚强意志还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与鲨鱼顽强搏斗的老渔翁桑提亚哥。
野莽先生的小说主题是深刻的。他不习惯把笔触直接放到现实生活的具体场景，也很少描写宏大而广阔的生活场面，而善于攫取最能反映社会生活实质的典型事例，用以表达他所发现的问题。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他的很多小说都带有寓言性，故事的寓意也很多是利用人与动物共同完成，如《少年与鼠》、《女人与猫》、《教授与狗》、《京都人兽》（老人与狐狸）、《野人》（农妇与野人）等等，单看表象那些似乎不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但它恰恰便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这跟卡夫卡的小说极其类似。
他又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提醒人们关心残酷的现实，记住曾经罪恶的历史，以免重蹈覆辙。短篇小说《迷迭香草》中的杨先生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孟婆镇，试图探访曾任中学教师的父母当年的死因，镇上的人却一夜间群发了健忘症，不仅谁也想不起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武斗，而且对自己刚刚从厕所出来的事也忘了。民间传说迷迭香草的气味能唤起人的记忆，杨先生从地中海装回一箱迷迭香草的种籽，号召镇上的人广泛种植，却遭到女镇长的严辞拒绝，并把他驱逐出镇。夜色下杨先生把草籽撒在小镇的路边。
野莽小说中的心理刻画极其出色，哪怕是一个动物甚至畜生，他都赋予人类的思想和情感。《逃婚记》中的种猪薛仁贵不仅有古代战将的名字，同时也有古代君子的气节和操守。《少年与鼠》中与人智斗的硕鼠，《女人与猫》中被人烫伤的老猫，《教授与狗》中扯下教授裤子的大黄狗，《鱼祸》中报复鱼贩子的鱼王，《骂鸟》中总也赶不走的乌鸦，《神猪》中屡次逃过屠夫的猪精，《疯狗》中祸害七里半乡的狂犬，《京都人兽》中的从山中逃到皇城根下的美丽狐狸，无一不写得形态毕现，惟妙惟肖。然而它们又绝对不是动物小说，更非蒲式聊斋故事和格林安徒生式童话，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可以说是极其罕见，我们倒可以隐约听到杰克·伦敦在《雪虎》和《荒野的呼唤》中通过狼变成狗与狗变成狼的惊心动魄的描写，而对人性发出的深情的呼唤。
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就更加的精彩了，短篇小说《将斗争进行到底》中，两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革命老人和雨吉与阴士怀，在过去的风云时代他们有过恩怨情仇，冤家路窄，临终之际却意外住进了一间病室。此时两个已经不能行动的躯体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着过去的记忆，他们一生最后的信念，是要让对方先咽下那一口气。这种复杂幽微的心理刻画，没有非凡笔力的作家很难达到。
短篇小说《教授与狗》堪称经典，丁教授和大学食堂的朱师傅争分一套新楼的住房，艰难取胜后搬入新居，在同楼邻居的骂战中他为一方作了证言，从此被另一方邻居家养的大黄狗记在心里，从此每当他和楼友在门口晨练，大黄狗就趁他弯腰屈体的时候绕到他的背后，用嘴扒下他的裤子。丁教授不堪当众受辱，告诉狗的女主人看管自家的狗，女主人却让他拿出证据，丁教授请人作证，楼友都说没有看见。遭到丁教授的愤怒指责，大家站在了狗主一边，全体对他进行孤立。丁教授在楼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最后只好回到过去的破筒子楼，食堂的朱师傅如愿以偿地搬了进来，与全楼人亲如一家。这篇小说的人物内心刻画让人拍案叫绝，相比契诃夫的名作《变色龙》来，这是一类更加可怜的人物，苟活在这个世界的他们无是也无非，无形也无色。
诙谐和幽默是野莽先生小说的语言特色。他的喜剧色彩不仅体现在故事的构思和场景的设计，同时也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他的描写语言有时略显密集，细读乃是为了追求诙谐幽默的艺术效果。《逃婚记》中种猪薛仁贵的奋起逃走，镇长家人一齐上阵围追堵截，那种英雄突围式的悲壮情景让人读了实在感觉滑稽可笑，有如一系列能动的幽默漫画，但他希望达到的讽刺效果已完全达到。他的语言极其丰富而又饱满，关键时渲染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往往连续用上几个词语，明知繁琐他依然这样，似乎想打开一条小说与相声的通道，引进马三立式的絮叨，以期为小说的平面文字之外增添声色。
在有限的篇幅里要想说尽野莽先生的小说思想和艺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最想和他说的是荒诞派，是卡夫卡，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小说是荒诞的，他坚持说如果读他的小说感到荒诞乃是因为他真正反映了荒诞的历史和现实，只有真正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历史和现实的荒诞，小说才会给人以荒诞的感觉。因此，越是现实越是荒诞，越是荒诞越是现实，而他的小说正是以最严肃的现实主义反映最荒诞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谈到卡夫卡时他也认为，卡夫卡在本质上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变形记》是变换了一种方式来描写人的命运，甚至是他自己的悲惨命运，没有人会在读一篇《局外人》式的现代派小说时泪下如雨，而格里高尔被家人和房客一起合谋杀死时他流泪了。
“我认为卡夫卡最想说的话乃在后面，在他的小说布局中，格里高尔完全可以由于别的原因变成甲虫，比方说一场疾病，一次受伤。总之，为何变形只是他在现实世界中随时可以找到的一个由头。要么我就索性这么认为，即便在别的什么主义社会，别的什么角色也会因为别的什么压力变成别的什么异类。而那种压力，还有可能来自于内部的精神和心理，它与金钱、机器以及生产方式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认为《变形记》是一个例外，它既是现代的也是现实的和传统的，既是象征主义的也是写实主义的，把它与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局外人》作一个对比就可看出，作者恰恰是站在局内，文字间充满了人性和真情，许多细节的描写让人心灵难受以至于伤感落泪。如果它的主义公格里高尔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一个面目狰狞的丑八怪，日夜为生计所迫的一家人又因他将吓走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微薄租金的房客时，嫌弃他、赶走他、唯愿他在这个世上永远消失的人，在我们的身边难道没有吗？”（《难得聪明·我们都将是变形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颁奖词中评价《失明症漫记》时指出：“其想象力之丰富、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得到至高的体现。”尽管野莽先生认为他的小说是写了荒诞的现实，而非用了荒诞的方式，我还得暂且借用荒诞二字。至于他是否具有这种至高的体现，期望读者和评论家们去细致地研判，这里我只想再重复一次我的文章标题，他是一位竞技场外的独行者。他喜欢这种超乎功利的写作姿态，作为读者，我更喜欢。
2019年1月30日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