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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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其实，每年冬季，在进九了之后，家家户户开始腌腊鱼腊肉，就能隐隐嗅到年的气息了。腊鱼腊肉都是必不可少的年货，同样必不可少的年货还有各种干菜、糖果、糖粑、麻片、面馃等吃食。
现在的孩子可能会说，干菜有么事吃头。在以素菜为主的时代，逢年过节剁点肉，人口多的家庭，一人不过一筷子头，和在肉里的木耳香菇黄花，饱沾着肉汁，也能多尝几次肉味不是？曾经有个故事说，一大家子人，好容易割点肉打牙祭，炖了一大锅肉汤，在炖汤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去捞块肉试咸淡，等到中午吃饭时，端上锅的只剩一锅汤了。
我从小就不爱吃肉，所以小伙伴们聚在一起闲聊馋肉时，我总不能理解肉有什么好吃的。在一中读书时，有个同学，每到放假前几天就念叨：回家了我要把自己泡在肉汤里。我总是嗤笑她，如今，远在美国的她，应该念念不忘的是家里的咸菜吧。
我们小时候，没有几个人对穿什么衣服在意，感兴趣的是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特别是过年时候，很多平时没有的东西家里都要想方设法的买一点或做一点了。鸡鸭鱼肉自不必说，每个家庭都要在自家财力许可范围内尽量置办一点，孩子们最开心的是自家做糖粑炸粿子了。
我家从来不做糖粑，不知道是做得不好还是不会做。可能亲戚们都知道吧，年前送节时总会送一些自家做的糖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配方，同样的吃食，味道各异。有心思细巧的主妇，炒的米籽又脆又香，关键是米淘得干净，吃到嘴里嘎崩脆且没有砂子。再兑点黑芝麻、花生碎在里面，那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了。
有一年，到乡下老屋去过年，正赶上爷爷熬糖做糖粑，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糖粑的制作过程。爷爷烧大灶时，隔壁二岸的邻居家的孩子们就都在门口打转了，后来我才明白，年底了，村里的孩子们就满村乱转，哪家做年货就聚在哪家门口，就为着解个馋，大人们也不赶，也为着图个热闹。
等我搞清楚爷爷在做什么时，爷爷已经熬了一锅麦芽糖，琥珀色的糖稀在锅里冒着泡泡，厨房门口挤满了小脑袋。爷爷说，都去把手打湿，一个个来。很快，两手捧着糖稀的孩子都跑了，爷爷拉着我的手，到水缸边打湿了，用筷子搅起一大坨糖稀放在我手里，说，去吧，去跟他们玩吧。我不知道糖稀要在两只手上不停地倒来倒去才会凝结成块，糖稀握在手上只一会儿，两只手又冷又粘，糖有的变得淅淅沥沥的，有的又好像要发硬，但不管怎样，都十分的粘手，很不舒服。这几年带孩子们出去旅游，有的景区里，有老爷爷老奶奶卖麦芽糖，用两根细棍子挑一坨糖稀，粘稠的糖稀在两根细棍子的搅动下可以盘成团、拉成条、抽细丝，不少年轻人觉得稀奇，都买来搅着玩。而我，总是想起乡下老屋里那一锅咕咕冒泡的麦芽糖。
我家也不做苕粿。这东西做起来也麻烦，做得好的，不管是炒的还是炸的，都酥酥脆脆的，做得不好的，里面会有硬硬的疙瘩，炒也好炸也好，吃起来都硌牙。同样，我家的苕粿也是亲戚送的。
还有一样糯米粿，里面掺黑芝麻，我喜欢吃油炸的。
我家每年都炸“裙边㷄”。爸爸和面，在饭桌上擀成很大一张大面饼，均匀地洒上黑芝麻，再层层叠起来，切成3厘米宽的菱形面片。外公架起油锅，烧开后，抓一把面片放进滚开的油里，油锅翻起层层油花，外公用漏勺轻轻推动油锅里的面片，一会儿，面片的周边冒着小泡泡浮上来。外公用漏勺捞起面片，这个时候，面片已变成金黄色，不再是平整规则的菱形，它的四边有的向上、有的向下翻卷着。我曾经问爸爸，我家炸的这个叫什么。爸爸说，你看它的边，象不象你夏天穿的裙子花边？它就叫“裙边祼”啊。我家就一直叫着“裙边祼”，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也这样叫。
前时，我突然想起这儿时的美食，也在家炸了一点，除了老妈，没人给面子尝一尝，也有可能是我的手艺不如老爸，因为我自己也没觉得有多好吃。
炸“裙边祼”在很多年里一直是我家过年的重头戏。 炸完了祼，接下来就是炸肉圆子，最后，爸爸会把剞好了花刀的大鲤鱼放进油锅里炸，边炸边跟我们讲厨师做鱼要把鱼先炸了定型之类的。爸爸提着鱼尾，把鱼头放进油锅，一阵噼里啪啦之后，油星四溅，鱼炸好了，却从来没有爸爸故事里的“头尾上扬”的定型。
年货里除了吃的穿的，用的也是必不可少。除了要添置一些日常用品，一些装饰品也是要买的。对联不必说了，年画是一定要的。腊月里，街上最热闹、最好看的摊位就是卖年画的。
年画一般有中堂、年历和连环画等。连环画是我自己这么叫的，我不知道本来应该叫什么。这种画一般两张为一组，每张上面印两竖行，每竖行有四幅左右的画面和文字说明，整个16幅图画和文字组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一般都是电影故事，也多是内容喜庆的，毕竟是过年张贴的，谁也不想在家里墙上贴个凄凄惨惨、愁云惨淡的故事吧。农村都喜欢张贴戏曲故事，可能是戏曲里的服饰头饰都是红红绿绿，整个画面热热闹闹的吧。
我家堂屋从来不贴这种画，我妈说“俗”。妈妈那个时候就是个“追星族”，影视明星如数家珍，还订了《大众电影》《大众电视》等刊物。我家墙上贴的都是帅哥美女，十分养眼。
那个时候，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是要贴“中堂”的。一般贴的都是领袖像。开始时贴的是画像，尺寸都不大，后来，改成卷轴画，中间一张画像，两边悬着对联。基本上是一面墙的面积了。为了防止风大了吹翻画像，还会在四个角钉上小钉子，交叉绑上白棉线，固定住画像。
有一年，爸爸挂的中堂是一只国画老虎。爸爸对我说，你看这老虎画得多好啊。可我看不出好不好。爸爸说，一般画虎分为上山虎和下山虎，下山虎凶猛、雄势。爸爸还说了一句关于下山虎的诗句，可惜我不记得了。但关于下山虎的说法我一直记在脑海里，后来，我一看到关于老虎的画，我总要先判断一下是上山虎还是下山虎。而家里挂的那幅老虎，在先入为主的“凶猛”定义之后，越看越狰狞，总觉得我要是多看了几眼，它就会从画中走出来。
农村的中堂总是供着“天地国亲师”。在封建社会，百姓的中堂一般是供“天地君亲师”，新社会了，是哪个高人把被推翻、打倒的“君”改成了“国”？我每每看看这样的中堂，总要感叹一下。
小时候，邻居家有个姐姐手很巧，会剪窗花。小姐姐有几个玩得好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做手工。她们会钩各种各样的桌布、围巾，会用废挂历纸做门帘、钱包，会将一次性塑料输液管编成小金鱼、小青蛙等钥匙挂饰。年前，她们总会选一天聚在一起剪窗花。一张张红纸在她们手中的小剪刀下，左一翻右一转，就成了一个个漂亮的图案，她们教我剪最简单的“喜”字，我一直都剪得粗细不一、上下左右都不协调。我记得那时候邻居里有好几个人会剪纸，谁家办喜事了，就会请她们去剪花样，或贴在墙上、窗上、家具上，或放在箩担里、脚盆里，不太忙的时候，她们也会应人们的要求，随意创作，没想到现在剪纸居然也成了非遗项目了。
有几年，花炮也成了每年的年货之一。不记得是八几年，或是九十年代初吧，有一年年前，爸爸带弟弟过江去。回来时，弟弟抱着有他一半人高的花花绿绿的一个大盒子，兴奋地冲进来，比比划划地说着“彩明珠”有多好玩，说得好像他玩过似的。那天，终于等到了天擦墨，仰头看着一发发带着闪亮的尾巴和尖啸声射向天际又绽开无数绚丽的烟花，浑然不觉得脖子酸。后来，烟花越做越便宜越做绚烂，却再也没有了惊艳和欣喜。
有时候我总在想，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平时吃不到的，只有在过年时才有的呢?好像没有吧。那么，过年了，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
怪不得都说没有年味了，过年，不过是放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