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视平凡的父母

仰视平凡的父母

今年父亲节的到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爱好者们用手中的笔开始倾诉，赞美歌颂父爱，回忆思念父亲。

我所在的县文学爱好者群里有位女作者发了篇文章，给我印象挺深、挺感人。她的父亲曾经是位军人，参加过华北、东北、华中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带病还乡后他勤劳养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柴卖柴、打草养猪养鸡，换钱供五个女儿上学读书；晚年得了贲门癌，忍痛照样下地，除草、插秧、打秋，直到最后浑身无力、落炕不起，每天靠好几支杜冷丁维持，但从不叫唤一声；这时候，亲戚劝他申请民政救助，他总是摇着头说：“不需要把钱浪费在我身上，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每一分钱都该用在刀刃上，用在我身上就是白瞎了”；临终前，他郑重地把五枚纪念章（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赠纪念章）分给五个女儿，每人一枚留作念想……

父亲节那天我浏览了不少赞美歌颂、回忆思念的诗文，我觉得这篇平铺直叙、几乎没有华丽辞藻和精美语句的文章写得最好，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作者确有真情实感，她的父亲一生事迹不凡。作为一名军人，有境界、有大爱，人生有意义、够伟大；作为一名父亲，为家庭辛辛苦苦，对女儿们寓厚爱于严管，无微不至真心关爱，留下的精神财富无价，后代一定会受益匪浅。

（一）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父亲如同大多数父亲一样，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1928年生人，小学好像都没上完，但总算读过书，解放后农村缺干部，1949年22岁的他，作为14岁入党的村民兵连长被幸运地找到乡里直接当了我们那儿由4个村组成的一个小乡的乡长，后辗转多个乡，当过乡武装部长、乡长，他还在工商管理所干过，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最后从工商所长任上退休。

那时候乡小，干部职数也少，武装部长、乡长也就相当于副股级、正股级，乡党委书记也就是个副科级。现在情况不同了，乡镇也大了，干部职数也多了，武装部长、乡镇长都是实打实的副科级、正科级。有人开玩笑说:“今天往县城的大街上随便扔个砖头子，砸着的不是正科级、也是副科级。”

我爸显然没有现在的不少乡镇长那个春风得意、超凡脱俗劲儿。他刚上班一个月就挣15块钱，一个月“一燎火儿”，有时出外开会拿不出盘缠来，还得从家里往外拿。没印象，他坐着公家的双排座、小吉普进过我们村、到过我家门；班上下乡、有空回家，无论远近，自行车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他长年风尘仆仆，风里来、雨里去，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一个不折不扣、原汁原味的农村干部。

我上班以后，有人逗我，说我是“官二代”，我总是微微一笑，不屑于回答，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想来，这问题还是出在我爸身上，他不是官儿，连他自己都没有找到当官的感觉。

那时候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总体来说，大多数为人耿直、不会转弯，敢说真话、一人做事一人当，埋头工作、不重功名，后来的干部，情况有些变化，真有那么一些人热衷于升官发财，有的满眼势利、油嘴滑舌，有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有的不干正事、白吃俸禄，甚至有的损公肥私、贪赃枉法……他们跟老一辈比起来确实差远了。

我爸他嗓子好、嗓门高，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非常能说，人也非常精干，人送外号“刘铁嘴儿”。早就当了乡长，为啥一直没当上书记，进县城也当个局长副局长的？有人私下议论，我们哥几个、姐几个也没少瞎嘀咕，我妈的说法是：“他忒‘抗上’”，我爸的回答是：“咱文化程度低，说话忒直，不会来事儿……”

人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即使退休回家了，在村里我爸他也憋不住，对哪个人、哪件事看不惯，总爱“表表态”、“拿拿意见”，因为这隔三差五跟村里有的人就吵吵起来。提起这方面的事儿，今天老妈还是咳声叹气：“那人气死你，我咋说他也不听……”

我们姐弟六个，其中兄弟四个，说话嗓门有高有低，有爱滔滔的、有不爱滔滔的，风格不尽相同，但那个耿直劲、心直口快劲，跟我爸应该说分毫不差，有话不说受不了、憋得慌，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才豁亮……

（二）

我爸一生俭朴，这是我给选的词儿，在别人嘴里不一定都这么文雅好听。那一年，我在镇里工作，有一次跟所在镇的工商所的干部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位听说我是哪个村的，问我认识不认识，他说出了我爸的名字；不知当时我啥心理，没有直接回答那是我父亲，而是说认识，那个人随口来一句：“他忒抠哇！”我一见形势不妙，赶紧补上：“那是我父亲”；结果，弄得双方都挺尴尬，尴尬怨谁呢？怨我？还是怨对方？不过我想，从那以后，那个人肯定长记性了：说啥也得问清楚到底双方是啥关系？有没有利害？背后评价别人说啥也得慎重啊！

我爸也好，我妈也好，实诚、节俭是没有争议的。我爸他在外面当个小干部，常有公差过往的、一个单位的，让我爸留下在家吃饭。老妈回忆，那年我三哥刚出生第8天，我爸就领了6个乡干部来家吃饭，我妈只好放下三哥去做饭，根本顾不得他一直在那里哭喊……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妈眼圈发红，眼里泛着泪光。

那时候，来了客人，炒个鸡蛋、熬个豆腐、粉条熬个咸肉片，那菜就是顶配了。客人吃完走了，我妈会把菜里的肉、豆腐挑出来留起来，因为保不准明天、后天又来客人了。

来了客人，分工明确，我妈负责做菜做饭、上菜上饭，我二姐负责烧火添柴，我爸专职负责陪吃陪喝，别人该不着上桌子。我不敢见生人，总是躲到大门口的草房里去，客人吃完走了才敢出来，哪像我闺女她们这辈儿独生子女，更不用说比她们后出生的，来了客人，做了好饭，不管三叔二大爷，她们得先上桌子、先尝尝，不上大桌子也行，菜拣好的单独盛出来摆个小桌子……

回忆着，那一年我也过不去五六岁、六七岁，我家来了一个部队征兵的干部，穿着军装，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看上去像是当官的，在我家吃完午饭后准备要走，忽然发现我躲在院子里，他找了好几个理由非要给我五块钱，我爸我妈见了，推搡了一个时辰说啥没要。当时我就想，这人出手真大方，咋儿给我这些个钱呢？今天五块钱肯定拿不出手了，要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上班的一个月也许就挣个二三十、三四十块钱。

每次我爸回家，我总不离左右，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村里人见了就说：“小跟班的”。从小到大，父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节俭也好、实诚也罢，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大学毕业三十二年了，一直在县乡党政机关工作，到过大小饭局、坐过大桌小桌、吃过大菜小菜，别人怎么吃饭我管不了，在饭店里吃剩下不少的好饭好菜怎么处置我也管不了，但只要是夹到我的盘儿里的、盛到我的碗里的，我从来没有剩下过一口、浪费过一疙瘩。

（三）

我们家，我妈、我们姐弟吃苦耐劳在村里当时那是有名的。四五岁就帮着妈妈添柴烧火，六七岁就挎着篮子采猪草、背着粪箕子拾粪，十六七岁就挑扁担上山拾柴、挑水种地。我是小老末，对挨得近的三哥、二姐、二哥印象最深。

大冬天，二哥、三哥他们起大早天不亮就出门上山拾柴禾，早饭前后，我还在热炕头被窝里睡懒觉呢，他们就挑着柴禾回来了，赶上哪回我没睡懒觉，也会凑过去看看热闹。当时我就挺佩服二哥、三哥的，柴禾捆得怎么那么结结实实、工工整整的，简直就像个艺术品。一担柴，轻的七八十斤，重的估计得一百二三十、三四十斤。

终于到家了，在院外的柴垛旁放下担子，他们被压得满脸通红，或原地站着、或顺势坐到柴禾捆上，喘着粗气，汗水浸透头发，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流，湿透深蓝色的秋衣，热气从上半身呼呼往外冒，热得棉衣弄不好早在半路上就脱了。歇过劲儿了，附好柴禾“腰子”，垛好柴捆，收拾镰刀、捆绳、扁担、棉衣进院……

挑扁担应该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之一，长年挑扁担压弯了腰、压驼了背是常事儿。到现在，不挑扁担多少年了，二哥后脖梗那个婴儿拳头大的“肉包”也没消下去多少，那是当年他挑扁担挑出来的……

大夏天，二姐、三哥，后来还有我，下午放学就要到村庄附近采猪草，礼拜六下午、礼拜天都要背着篓子去深山老峪采猪食；礼拜天一大早出去，有时候过了晌午才回来，常常分上下午出去采两回。一篓子猪草，少的四五十斤，多的七八十斤，走走歇歇，勒得肩膀、硌得屁股梁子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在肩膀上、屁股梁子上垫上一把干草、一沓树叶。回到家，我妈就会一刀一刀把猪草切成小段儿，之后用大锅烀熟，也得花费不少功夫。

那时候不像现在，直接喂玉米面，主要喂用干豆秧、豆叶、白薯秧粉碎后加水烀熟的“猪食面”、粮食糠、刷锅刷碗水，夏天再加上烀熟的猪草；猪吃的不好，一般长得也不快、也不太胖。我家一年也就只能喂两头猪，大多在春节前后就会把精心喂养了一年的，一般一头也就二百五六十斤、三百来斤重的“肥猪”推销喽卖钱。

读高中、大学的时候，包括上班以后，有的同学、同事发现我胸部挺丰满，就逗我：“你胸挺大呀，像个女的。”男的胸大，我也挺“傲娇”的，觉得也挺“性感”的，我想，这都得归功于小时候背篓子背得多呀……

我妈直到七十多岁了还养猪，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就起床，馇猪食、做早饭、做家务，现在九十好几了依然五六点钟就起床。我上班以后也不爱睡懒觉，到点可以不起床，但到点必须醒。遗传基因？从小受她影响？或者是寒冬腊月一大早把我拽起来催着去拾粪？……

（四）

村里人看着我们受那累、吃那苦，常说：“你爸是上班的，你们家最有钱咧，受那累图的是啥？”

我妈跟我讲，我爸上班都多少年过去了才挣40块钱，那40块钱当时只能买100斤萝卜，所以，话还得说回来，家里是有一个上班的，但要养育姐弟六个，都要吃喝穿用，都得上学读书，男孩还得考虑攒钱盖房娶媳妇。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能管今天不管明天，当时社会经济条件那么差，我爸我妈白手起家，他们如果不做出勒着掖着过紧日子的选择那才奇了怪了呢！

回顾过去，我想，家里人受的苦和累是多了点、有点儿大劲儿咧，应该说这火候我爸我妈确实没有把握太好。就结果导向来看，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我二姐身上，作为一个女孩儿，尤其脆弱、尤需呵护，在村里都到28岁了才嫁人，在家待得时间长，受的累、吃的苦自然要多。三哥当时瘦小，柴禾捆要比二哥的细不少，但那也有一搂粗，我注意到，作为强体力劳动的柴禾担子常常把他压得精疲力竭，面带苦痛、强忍难受。

自我评价，我也得算吃过苦的、受过累的。自己不会捆柴挑柴担扁担，不会种地薅苗挑庄稼，在家干那么点儿农活，跟哥哥姐姐们没法儿比；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家里有点好吃的，肯定先可着我，小的时候不瘦，不少人管我叫“小胖子”，但我显然不是又馋又懒的人，仍觉得自己没少干活，没少背篓子，也挺能背的，没少拾粪，劳动方面也挺有资本的，长大以后挺有“三农”情结的；哥哥姐姐的小孩都早已成家立业了，哥哥姐姐都已自成一支了，但我依然挺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这个大家庭情结、挺重手足情的。

到底课余时间、节假日，用于玩耍、复习功课、做家务、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如何分配，啥样的算强体力劳动，农业劳动对学生的积极影响，强体力劳动对学生身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应该属于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显然，适当的农业劳动积极作用不少，包括可以磨练学习的意志、锤炼学习的品格，这应该是人们的共识。说到这儿，我挺感激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当年大伙儿一块儿看着我、管着我，喜欢我、训斥我，感激他们让我干了应该干、干得了的农活……

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没有假设，应该说那些苦和累是我们的必修课，是爸妈不经意间送给儿女们最宝贵、最值得珍惜、最应该感恩的财富。

（五）

我们家里人学习都不错，原因挺多的。这与家里比较重视、支持孩子上学分不开。我妈没上过学、不识字，嘴上不说心里最清楚没上学多被动、上学多有用；我爸因为读过小学才有机会被找去乡里上班，上了班看看外面，更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

我比较贪玩，学习不太刻苦、不太认真，我爸我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好好学习呀，不好好学习可不中……哥哥姐姐也没少警告我：你不用不好好学习，你就等着在家下地吧。有一次，我大哥在家，他烦我上高中了还不知道学习，先是数落了我一阵子，之后赌气把我反锁在了屋里……

1977年恢复高考，大哥、二哥相继考上了大学、中专。

二姐高中毕业那年所在的乡中没有人考上大中专，本来经考试筛选，包括她仅有两三个人，可以到离家30左右里的国办高中参加复习班，可惜的是她没有参加复习，而是回村务农了！显然，是否继续复习对她人生而言，那是一次非常关键的选择、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口，我认为她选错了，当然，作为家长我爸我妈在这件事儿上应该说责任也不小。好在老天有眼，后来有个机会，她当起了村里的小学代课老师，代课12年后她在职考上了遵化师范，毕业后转为正式教师，现在也领退休工资了。

三哥先是考上中专，中专毕业上班再考入大学，大学毕业上班再考研究生，读硕士、博士……这求学路，如同他当年站在陡峭嶙峋的山上，拨开乱草，面对荆棘奋力挥镰，如同他挑着沉重的柴担，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我想，正是当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三哥求学才有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毅力。

1984年，我和三哥同时考上了大学，一家哥四个、出了四个大学生，本村、上下庄不用说，整个“长河川”都知道了……

（六）

老爸七十六岁得了脑血栓卧床，老妈陪着来到了县城，住在我们跟前。老爸在的时候，老妈是伺候他的主力，一天24小时伺候一个卧床的，其中的辛苦不必细说。

七年前，老爸离开了我们，这对老妈来说，减轻了不少负担，她也有了富余的时间和精力。大门口、小区里谁扔了饮料瓶、小纸壳，捡回来攒着，我们上班走了，还会走出小区去找。“你也不缺钱，破烂挺埋汰的，大道边、小区里过来过去的车碰喽你”——我们怎么劝她也不听，有时候嘴上答应，家里没别人了、或者趁家人不注意，照样悄悄地溜出去……管也管不了，由她去吧，后来，附近的住户发现她捡破烂，有的干脆把自家的放到我家大门口。为了多卖两块钱，只能由我利用周六日找个三轮车推着去附近的废品收购点“做直销”。

我妈这么大岁数，看上去脑筋一点不糊涂，她满脑子全是老事儿，一个也没忘，只要我回到家，就拉开了话匣子……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无休止地反反复复地讲那些家长里短的老事儿。她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包裹，那些衣服已经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一边说：“我十七岁结婚那阵儿，这么一个包裹都没有，你姥姥啥也没给我，我空着手上的门，那天我贴身穿了一件你姥姥跟哪借的旧的“白大线”褂子，回门的时候又脱给了人家，结婚那天盖的被子都是你大大妈给借的；回门回来，你姥姥给了我一个半大的压脚的铺褥子，那是她给我的东西……”老妈发现我强忍着就快听不下去了，就会问我：“这事儿我跟你说过？”

今年三月底，她闹起了腰痛，发着低烧，住院拍片、吃药输液，大夫说了，腰痛没好法儿：腰椎骨质增生，也有可能是干活计震着了、抻着了……只能回家自己慢慢养。闹腰疼，她出不了大门，不捡破烂了，我挺高兴；近一两年她人也佝偻了、脊柱也侧弯了，本来就瘦，这回一闹病又瘦了不少，腰疼虽日渐缓慢好转，但迟迟不见好利索，看着她一点一点艰难挪动的背影，我哪能不心疼……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我上街回来，忽然发现她正从小区门口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回溜达，一手拎着一个破旧的纸提兜儿，一手捏着两个饮料瓶，她见了我就说：“多半年了,头一回走出去这么远！”说的也是，春节刚过就闹起了“新冠肺炎”，之后小区开始值勤，不再随便出入了。这次我没有抱怨她捡破烂，只是忍不住提示她车多，自行车碰喽她都受不了。她可以猫腰捡破烂了，说明腰好多了，我心底浮起淡淡的欣喜……

任何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的父母是平凡的人，他们的儿女同样还是平凡的人。我们姐弟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脉，流淌着他们的美德，也或多或少流淌着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我们满怀感激地仰视着他们，一如小时候妈妈抱着我们哺乳，我们满怀感激地仰视着哺乳中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