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孩进城

农村小孩往往对异乡的大城市充满憧憬，我小时候就这样。那时的我发育很慢，又矮又黑又瘦，头大身小，前额和鬓角的发梢是黄色的，迟迟不褪。大人总说我眼皮塌没着，像个憨子。其实我极贪玩，成天和小朋友打成一片，不，用老家话说，叫“打成一窝猪”。

那时二叔正在枣庄城里的小煤窑上班。他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但那时“打工”“农民工”这些词汇都没有，人们都是称他“下煤窑”“下煤井”。二叔一直单身，三十岁出头，沉默寡言，但对我非常好，每次见到我总是给零花钱，而且很大方。我始终觉得和他很亲近。

1983年冬，我放寒假。正巧二叔也回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枣庄。枣庄，那可是个大城市！我说，枣庄有什么好玩的呢？二叔说，可以看火车、逛公园、买炮仗、看电影，还可以去新华书店。我一听就经不起诱惑，满心欢喜地跟他去了。

我村距枣庄有五十多里地，得先到村西八里地的枣（庄）台（儿庄）公路坐客车去。我跟二叔步行一个多小时，穿过漫湖才到车站。漫湖不是湖，我老家称地为湖，漫湖就是漫长的土地（学名应该叫原野），地里遍是冻得半死不活的冬小麦。后来我用百度地图测量，发现这段路程其实是十华里。

出了村，我俩先走了三四里地。过了西大河后，远远看见明显高出地面的枣台公路像黑色的带子一样，从西北向东南斜贯在广袤的原野上。枣台公路那样的公路，那时在我老家并不称为公路，而是称作油漆路或者大公路。公路这个名称太低了，我村东头有被称作公路的路，其实是稍宽稍高的稍作硬化的土路，怎么能和油漆路——学名叫作柏油路——比？我老家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就是不按教科书上的命名规则行事，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例如厕所叫茅子，厨房叫锅屋，喝水叫喝茶、喝茶叫喝茶叶茶，高铁、动车叫鲇鱼头火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看见油漆路上的汽车来来往往，风驰电掣，汽笛声声，清脆嘹亮。我从未见过这景象，激动起来，感觉这就是城市。枣庄是大城市，得比这里精彩多少倍啊！

枣台公路上那个车站的名称叫焦厂，因为站东有个炼焦的工厂，已经倒闭，只剩废墟。后来连废墟都不见了，复垦成了农田。但焦厂站的名称叫了很多年，后来才用临近村子的名字称为吴戴庄站。

我俩坐上了客车，后来人们称之为公交车，现在则有了BRT——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念；车票好像每人八角。窗外遍地萧瑟，但在我眼里全是风景。车一路向西北，有时则向西或向北。经过的第一个地方叫乱沟，我想这地方得多乱才叫乱沟。但并没发现土匪窜出来，也没发现地上的沟有多乱。快到吴林乡时，我看见了路东的贾家林，据说是明代进士、兵部侍郎贾三近的家族坟场，松柏遍布、坟头隐现，阴森森的有些吓人。再往前到了吴林乡驻地，好几处瓦屋、平房斜斜地面向油漆路，记得眼见的第一处是吴林供销社。后来，我曾在这里候过车。对住惯了低矮茅草屋的我来说，当时感觉瓦屋平房好高好大。

过了吴林，很快就到了峄城，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县城。第一个是台儿庄，只记得有条东西街，应该是繁荣街，遍地是泥坑，坑里存着泥水，一点也不繁荣，似乎不是城市；峄城是城市，比台儿庄繁华多了。客车在承水路上由东向西穿行，路南的枣庄师范学校、路北的峄城区人民医院渐次闪现，我看得眼花缭乱。当然，那时我才上小学，学识有限，有的靠看，有的靠猜，有的靠问，二叔就在身边呀。二叔很闷，不问不说，问了也说的瓮声闷气的，得仔细听。

忽然，车经过了峄城大沙河。原来竟然有这么宽的河，这么大的桥，我感觉我村那些在我心目中十分宏阔的河、高大的桥立马相形见绌了。当然，多年以后，我又看到了黄河、长江、大海，觉得峄城大沙河就是个大点的沟。

经过河西的转盘路，车一路向北。慢慢的我觉得似乎出城了，路边又是广袤的田野。不久，车又开进了一个更大的城市。远远望见车右前方有几座高耸的巨型烟囱，外形怪异，下面特别粗，中间特别细，上面又变粗，吐出巨大的白烟，和天上的白云接在了一起，好像烟变成了云，极其缓慢地在天空蠕动着。我看这天空的白云都是烟变成的，当时似乎刮着冬季流行的西北风，我家又在东南方向，不禁疑窦顿生，觉得家乡的白云就是从这里飘过去的。大烟囱旁边有几个相形见绌的小烟囱，像巨大的铅笔一样，套着红白相间的圆箍，下粗上细地屹立在那里，也冒着白烟，但烟流动很快，消失得也很快。问二叔，说这是十里泉电厂。我觉得，枣庄好像到了。

车在解放路上由南向北走。依次经过各塔埠，老家都叫虼子埠，我心想这里一定虼蚤很多，寄居人身，咬死个人，不是个好地方，不能来这玩；立交桥，上面有铁路、下面是公路涵道，桥东南、东北好像是两家银行的大楼——后来知道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高高耸峙，遥相呼应；枣庄三中，现在是文化路小学；亚细亚商场，现在好像已倒闭多年。然后，到站了。

我跟二叔下了车，沿着现在的文化路往西去。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是过了铁道，沿铁道西侧转向北走了一阵子，然后往西拐进了一条僻静的水泥路。记得当时的水泥路上满是车拉煤轧出的混和着煤灰和泥巴的车辙印，特别是南侧围墙的背阴处更多。就这样走了一小会儿，终于到达二叔工作的小煤窑，走进了煤灰遍地、污水横流的职工宿舍大院。靠南头的一排东西屋，记得东头第二个门是二叔住的大屋，大概有三间，门口挂着被子当作门帘，遮挡凛冽的北风，屋里横七竖八地放着上下两层的架子床，中间有台俗称“憋了气”的炭炉子轰轰地烧着火，烟囱红了半截。我发现这个炉子没套，工友们大手大脚地往里面填炭，好像有烧不完的炭——这也太浪费了，我家的炉子都被父亲精心地用东大河堰的黄泥套了，就是把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糊满炉膛，使炉膛面积缩小，下口很大便于进风，上口很小且开口于烟筒的反方向，既节约煤炭，又便于炉火吸入烟筒时正好从前烧到后，基本保持火力。房顶下吊着几盏电影里才见过的白炽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让习惯了煤油灯和蜡烛的我很不习惯。多年以后，我又习惯了更亮的灯棍，觉得白炽灯光太昏黄了。后来知道，这里叫孔庄煤矿，南边就是孔庄村，当时已是城里，现在叫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孔庄社区。

时已过午，二叔下午两点到夜里十点还有八个小时的班。他匆匆地到食堂打了点饭菜，自己吃完也看着我吃完，然后把我托付给工友，就上班去了。记得饭是“卷子”（其实就是五面方、一面圆的馒头）；菜是萝卜肉片汤，红褐色的肉汤里，萝卜片切成90°扇形，还有几个肉片。我学着二叔把卷子掰了几片放进肉汤里泡一下再吃，美味极了。

看完了新鲜的城市，吃完了可口的饭菜——然后，我想家了。二叔下井去了，身边再无亲人、熟人。二叔托付的人是我同村同族的二哥，小名叫牤（方言，公牛的意思），很憨厚，总是很亲切地看着我，但我和他不熟啊。可是这里距老家太远了，没法回怎么办呢？

二叔下井前给了我一张十元大钞，票面上站着好多人——现在觉得应该是1965年版的人民币，让我买炮仗放。我似乎从未得到过面值这么大的票子。但我归心似箭，揣在兜里不肯花，想回家再说。

冬日昼短，天很快黑了。我无聊地捅着炉火，想着如果在家里，一定在和小朋友一起玩“雉鸡翎 砍大刀”或者“藏老蒙”（捉迷藏的意思）的游戏吧。现在这么孤苦无依，禁不住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晚饭到了，我拿着二叔的陶瓷缸子和他给的饭票，跟着牤二哥打了饭吃完，依旧十分无聊，想家的念头更加强烈。熬到大概八点左右，经不住牤二哥的哄劝，我爬进了二叔的被窝，想用睡觉忘掉思乡病。记得被褥又黑又破，几乎发出亮光来，枕头是叠了几层的旧大衣，散发着浓重的脑油味。毕竟奔波大半天有些累了，我很快睡着了。

二叔在我半夜的睡梦中回来了，睡在了床的另一头。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哭闹着要回去。二叔没法连续请假送我回去，就不同意，用嘶哑的声音和我吵。我不穿外套，坐在床沿上和他对吵。一时间你来我往，甚是热闹。工友们跟着插科打诨，说着调侃的话。我感觉自己更加孤单，更要回去，吵得更疯。

二叔很无奈，连声嘟囔着那怎么办。一个工友解围说，恁二叔计划今天带你去好几个好地方玩呢，人民公园、三角花园，晚上还带你去电影院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呢，可好了。二叔、牤二哥和其他人赶紧帮腔，慢慢地把我说动了。

我吃了早饭，跟二叔去了人民公园。天正冷，公园里都是枯枝败叶，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铁笼子里调皮得上下乱窜的猴子，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动物们，极大吸引了我，原来可是只能在电影和书本里才能见到啊。我暂时忘记了想家，饶有兴致地仔细看。出了人民公园，二叔又带我去地摊上买了一些崭新的画册。印象最深的一本是《奸细与间隙》，里面有一页写了女革命战士难以自证清白后，跳入冰雪封冻的河流，党的好儿女壮烈牺牲。几年前，经网上查证，这本小人书1981年出版，定价0.26元。

下午二叔下井前又给了我一张十元大钞。手握两张十元大钞，我被收买了。我连午觉都顾不上睡，按照二叔的预先指导，出大院北门往东去，很快就到了一条不宽的北高南低的水泥路，一路下坡往南走——路东就是小煤窑的井口。走了大约200米，进了路西的门市部，迫不及待地花了5元钱，买了一挂50头（个）的炮仗。我在老家成天囊中羞涩，父母偶尔给个几毛钱的零花钱，咬咬牙也只能用2角钱买一挂20头的小炮仗，有时甚至只能花1角钱买半挂、10个小炮仗，或者花5分钱买5个，像宝一样装在褂兜里，偶尔解出一个来放了。有时还买一种更便宜的“小豆炸”，个头和威力都很小，大概1角钱一挂、20头，啪地一声细响，只能炸成两半，满足不了小孩子的破坏欲。

炮仗到手，尽情放够，还有15元呢。我沿着大院里的臭水沟，把炮仗半插进泥水里，露出上头和捻子，点着就跑。砰地一声脆响，泥水四溅，十分过瘾。炮声惊醒了上完夜班正在补觉的工友们，一个个愤怒地奔出来，狂喊这是谁家的熊孩子，不让别人睡觉。有工友答，这是县长（二叔的外号）他侄子。他们赶，我就跑，继续放，一个农村来的野小子，哪懂人理待道。我像个游击队员，不自觉的运用着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到50个炮仗全部报销。

当晚，根据二叔的预先安排，牤二哥带我去了东方红电影院（据说现址就是枣庄影剧院）。怎么去的都忘了，只记得去的有点晚，电影票没剩几张，没买到相邻的座位。我们我俩相隔很远，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记得他给我说散场时门厅里会合，以免失散。电影是《火烧圆明园》，我看得似懂非懂，纳闷咸丰（梁家辉饰）为什么喝新鲜的鹿血，觉得很腥，甚至很脏，有点恶心。

看着看着，竟然觉得尿意来了，而且越来越浓，渐渐地憋得难受。环顾剧场，虽然屏幕前光亮四溢，但光线极不稳定，忽明忽暗，其余各处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更不敢去找，担心自己出去就回不来了。我的大脑里已不再有电影，全是鼓鼓的尿。

终于，我实在憋不住了。情急之下，我凝神聚气，纹丝不动，缓缓打开了下面的闸门，释放出温热的液体。我不敢正常地尿，怕不雅的声响招来邻座的注意和鄙视，只好一点点的放。尿液无声地流满我的裤裆，浸湿我的屁股，又顺着大腿流进裤管。感谢我的棉裤，很好地发挥了吸水作用；感谢我的尿泡，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反正，我顺利地尿完了，而且貌似没有一滴落到体外，真可谓是颗粒归仓。那一片刻，我感觉很温暖。然后，我感觉屁股和腿部的皮肤渐渐发凉，而且越来越凉。我赶紧翘起二郎腿，将两条腿紧紧地夹在一起，交替上下，用体温驱散凉气。

都道是，三个小男孩对着光腚能烧开一壶热水（老家俗语，极言男孩火力之旺）。若干时间过后，电影并未结束，我的身体和棉裤都干了，而且完全干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心中大喜，乘胜追击，看完了电影。当然，这样的“英雄事迹”，我谁也没告诉，直到今天。

第三天早饭后，二叔带我去了老火车站（即现在的枣庄东站）。其实来枣庄后，我在穿过城区的铁道线上已经见过几次火车来回奔跑的身姿，解了解求而不见的馋。现在，终于见到了停在站台上的火车，别有一番感受。它真是个庞然大物！车头又高又大，车顶烟囱里白色蒸汽升腾，车侧细小的管子也在往外喷着白汽，车底几对巨大的红色钢轮紧紧压在铁轨上，不知是要生火待发赶往遥远的目的地，还是已到目的地要熄汽就地停靠；后面的一节节车厢像巨大的火柴盒一样彼此连接，好像是巨兽拖着长长的尾巴。我正打量之际，火车的汽笛忽然发出“哐哐”几声巨响，接着又发出“嘀嘀”几声细响，车顶和车侧的白汽都变得急促，连接红色钢轮的连杆突然动了起来，驱动着钢轮剧烈地空转了几圈，在铁轨上摩擦得火花四溅。我几乎被吓了一跳，赶紧往后站了站。只见火车由静到动、由慢到快、由急躁到平稳，逐渐加速驶离。长长的车厢像是毫无主见的跟屁虫一样，咣咣当咣咣当地在我面前招摇而过。随后，我又看见几列火车进进出出，慢慢就看腻了，跟着二叔走了。

当晚，二叔的另外一个工友带我又去了这家电影院，看了《垂帘听政》。我成竹在胸，如法炮制，释放了又一泡尿。这前后两场电影，我记得特别深刻。后来我跟二叔又到枣庄看电影，但看过什么全然不记得。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因为电影记住了尿裤裆，还是因为尿裤裆记住了电影。当然，以后这种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我后来渐渐长大了，能够摸黑外出解决再摸黑返回了。

第四天，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坚决要回家。正好牤二哥要早点回家过年，二叔便让我跟他一起走了。第一次愉快而又具有挑战性的枣庄之旅，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唯一遗憾的是，经历了两泡尿的洗礼，我的棉裤变得特别硬，硬得剌裆部，十分不适。好在来年娘拆了我的棉裤，换上了新的棉花。

后来每逢暑假、寒假，我总随二叔去枣庄。1985年暑假，我在枣庄看了电视剧《铜鼓》，里面有个人物叫“老头子”，神秘恐怖，高森莫测。1986年暑假，看了电视剧《新星》，主角是县委书记李向南（周里京饰），故事我不是太懂，但他貌似和一个十分洋气的城里大妮谈恋爱，我看得心神驰往。第一次喝啤酒，记得是白天和二叔及他的工友们一起当街喝的，酒色淡黄如同马尿，苦涩得难以下咽，我很快就放下不喝了，怪不得工友们称之为“粪坷埌水”（坷埌，即土坑）。工友们喜欢打牌抽烟，总是差我跑腿买烟，每次总有小费。“普腾”牌香烟，工友们称为“扑扑腾”，1角5分一盒；“白莲”牌香烟，工友们称为“白脸”，4角一盒；还有超贱的“花卉”，9分一盒；超贵的“大前门”，5角一盒；还有“微山湖”“飞鸽”“红波”，价格都在2～4角之间。更贵更贱的，我当时没见到工友们让买。

在枣庄，我是新华书店的常客。先后去买了《太平风云》《堡垒的攻破》《巷恋》等课外书，以及《新华词典》《语文教参》等教辅教材。这些书都被我翻得稀烂，课外书中的故事情节连同一些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到现在还记得《太平风云》中的太平军“斩断了清军的魔爪”，记得清军攻破天京时，湘勇用长矛刺进太平军战士的肚子后，旋转一下再拉出来，确保后者开肠破肚、无可救治；记得《堡垒的攻破》的作者是何一祥，里面的主角之一是王麓水；记得《巷恋》写了一个小巷中三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恋爱故事，第三段故事中，有句话写女主角“举手投足间总是对那秦家小子流露出无限的柔情蜜意”——这个我当时真不懂，不知道柔情蜜意是啥。

二叔还带我去商场买了几件“洋气”的衣服，后来发现全是冒牌货。那时商场还是国有的，刚刚改制，柜面多租给私人承包，商品都是假货。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浅色衬衣，印着“上海”商标，挺贵，花了15元，猛一看不错，娘洗一遍就缩水了，皱巴得很难看，几乎穿不上了。她说这是哪买的地摊货，好像是扔了还是送人了。

除二叔和工友外，我交了新的朋友，一个只有两三岁的小男孩，名字叫海港。他爸爸是二叔煤窑上的管理人员，妈妈在前面说过的那个丁字路口的北侧开了个小卖部，主要的顾客是矿上人员。海港有辆当时刚时兴的四轮童车，我经常推着他到处跑，在丁字路口往南面的下坡猛冲，然后一脚把右后轮的刹车棍踢进轮子里，车立即以右后轮为轴原地打转。海港嘻得哈哈的，我也嘻得哈哈的。

没人陪玩、没事可玩时，我学会了自己打发寂寞。我到煤井去闲逛，看见高高的井架，顶端的钢轮正反不停地旋转，拉着铁筐上上下下，一会运出煤来，一会运进人去，十分有趣。我趴在井口往下看，黑黢黢不见底。我踱进绞车房，看见一个工人左手拿着烟，右手捏着转向器，脚下踩着踏板。他面前有一个刻度计，随着绞车上下，刻度计上的指针也上上下下。有时感觉他刹车踩得晚了，刻度计超过了最上面的标线，就听外面金属摩擦声吱嘎乱响，他就赶紧再降一降，然后踩住刹车。外面就看见铁筐升到了井口上一两米，挤进往上收窄的钢梁，工人们大喊，你他妈的想把老子扔到月姥娘上去吗？随后就看到车筐微降，与井口平齐，工人们打开车筐的铁帘，鱼贯而出。井口的东边，是高高的煤山，挖出来的煤一层层地摞上去，可惜不让我上去看看。

有一次二叔上早班，下午两点下班，我就卡着时间去井口迎他。迎面就看见一群工人一身乌黑地走过来，安全帽上的前照灯还亮着，发出微弱的黄光。他们满脸黑炭，只有眼珠是白的，腰间背着扁扁的蓄电池，我不知道哪个是二叔。忽然，其中一个冲我咧嘴一笑，露出白牙，我才发现他就是二叔。我对工人冬天下井时穿着特别单薄破烂、露出孔洞的衣服大惑不解，问他这不挨冻吗。他说，井下有100多米深呢，暖和得很。二叔自幼就有哮喘的毛病，每天吸这么多煤尘，现在他有较重的肺病，我老觉得是长期下煤窑加重了他的病情。

我跟二叔去枣庄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从最初的两三天，到后来的七八天。1985年寒假，我就从腊月二十住到了腊月二十七，然后和二叔一起放假回家。从来没有外出这么久，我感觉村子都似乎变得陌生了。进了家门，发现电工正在房梁上一边扯着电线，一边和我爹聊天。从这年起，我老家通电了。第二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乡里赶了腊月二十八的大年集。这个寒假过得格外明亮温馨。

从枣庄回村的我，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再带小伙伴们玩，格局境界全变了。我成了“富翁”，兜里全是“烟宝”、炮仗、画册，引得小朋友一伙伙跟着我玩。所谓烟宝，就是拣来工友们随手扔掉的烟盒，经裁剪折叠后变成了先是长方形、后来是三角形的烟纸片，叫烟宝，按烟价进行可比性折算后放在一起，用剪子包袱锤确定先后顺序，大家轮流摔在地上，谁能摔得翻过来，就是谁的，翻过来越多他赢得越多——这个游戏叫“摔烟宝”。现在，这些穷人的游戏早已消失不见。

不仅如此，原来的玩泥巴、摔“瓦瓦炮”已经没有意思，我带着小朋友一起用泥捏火车，只不过我捏得很像，他们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个捏的卑鄙龌龊，简直是农村的地排车。我还添油加醋地给他们讲城里的故事，他们流着哈喇子傻傻地听着，满脸谄媚地逢迎着、附和着。哪个小伙伴稍有异议或跟进慢了些，就会立即被视作异端，饱受恐吓，最后赶紧屈从。

大概上世纪80年代末，二叔离开了孔庄煤矿，去了枣庄以外更远的地方。枣庄从此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但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包括糗事，我从未遗忘。

二叔又在外漂泊了很多年，始终孑然一身，直到2021国庆节前夕才回村养老。

2022年春节，我回村见到二叔，共同回忆起枣庄岁月。看着日渐衰老的二叔，我决定开车拉着二叔和家人重返故地。二叔的记忆依然清晰，精准地把我们领到那里。丁字路依然在，但已变成十字路，地上的建筑物也全变了，物非人非。原来的宿舍院，变成了现在的振兴社区，西面是大润发超市；原来的井口周边，变成了现在的枣庄市市中区社会福利中心；海港家的小卖部，早已不见踪影；路北原来的大片荒地，夏天时我总想打火镰割草的地方，现在也全是商住房。也许是因为枣庄市驻地已于2004年从市中区西迁到了薛城区，这里四周的建筑总体上乏善可陈，低矮的楼房、沿街平房居多，透着停滞不前的痕迹。

我四处踱着，感慨着，唏嘘着。就是在这里，我完成了自己最初的城市印象和较早的思想启蒙。而今，二叔已从当初三十多岁的青年，变成七十岁的垂垂老者；我已从十来岁的懵懂小孩，变成了资深的中年人，在距这里数百里之外的大城市中波澜不惊地生活着。只有这片土地，见证着南来北往、人聚人散、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