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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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本科函大，就接到去局机关编写《景县教育志》的通知，进城的愿望实现了。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不用说，在代庄中学，我那永生难忘的代课经历，就是一九七九年我第三次高考，凭着自己被录取中专的成绩，从龙华铁厂突围出来，再一次来到这所学校，到现在，已经是九年的时间了。这九年，除去上电大带薪离职学习的两年，我在这里整整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这七年，最温馨的回忆是女儿。那个夏天，知了一声声长鸣。夜降临了，我抱着女儿，坐在石桌旁看书。几块砖摞在一起，砖的上面，放张报纸，这就是一个凳子。石桌也没有腿，几块砖头撑起来。绿绿的小草乐了，把鲜嫩的肥大的叶子撑起来，贪婪喝起上天赐给的露水。旁边园子的菜也高兴了，飘起韭菜的花香，茴香的清纯。花蝴蝶飞过来，舞动着宽大的翅膀，嗡嗡地唱着歌。躲在豆角下的虫儿跟着叫起来。女儿漂亮的，讨人喜爱的小脸，笑起来，活泼爱动的小腿和小手，动起来。女儿说：爸爸，去捉知了滚（蝉的幼虫）。女儿一对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小手扳着我的牙，摸着我的腮，拽着我的头发，小脚还不停地踢着我的肚子。我拿着书，叫上妻，抱起女儿，走向校门外。校门外是个大操场，操场里没有一个人，凉风从茫茫无边的野地里，从寂静的村子那边吹过来。操场东边是一条通向学校大门口的甬路，甬路旁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上的知了吱啦啦地叫。一声声盖满了操场，铺满了大地，在我们心里，也栽上了一朵朵的亮丽的花。站在大树下，女儿拉着我的手，也拉着她妈妈的手，又蹦又跳地走。我对女儿说：你背一首诗，咱们就捉知了滚。女儿两脚并拢，小腿笔直，挺起小小的胸脯，腆着可爱的脸，一双充满幻想的眼睛，望着蔚蓝的天空，望着灿烂的群星，望着月中的嫦娥，大声地背诵起唐代诗人骆宾王的诗：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女儿天籁般的童音，萦绕在校园的上空，化做一朵朵奇异的美丽的花，在我的心里开放。清静的校园里，月亮挂在空中，星星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小风轻轻地吹起来。我说：好，现在就去。我们就领着女儿，拿着手电筒，在中学校园的周围，围着一棵棵大树，从树根照到树梢。在这么神奇的夜，在这么神奇的一闪一闪的手电的光亮下，那在树身子上正在往上爬的知了滚，好像不怕光，越照爬得越快。女儿乐开了花：爸爸，那儿一个，你看，还在爬呢。我抱着女儿走过去，拿下那个活宝贝，放在女儿的小盒里。女儿高兴地直叫：爸爸，又一个，在那儿趴着呢。我高高地举起女儿。女儿自己把它拿下来。她抓着自己捉的小宝贝，太高兴了，整个身子在我的怀里一蹿一蹿，举胳膊蹬腿，开心笑闹，大声喊叫，还摸着我的脸，搂着我的脖子，小脸蛋还不停地，在我的脸上蹭来蹭去。捉到知了滚，她妈妈洗净，放在一个小碗里，撒上盐，第二天早晨，在锅里放上油，用微火轻轻地一炸，炸熟的知了滚，剥下皮，放到女儿的嘴里。女儿就一蹿一蹿地蹦高。我心里也开了花。
这七年，最痛苦的回忆也是女儿。忘不了那一天，大雨过后，我的女儿和学校车志刚老师的女儿，蹦蹦跳跳跑到学校外面踩水玩。这孩子比我的女儿小一岁，就像一对亲姐妹。她总是甜甜地喊我的女儿姐姐。她们拉着手，看着那亮亮的水洼，感到新奇，就把穿着小凉鞋的脚踩进水洼里。她们越踩越觉得有意思，越踩越觉得快活。妹妹说：姐姐，姐姐，这水洼里有没有鱼呀？女儿说：不知道。也许有。妹妹说：要是有，鱼是从哪里来的呀？女儿说：天上，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妹妹说：天上怎么会掉鱼哇？女儿说：奶奶说过，有一年下大雨，她在院子就捡到一条大鱼。还是一条大红鱼。奶奶把那鱼放到我家的水缸里，养了好几年。后来，就有了我爸爸。妹妹说：你爸爸是不是那条大红鱼变的？女儿说：瞎说。你爸爸才是大红鱼变的。妹妹说：你爸爸不是红鱼变的，怎么你奶奶生你爸爸，天上就掉红鱼。女儿说：不知道。反正奶奶这么说。妹妹说：姐姐，你奶奶说天上掉鱼也不对。天上怎么会有鱼呀？女儿说：妹妹，你才不知道呢。我爸爸说过，天上有天河。天河里能没鱼吗？那鱼就是从天河里跳出来的。妹妹说：这么说，这是真的了，天上还真能掉鱼。姐姐，咱们就在这水洼里找找，看看有没有鱼。要是有，那得多好哇。女儿说：咱们就找找。于是姐姐和妹妹就手拉着手，一个水洼一个水洼地走。她们走哇，走哇，走进一片大水洼。水洼好亮好亮的，妹妹踩着的地方竟然淹没了她的小腿，吓得她大叫起来：姐姐，我好怕，把我拉出去。女儿说：妹妹，我这就把你拉上来。女儿说着用力地拉。没想到，没有把妹妹拉上来，她自己却被妹妹拉进那个深窝里。她们不会知道，现在两个人都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她们踩着的地方，正是一个猪圈边。女儿身子没站稳，栽倒了，正好落入那个大猪圈，还没来得及叫一声，身子就被淹没了。妹妹站在那儿不敢动，放声大哭起来：“姐姐没了，姐姐没了啊！！姐姐淹死了!!快来人啊，来救姐姐呀！！啊啊啊！啊啊啊！!这叫声和哭声，惊动了大代庄在这个猪圈旁住着的，一个好心的村民，她是胡秀坤的妻。她冲出家门，直接跳进那个大猪圈。猪圈的水，几乎淹没了她的身子。她的脚碰到了女儿，就一头扎到水里，抓到女儿，抱起来，爬上猪圈。
没有人看孩子，实在太危险了。我们只得把孩子送到家，让我娘照看。到了周五的下午，放了学，我们才能回家看孩子。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女儿让我娘领着，站在村口，在村南头的大柳树下，不停地向村南小桥的方向，向通向学校的那条小路张望。她的身子站得笔直，扎煞着胳膊，两只小眼睛，亮亮地闪着期望的光，身上的小红袄，在凉风中抖动着。娘穿着一件又破又旧的，斜对襟的蓝上衣，右边的袖子补着一个补丁。娘扶着她小小的肩背，也向南张望着。粗壮又高大的柳树，撑着茂密的枝叶，和她同我娘的身影，清晰地倒影在小河里。西边的太阳，从瓦蓝的天空中，滑向村西头，眼看就要落在老榆树上。女儿问奶奶：奶奶，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我娘说：快了，快了，太阳落到树梢上，你爸爸妈妈就回来了。女儿紧紧盯着渐渐落下去的太阳，紧紧盯着远处的老榆树：到了，到了，太阳落到树梢上了，怎么还不见爸爸妈妈的影子？我娘说：快了，快了，太阳落到地平线，你爸爸妈妈就回来了。女儿还是盯着太阳看，看啊看啊，太阳变大了，变圆了，变成了一个红红的大火球，一会儿就滚到地底下。女儿就伤心：没了，没了，奶奶，太阳没了，爸爸妈妈还没来。奶奶，你骗我，爸爸妈妈准是不来了。我娘抱起女儿，擦着女儿眼角的泪水，说：会的，孩子，爸爸妈妈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来了，真的来了。你看那边路上，过来的两个人是谁呀？娘伸出一只暴出青筋的手，眯着眼睛。女儿的眼里，立刻放出亮光，挺起小身子，挣脱开我娘的怀，扎煞着细小的胳膊，迈动着小腿，小脑袋一颠一颠，嘴里哇哇地叫着，扑向她妈妈的怀抱。我一个大老爷们，热泪盈满了眼眶。她妈妈也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抺眼帘。回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小狗跑过来，趴在我的脚下，亲切地挠着我的腿，摆着欢快的小尾巴，鸡们抖动着翅膀，满院子跑，我家的小羊，还是在南边的墙头下，高兴地吃草，抬起头，瞪着一对慈祥的小眼睛，向着我哞哞地叫。我望着亲切的小房子，亲切的小院子，又抱起女儿，教女儿唱《小星星》的歌。在这个亲切的家里，女儿把我摁到炕上骑大马，扑到妈妈的怀里撒娇，还在院子里高兴地追着小鸡一圈圈地跑。女儿也一手搂着妈妈的脖子，一手搂着我的脖子，问：爸爸，妈妈，你们在学校，不想我吗？我们说：想。那个想字说出来，眼角上都挂满了泪。星期一吃过早饭，我们就要回学校了。她妈妈要先撤退，像做贼似地溜出屋，让我“殿”其后。正在睡梦中的女儿，突然光着屁股，从炕上跳下来。她看不到妈妈，突然抱住了我的大腿，拉着我的衣襟，放声大哭：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妈妈，妈妈啊，啊啊啊！爸爸不能走，不能走啊！啊啊啊！我说：娘，你把她拉开吧。我娘只好掰开她的手，生生地，把她从我的身边拉开，然后亲着她的脸，握着她的手，擦着她的泪，把她的身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在我娘的怀里，像个驴驹子似的，又踢又哭又叫。她，哭了一脸泪，用尽了混身的力气，挣扎着，太用力了，满身都是汗，汗水泪水一滴滴，一道道地往脚下流，往地下滚，很快就成了个水人，成了个泪人。她终于挣脱了我娘的怀，向我追过来，大声地哭叫：我要妈妈，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爸爸！啊啊啊！啊啊啊！她一脚摔倒在地上，鼻子破了，流了一脸的血，像个无助的小鸟一样，趴在地上，扑扇着翅膀，伸出一只胳膊，还在哇哇地叫：我要妈妈，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爸爸！啊啊啊！啊啊啊！这哭声和叫声，扒开了我的胸，撕烂了我的肺，掏出了我的肝，又像是一把把带血的利剑扎碎了我的心。院子里的小狗怒了，㕵㕵地向我一声声狂吠，小羊也伤心了，抬起头，向着天空，一声又一声的哀鸣，树上的麻雀也不高兴了，发出喳喳的急躁的带着野蛮和疯狂的叫骂声。我走出这个院子，还听到女儿哇啦哇啦的哭声。风刮过来，一把把的刀子扎着我的脸，剜着我流泪的眼，也把我的心一次次地掏出来，揉烂了，再塞进去。塞进去，再掏出来，一刀子一刀子地割，一口一口地咬。我推起自行车，像贼一样冲出家门，流着满脸的泪，向学校狂奔。
这七年，有付出，有奉献，也有欣喜的收获。这时评模，给教师的仅仅是荣誉，精神上的鼓励，和工资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人刻意去争去抢。不像后来，金钱至上，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变得污浊。评模了，大家来开会！教导主任叫一声，他的办公室里，床上凳子上就挤满了二十几个老师。一张张微笑的，热情的，亲兄弟，亲姐妹，亲爱的尊敬的师长的脸，一个个每天都握着粉笔、钢笔的手，发自内心地，真诚地，不带任何偏见的，不参于半点私心和杂念的，在纸条上写下要投的名字，再把纸条，团成球，坦诚地放到教导主任于志信的桌上。于主任统计好，大声地宣读票数。他说：还是刘宪华最多。老师们就鼓掌。我是多么感谢老师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呀。那几年，我连续教了三年的毕业班，学校始终是两个初中毕业班，语文都是我一个人教，在全县的初中毕业统考中，我的教学成绩都是排在全县第二第三名，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景县教研室的档案里记着呢。在全乡教师大会上，台下近二百名教师，端坐，凝神，注目。我站在台上，挺胸抬头，眼睛放光，双手挥舞，不用讲稿，慷慨激昂地发言，迎来那么多赞美的目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娘的儿子，是娘骄傲的儿子，我觉得自己的亲娘脸上是多么有光啊。我最怀念的就是那段无私奉献的时光。
现在，我却离开这所学校了。一个在乡下吃过很多苦，走了许多弯路的人，突然进了城，一下子成了这个比乡下好上百倍的，光亮的，耀眼的，处处生辉的大地方的一员，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可是我骑着车子，离开这所学校，走向县城的时候，望着学校一排排的红砖房，望着我住过的那间宿舍，望着宿舍前的菜园，还有我曾坐在那儿读书的小石桌，望着学校前的小路上两排高大的白扬，竟然捂着鼻子哭了。亲爱的代庄中学，给过我无限的荣誉，让我无限热爱和眷恋，也让我伤感过的学校啊，再见了，再见了。
一进教育志办公室，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县教育志的主编，竟然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
他，胖胖的身子，常把那张编织座的竹椅子，弄得吱啦啦地响。圆圆的满是绉纹的脸，一头有些散乱的白发，又大又宽的老花镜，罩住了半个脸。这幅老花镜，只是他看书和出门时，才用的。不看书不出门，就放在桌上。可是他坐在办公室里时，很少看到这老花镜是放在桌上的。特别有趣的是，读书或者写稿子时，他和人说话，眼睛里那道光线，是从老花镜上边的缝隙里透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老花镜里边的眼睛，极像老猫捉老鼠时，那双锋利的眼睛。
一见面，他就让我写《河北教育史志资料---董仲舒研究资料》的一篇文章。写好，我拿给他看。
看完，他这双眼睛，瞪得老大，就像两道寒气逼人的钢针，从眼镜的上边射出来，一直刺到我的眼里，又突然从眼睛里蹦出来，扎进我的心里，斥责道：“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观点全反了。引用的论据是有偏见的，错误的！”他那只苍老的长满黑斑的手，举起我的稿子，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我吓得退了一步，低着头，说：“局长，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他更生气了，大叫道：“商量什么？！这几天，你给我老老实实地把那十几本有关董仲舒的古文书，全读完。要认真，要动脑，要分析，要研究。吃透了，再来写这篇稿子。”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子都快要从镜子里边掉出来了，胳膊又抡起来，双手张开，像个疯子似的把桌上的稿子扑拉到地上。
这时候，我刚进城，不适应环境的心理还是脆弱的。心理的脆弱更来自于生活的困窘。进城后，妻也从洚河流代庄中学调到县城景州镇中学任教了。我们在教育局大院后边，那排即将拆迁的一间房子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没住几天，拆房的就到了。不等我搬出来，他们就哗哗地揭瓦，那一张张的瓦揭下来，露出那层薄薄的土，还有一个个的洞。从这些洞里，不停地掉下许多尘土和柴草，掉了一床，掉了一地。有个人在房顶上大声地叫着：屋里的人，不怕死吗？快出来，掉下东西会砸着你！我急忙跑出来，到外面去租房。拿了房东的钥匙，进了一个小屋子。黑黑的屋子，没有多少光亮，屋顶、墙壁都挂满了灰尘，墙角旁被老鼠捣起的尘土，足有一尺厚。我找来一把笤帚，扫屋顶，清地面。笤帚一挥，屋顶上一层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开怀地笑着，扑下来，盖我头，遮我脸，趴满我的身。一摊摊黑黑的灰尘，带着一个个尾巴的小炸弹，飞落下来，在我的头上炸开。它们说：变！我就变成了一副令人笑断肚肠的杰作。屋顶打扫干净了，地面打扫干净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床，便找我们村在县统计局上班的赵景城帮忙，才订了一张木板床。可惜我们再没有钱买一张书桌。只能委曲女儿在那个床边上写作业。我找来一个小木凳，女儿的小屁股坐在小凳上，身子趴在床边上，打开书和本，一笔一划，写起来。可能是凳子太矮，床太高，女儿太小吧，写作业，她的嘴巴贴在床沿上。女儿很乖，不说一句不舒服、不合适，更不提任何要求。屋里很冷，女儿有点打哆嗦，她紧紧抱着肩膀，站起来，蹦了一会儿，又坐在那儿默默地写，时而埋头思索，时而咬咬那支短短的铅笔，时而摇摆一下头上的小辫子，时而张开嘴，吹吹冻得有点红肿的小手。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土屋里，住了几天，我们就受不了。编办室的孟庆安校长说：你去镇中学吧，那里还有一间我自己盖的小伙房，没人住。我觉得应该能凑和。小屋是两个门，南边没有门，你借个一个，安上。我就找到局机关会计，借了一个旧门安上去。这是一个不能动的门，相当于一个窗户，上边能透亮，下边能当风。屋子太小了，十二三平的小屋，放上一张床，还有一点点活动的地方。小屋也太矮了。进门要低头，站在屋里的地下，头刚顶不到房顶，可是站到床上，就得弯腰撅屁股了。
这位老局长向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简陋小屋里。心里本来就难受，这一挨批，就更难受了。我满脸委屈地流着泪，蹲下身子，把自己的稿子拣起来。
他叫刘月峰，原来是县广播局的老局长，高卜乡小刘庄村人，退休后患有糖尿病，经常大把大把地吃药，大碗大碗地喝水，因为喝水多，又一次次地跑厕所，去排尿。上班后还常爱吃零食。他说，我饿呀，饿得心慌，不吃点不行。这种情况，本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可他竟然接受了编写县教育志的任务，而且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应该说，比年轻人还要勤奋，还要卖命。这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看他每天乐哈哈地吃药，我便逗他说：“刘局长，这药好吃吗？”
他说：“傻小子，药还有好吃的。可是不吃不行呀。人老了，好多病都欺负人。不光是糖尿病这东西欺负咱，痔疮也欺负咱，每次解大手，费好大的劲才解下来，解完手，要用大把大把的纸擦屁股。纸上还有很多的血。血多的时候，就会顺着腚沟子，滴滴答答往外流，流得满厕所，满手都是。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嘛。”
他家住县城，每天上班很早。局里上班的人还没有到，他就打开办公室的门，戴着老花镜，坐在吱吱乱响的竹椅子上，埋头查资料，写稿子。他的脸对着门窗，天热的时候，前边的门窗都开着，后边的窗子也开着，空气形成对流，凉风从南边的门窗吹进来，桌上的纸轻轻地摆动，他苍白的头发也在不停地摆动。
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并不是那么可怕，只是太爱叫真了。特别是省教育志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任务后，他就更加叫真了。
这个任务就是，让我们写一篇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在景县乡师的稿子。省教育志要编写《师范群英光耀中华》一书。《王任重在景县乡师》是其中的一篇。并要求我们采访王任重同志，稿子写好后，还要经王任重同志审阅。
刘月峰对我们不放心，就戴上老花镜，亲自跑县委、县政府联系。又亲自打电话给景县住京办事处的刘学武同志。他身子胖，走起路来，一㨪一㨪的。走路时，老花镜常常会从他的脸上滑下来，他就在老花镜上，拴上一根长长的细绳子，挂在他那又粗又短的脖子里。
经刘学武和王任重的秘书协商，要求我们提前进京，等候王任重同志抽出时间，再安排采访。
刘月峰严肃地说：“刘宪华，这个稿子，你是主笔，现在提前要做的：一是把现在的有关材料找齐。二是你到王任重的老家王七庄，找一下王任重的亲弟弟王兹会，谈一谈，看是否有可用的材料。三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写一个草稿。四是拟定一个采访题纲。”
按照刘月峰交给的任务，我立即去了县志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把有关资料全部备齐。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车去王瞳镇的王七庄。
这王七庄，离县城五十多里，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这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就到了王瞳镇中学。学校放假，只有一个老校长在学校。老校长在他的小火炉上熥了几个窝窝头，做了两碗稀饭，我俩一人一碗，就着他的大萝卜咸菜吃得好香。
饭后，我就直奔王七庄。下了那条大公路，走上往西去的这条两米多宽的小路，走不多远，就到了村子。打听到有栅栏门的院子，就是王磁会的家。我直接走进院子。满院子堆满了烂木头和柴草。北房的屋门前，有一个大水缸，水缸上面明显的有一个大豁口。看我进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迎了出来。他矮个子，一脸的皱纹，一身的尘土。他就是王任重的亲弟弟王磁会。我坐在那个土炕上，问了他知道的王任重同志上乡师的情况。
走出村子，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又骑车走五十多里的土路，赶往县城。
天慢慢黑下来。行走在黑夜的路上，耀眼的车灯照在身上，清凉的小风吹在脸上，内心里觉得特别爽快。
回到单位，大概快晚上十点多了，刘月峰还坐在办公室低着头写稿子。
看我回来，他说：“今天晚上，你加个班，按手头已有的材料，写一个备用的草稿，并拟好采访提纲，明天拿给我看。”
快十点了，我还没有吃饭。再吃饭，然后再加班，又得干到天亮了。
我说：“刘局长，晚一天可以吗？”
他说：“不行。”
我说：“那今天晚上就不能休息了。”
他说：“一晚上不睡觉，又能怎么样？死不了吧？”
我说：“死不了。”
他说：“死不了就干。明天早晨，你必须拿给我看。”
我说：“行吧。”
怎么会不行呀？看看这位老同志这么大年纪，晚上到这时候了，还趴在这儿写稿子。别说不敢说不行，就是敢说，也说不出口呀。
他说：“多辛苦点吧，时间太紧了，这么大的事，咱要是做不好，叫人家笑话呀。”
1991年9月18日，我们提前到京，在一个旅馆里住下后，已经下午六点了。
刘月峰说：“这一天坐车挺累的，咱们到外面吃点吧，也放松一下。”
可是到了街上，走了一个个小吃店，刘月峰总是摇头：“太贵了，这大地方的饭吃不起呀。”
于是，我们在街上买了一个烧鸡，买了点带包装的小咸菜，买了几个馒头、几个烧饼，回到旅馆，把这些放到一个方凳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喝着白开水吃起来，很快就解决了肚子的问题。
终于等到王任重同志在百忙中挤出一点时间，住京办事处的刘学武告诉我们，9月20日下午两点，王任重同志接收我们采访。一点，我们就等在大门前了。
进了接待室，曹志勤秘书陪我们聊了一会天，王任重同志就下来了。我和刘月峰，一边一个挨着王任重同志坐下来。王任重笑容可掬地让烟，他还给我递烟哩。很快就进入了正题，谈学习，谈宣传，谈工作，谈入党，谈学校那时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大概两个小时，完成了采访。
回到旅馆，刘月峰让我们核对了一下采访记录，说：“刘宪华，这个稿子，今天晚上，十点以前你必须给我写出来。”
我说：“刘局长，今天晚上我写出来就行，别十点以前了。”
他说：“不行。你就这么没有自信，就这样没有出息吗？”
我说：“时间充分一点，我写得好一点。”
他说：“不行。十点以前你必须把写好的稿子，完完整整，有质量有水平地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快晚上八点半了。我觉得这就像高考一样，有些紧张起来，心咚咚地跳。我知道，不能按他的要求完成任务，我就会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兵。我绝不能让他瞧不起，绝不能让他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兵。我必须在十点前，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没有顾得喝口水，就坐在沙发上，趴在一个凳子上，埋头写起来。
写好了，看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就把稿子交给他说：“刘局长，写好了。你看表，刚不到十点。”
他还没有睡，趴在床上，瞅着自己的笔记本。大概他在琢磨着，这个稿子应该怎样写才好。拿过我写好的稿子，他笑了：“还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刺毛的兵。”
他抓过我的稿子，抽着烟，握着笔，眯着眼，笑嘻嘻的，一边改一边念叨着：“好，好。”
我就躺下睡了，大概零点，突然醒了，看到刘月峰还趴在那儿，不错眼珠地瞅着我写的那篇稿子。
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过度劳累过早地去世了。
跟着这样的老同志工作，我不敢有一点马虎和懈怠。所以，我白天编写教育志，只能晚上不回家，在局机关不停地学习函授大学本科的功课，听教授的讲课录音。
超负荷的工作学习，可能是太累了，中午从来不休息的我，这个中午竟然午休了，睡得又是那么香。
大概下午一点多，有人敲门。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这人喊我的名字：“刘老师，宪华，宪华。我是路国珍。”
路国珍是我们洚河流宋屯村人，上高中的时候，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时她就是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开学生会时，常看到她在主席台上发言，慷慨陈词，昂起英俊的脸，甩动着黑黑的小辫子，挥动着那双有力的手。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教师，任过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现在她是洚河流代庄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名优秀的政治教师。我在代庄中学任教时，她经常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讲一段新闻，说一段往事，拉一段家常。那张微笑的，生动的，亲切的脸，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一听是路国珍老师来找我，太兴奋了，我猛地坐起来，跳下床，几步就跑到门前，开开门，看着路老师那张微笑的脸，说：“路老师，你怎么来了？”
一句话说完，一阵头昏，天旋了，地转了。我扶着办公室的门，慢慢地倒在地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了。
看到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薛永春校长和路国珍老师，蹲在身边，静静地守着我，我想站起来。
薛永春校长摁着我：“不要动。”
薛永春校长是和我住在一个屋里的。他是多年的中学校长，广川薛村人，在全县教育干部中，是屈指可数的高职教师。平时他喜欢写东西，也喜欢看书。他和我一起上街，总要买几本书。我问他：“你买这么多的书做什么？”他说：“看着玩。看书，能让人心情愉悦，对养生有好处。”他是我的同事，也是尊敬的长者，更算得上我的老师。这个时候，我不仅编写县教育志，还要全面负责县志教育部分的编写。当然，还要写一些董仲舒研究的一些东西。写县志这一块，得弄清老县志教育的有关内容，这都是古文，写董仲舒研究的东西，要查大量的古书。所以要读很多的古文。对这些古文有不甚明了的地方，我就问薛校长。他张口就能说出来。非常了不起。原先，他和刘月峰等几个老同志，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只是晚上和我一个屋里休息。因为他有个毛病，爱吐痰，他们闲他脏，就把他赶到我屋里办公了。他的痰还经常一口连一口地吐。我就从外面，收来炉灰，撒在地上。他吐了，我就用灰给他盖起来。等到屋子吐满了，也盖满了，我就把屋子打扫干净。可是，屋子很快又会被他弄脏。晚上睡觉，他还有个毛病，爱打呼噜。呼噜打得震天动地。这呼噜叫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去摇他的床。他醒来，说：地震了吗？但很快就意识到，是我搞的鬼，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我就沉机睡着了。等我睡着了，他再把呼噜打下天爷奶奶来，我也听不到了。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想想这痰这呼噜，还是很可爱的。
躺了一小会儿，薛校长扶我慢慢坐起，慢慢站起。
“没有事了吧。”薛校长说。
我笑了笑说：“没事，没有事的。我知道，这是休克。第二次高考的时候，我就休克过。休克没有什么的，休息下就好了。”
路国珍老师说:“以后少看书，注意身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呀！”
也可能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教育志没有写完，我就被调到局机关办公室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