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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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芳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距离家里有五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那时这所县中是十多万人口的小县里唯一可以考上大学的重点学校，其中高中一个年级里只有三个班约两百名学生，这两百名学生中毕业时每年只有二十名左右能考取大学。也就是说，进了这所全县唯一的重点高中，成为这两百名姣姣者中的一员，就相当于一个十分之一的大学生了。那时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这样认为，能考上县中，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山区来说，是十分有前途、十分令人羡慕的事。
我要去县城读书了，在乡下当中学教师的父亲自然十分高兴。因为在我读的那所乡中能考上县中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那所初中也是有二百多名应届毕业生，那年考上县高中的只有十四名！我变成了那“十分之一的大学生”，离父亲那“望子成龙”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离开父母去读书，于是，父亲早早就叫村里的老木匠给我做好了一个能装衣物书籍的木箱子，那时村里人都叫这种箱子为“读书箱子”，它与一般的木质箱柜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它是专门用来给读书的孩子们用的，所以它比一般的箱子又有不同的意义。在我的老家村子里，能拥有一个“读书箱子”是一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在那时，村里的小孩能考上县城去读书的还十分少，有些考上了，也因家里的经济能力差而供不起读不起，不得不又回到父母身边继续耕田种地。当村里人们听到我父亲与那个村中的资深老木匠在大声地谈论着如何做好这个“读书箱子”时，都纷纷向我父亲祝贺，说父亲也有“书种的传人”了——父亲是当时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是全村甚至周围十几里范围内唯一中师毕业的靠读书而吃上“商品粮”的老师。
去报到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人都起得很早。奶奶还特地为我煮了五个鸡蛋并洒上葱花，说吃鸡蛋能长身体，吃葱花能变得聪明会读书。吃完早餐后，父亲就用一条小扁担，一头挑着装满了衣物和日常用品的读书箱子，一头挑着一袋可以吃上一个月的三十多斤重的大米（那时在县中读书的学生还必须自己带米到学校厨房去蒸饭吃，在那几年读高中的日子里，一直都是父亲坚持每月送米给我的），迈着坚实和快乐的步子，往十多里外的乡汽车站出发了。其实我家就在通往县城的路边不远，那时班车太少，路过家门口的班车常常因载满了客而不停车。父亲为了让我能搭上班车，还是挑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多走了十多里的黄土路，送我上了车才回去。
但我的高中学业并不顺利，到了高二年级分文、理科时，我被编到了理科的普通班。高中的三个班里，重点班有一个文科班和一个理科班。另一个就是普通班了。当时学校分班的原则是按数、理、化三科的成绩分的，我的理、化两科成绩不理想，就分到了“差班”，这意味着我离那“十分之一的大学生”已离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之外去了。因为这所学校普通班的学生还从未有过考上大学的。那时我是很喜欢文科的，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分我到了理科班，我是多么的不愿意，心情非常差，听到这消息时，仿佛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但是，我去校长、老师那里如何的解释求情也没用，他们认为理化成绩差，智商也就不高，去了重点班，只会浪费一个名额。我在低沉、焦急和无奈中徘徊了几天后，还是坚决地埋头于那些我并不喜欢并且做起来很有些吃力的数理化题目去了。
虽然我用比别人勤奋十倍的努力换来了班上的第一名，但普通班就是普通班，师资、教风、学风和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起重点班来就是差了一大截，我的第一名通常就是排在重点班的第二十名左右，离“十分之一的大学生”还是差好几步之遥的，但这样的成绩却给了我许多信心，父亲也经常鼓励我，我也感觉到，我虽然不是学理科的料，但是也相信“勤能补拙”，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两年后的高考，我还是落榜了。
父亲没有气馁，他坚定地要我去复读。时间到了十一月，复读班终于开班了。那天，我座在教室里，物理老师正在讲复习题，我心里很乱，怎么也听不进去，一种从没有过的压抑和委曲涌上心头，我觉得这样的课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我要转学文科！”，一个突发奇想使我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我借了部自行车，直奔五十多里外的父亲那里，对父亲说，我一直都想读文科，其实那过去两年来我读理科实在是感到吃力，我现在是复读生了，学校管不着了，我可以选择文科了。父亲看着我越说越激动，他也感动了，同意我转科，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信任和支持。
果然，转到文科后，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为之一振一爽。那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的文史世界使我开朗、乐观、自信和活跃起来，开阔大气、浪漫自由、洒脱豪放、充满想象，这才是我喜欢的读书的内容和境界，我真正感觉到了学习的乐趣和享受。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第一次摸拟考中，我的各科成绩就飙升到全校文科班的前三名了。第二年高考，我终于考上了本科的师范院校。
一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段读书的经历一直都耿耿于怀：我被学校老师强行编到我不喜欢读的理科班，以至苦斗了二年也没能考上大学，特别是面对父母那一双双渴望、期盼的眼神时，我的心里就更加难过和惭愧，那两年，对于年少的我来说，是一种伴随我生命成长中最残酷的折磨；对父母来说，是无奈的容忍和艰辛的付出；而我转到我喜欢的文科班后，面对全新的文科教材，时间还不到一年，我就考取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许多人的愿望，终于看到了父母那饱经沧桑的脸上绽开的笑容。我常常深感那时学校的教育体制落后，教育方法呆板、陈旧，没有因人施教，以至误人子弟。大学毕业后，我也身为人师，因为自身的读书经历，在教学上我最注重因人施教和因材施教，此法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在教坛上曾获得了一定的好成绩，这是后话了。
选自散文集《水边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