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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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说我当年上师范的事，得先把风章哥介绍清楚。
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叫周风章，比我大二十几岁，我叫他风章哥。
一九七二年，我十七岁，刚高中毕业，就跟着风章哥到北留智的第九村，去挖河。这挖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治理海河呀。
这海河，是华北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江河之一，上游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三百多条支流，呈扇形汇集于七十三公里的海河干流，如玉带般地蜿蜒在津门大地。天津也因此被誉为“九河下梢”、“河海之要冲”。一九六三年八月，海河流域南部和西部遭受特大暴雨，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庄稼，吞没了我们的村庄，冀中冀南一片汪洋。村子里房屋一片片倒塌，砸死淹死的牲畜发出难闻的腐尸臭，满地的庄稼泡在水里，满地的蛤蟆哇哇叫，蛇们爬到高粱头上，缠着一棵棵的红高粱，乌鸦躲到高高的树上。急流冲垮了梯田，冲毁了滩地，冲毁了公路，冲毁了水库大坝，冲没了桥墩，把铁路的钢轨拧成绳形，挟裹着石块、树木、杂物翻滚着淤涡，吞吐着泡沫，奔腾着，咆哮着，象脱僵的野马俯冲而下。一定要根治海河！领袖的一声号令，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上游，几千座水库建成，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全部挖通，呼啸着，奔入大海。这些吃人的猛虎，就都成了一只只草蛋的温顺的小羊。它们说：这代中国人，不能惹，豪情，壮志，感天地，泣鬼神啊。
这挖河，村子除记工分外，公社每天只补贴五分钱。可别小看这五分钱。这时候，一分钱能买一颗糖，能买一支铅笔，能买一个毛蛋。二哥在生产队的暖房孵鸡，常买上二角钱的毛蛋回家，娘在锅里一炒，就是一大双碗。那毛蛋，真是个香啊。五分钱就能买一个馒头，能买两块冰糕，能买一个小烧饼，能在饭铺喝一碗鸡蛋汤了。挖河虽苦虽累，可是吃饭管饱。那香香的参着黄豆面的窝窝头，还有那香香的漂着油的粉条菜和猪肉片，都是随便吃，在家里哪能吃上这么饱，这么香的饭菜啊？我一手拿着三个窝窝头，一手端着菜，吃得狼吞虎咽，真是个美啊。我比猪还能吃，一顿能吃四五个窝窝头。有一次伙食改善，我吃了七个大馒头，摁了摁肚子还有窝，又多吃了一个。
风章哥说：“你要是一头小猪，就好养了。”
我们村里二十多个民工，睡在一个碾棚里。这碾棚，是土坯垒的，有两间房的草棚子那么大。碾棚的东边是一个石碾，南边和石碾对着的窗子，只是一个方形的土洞，没有窗架。石碾旁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偏西的南墙上有一个门，这门和那个窗一样，也只是一人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的洞，没有门框，更没有实际的门。我最怕的是那口大棺材。那棺材没有油漆，但看着就让人瘆得慌，好像那里面已经睡满了大大小小的鬼。我们村里的人们，也都怕这口棺材，都把被褥放在尽量离棺材远一点的潮湿的地下。因为这个，大的推着小的，高的推着矮的，瘦的推着胖的，推推搡搡，一阵推搡之后，有两个人竟然动起了手脚，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打得不分胜负，突然发现有个好欺负的主，就是个子最小的我。一起把我推到棺材前。我吓得要哭。风章哥说，你俩没出息到家了，竟然欺负一个孩子。说着直奔那口棺材而去。把被褥放在棺材上，铺好，就直接躺上去。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高高地翘起来，抖着，㨪着，抽着烟，哼着小曲，像神仙一样，悠然自得。风章哥的举动，叫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那棺材没有用过，躺上去，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床。有个人说：“支书，我腰疼，怕潮，让给我行吗？”风章哥说，看你岁数大，就让给你吧。"
风章哥就在和我挨着的一块地方躺下。可能看我年龄最小，把我当成孩子了吧，他总是逗我玩，寻开心：
“宪华，晚上睡觉，怎么还不老实？”风章哥说。
我说：“没有不老实，我睡得很踏实。”
风章哥说：“踏实还往我的被窝里钻。”
我说：“怎么会呀，我睡觉和死狗一样的。”
风章哥说：“俺那亲娘啊，你可不是死狗，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钻到我的被窝里，还死死地搂着我，抱着我。”
我说：“风章哥，你瞎说吧。”
风章哥说：“你哥从来没有说过瞎话。老实说，是不是想娘了？”
我说：“风章哥，你又瞎说。我都这么大个人了，又不是吃奶的孩子，想什么娘啊。”
风章哥说：“准想了。”
我说：“不想。”
风章哥说：“俺的老天爷啊，还说不想，一提想娘，眼里的泪都要流下来了。叫大伙给你操操心，说个媳妇吧。有了媳妇就不再想娘了。都听我说，大伙留意点，看到有漂亮的姑娘，就给他介绍一个。记住，一定是漂亮的，这么英俊的小伙儿，不漂亮的，坚决不要。”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挖河的车子，叫土车。这土车就是平板独轮车，它的上面是一个平板，板左右和后边，各有一块挡土的木板，板上拴有铁丝的圈，小木橛子插进铁丝圈和平板的眼里，把挡板固定在平板上，就可以挡住里面的土。不用挡板时，还可以随时拿下来。
我费劲装的一车土，推起来，走了几步，就扣在地上，急得想哭，扶起车，再装上，走了几步，又倒下。
我生气，用力拍着车子。车子都快砸烂了。落在地上的车子挡板，也快让我踹破了。
人们都在笑我：
“这个小笨蛋，人不大，脾气不小。”
“有脾气，冲着车子耍什么？车子又不会说话。”
风章哥却不笑话我，走过来，帮我扶起车子，说：“你这个小家伙，慢慢来，先不要着急。”说着，把扣在地下的土，一锨锨，帮我装上。可是他只装了半车。
我说：“风章哥，没有装满。”
风章哥说：“你还是小家伙嘛，先装小点车。”
我说：“不行，就要装满。风章哥，不能说我是小家伙，这样叫人笑话的。”
风章哥说：“不是小家伙，还是大家伙呀。”
我说：“就是大家伙。”说完，我推开风章哥，又把那些土，全都装到车上。
风章哥笑了，说：“你这个孩子，太要强了。”说完，把着我车子的前爪，一步步往前走，帮我上了那个坡，直到我把土推到岸上，才松开手。
可能车子也欺软怕硬吧，它可能怕风章哥。风章哥这么一扶，我的车子就推稳了。推稳了，心里高兴，推起来，就跑得快。
风章哥说：“别发疯，要匀着劲干。”
河越挖越深，拉车的由一个人拉，增加到两个人拉，甚至三个人拉。河太深了，拉车就改为拉滑车。风章哥对我推车不放心，就让我拉滑车。这滑车，是把一辆木制小推车倒过来，卸掉轮胎，只留下轮毂，挖个坑，在车子的后面，埋进一个大筐，筐里放进碎石和土，用铁丝和木桩死死地固定在地下，再把车子牢牢地拴在这个筐上。车子就稳稳地固定在河岸上了。这滑车的轮毂上再穿过一根粗粗的铁丝，带铁钩子的一头伸向河底，有一个人钩住装满泥土的小推车。大绳的另一头，留在河岸。这头由我和年岁大一点的周耀武，牢牢攥在手中，勒在肩膀上。周耀武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生动的笑。所以和他一起干活，总叫我一天到晚，笑个不停。拿着勾子的那头的人，勾好车子，喊声：拉呀！我们两个就嗷的一声，拉着大绳，朝着河底方向跑去，下面勾车的，也拉着绳子，跟着车子向上走。一车子泥士就拉上河岸。我们两个再气喘吁吁地爬上河岸，拿铁钩子的，也返回河底，钩到另一辆装满泥的小推车上。我们两个再用滑车拉上河岸。就这样一趟接着一趟，一车子连着一车子，反反复复，跑上跑下。冬季寒冷的风，对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穿着一个小褂，还不断地抹着脸上的汗。但是那根铁丝，对我有办法，它发狠地在我衣服的肩部，弄出一个大洞，再把我的肩膀勒红，勒肿，再从红肿弄出血泡，血泡磨破，再红肿，再弄出血泡。它叫着，我叫你小子逞强，还逞强不？我掉泪，但不服，肩上就生出一个厚厚的老茧子。有了茧子，再也不怕那钢丝欺负了。
河挖深了，河底出水。
一大早，风章哥又带着我们，去挖河底的那个渗水沟了。
这渗水沟，要挖到一米宽一米深。这沟，是原先挖过的，随着一层层取出沟边的土，沟就没有那么深了。现在只有再挖深这个沟，水才能渗下去，装土的车子，才可以在湿土上面的木板上行走，才可以好干活。天很冷，水渠的湿土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凉碴子。我在上面一走，冰凉碴子就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碎纹，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还在上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脚印和狗熊的脚印差不多。一个连一个，弯弯曲曲。像是一条没有头的龙。这渗水沟的水，静静的，亮亮的，在不太深的底部，闪着一道道波纹。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水就被朝霞映照的，一片红，一片紫，还有那一片片的微蓝，一片片的白亮。
风章哥，中等个，粗粗的腰，黑黑的脸，不太大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他掐着腰上宽宽的皮带，用力地抹了一把黑黑的额，甩了一下满是黑发的头，拿起一瓶六十七度的衡水老白干，张开大嘴，在那个瓶盖上咬了一口，瓶盖叭嗒一声，掉在脚下。他的嘴对在瓶口上，一仰脸，酒瓶的底，向着天空，撅起来。他直起脖子，咕咚咚地喝下一大口。喝完一口御寒酒，他涨红着脸，挥着手，大声地说：“大家都过来，每人喝一口，跟着我，跳下去！”说完，他甩下鞋子，赤着脚，高高地挽起裤腿，先跳了下去。要知道，这是零度以下的寒冬呀。从他的身影里，我看到那些带着战士们，在呼啸的子弹下，在闪闪的刀光下，在倒下的一片片的尸体中，在血流成河的大地上，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的班长、连长的英姿。我看到了，他抡起大刀，威武地砍向敌人的头，端起刺刀刺向敌人的胸，握起机枪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扫向敌群。
所有的人都喝了一口酒，学着风章哥的样子，呼啦啦地跳下去。这群人，就像放风的鸭子，哇啦哇啦地叫着，在泥水里，舞动起铁锨。
我也跟着风章哥，跟着这些有着一腔热血的人们跳下去。站在冰凉的水沟里，混身打着哆嗦。
不一会儿，冰凉的泥水觉得不凉了，人们都像开锅的水沸腾起来：铁臂舞，银锨挥，烂泥摊，一堆堆，甩到沟上边。干了不到半天，我就觉得手有些疼，伸开一看，两手都是水泡，还有几个血泡。这水泡、血泡圆圆的，鼓鼓的，铺满了两个手掌，水泡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黄豆，血泡像是一个个红小豆。摁一摁，有的硬，有的软，硬的像圆圆的小石子，软的像气蛤蟆的肚子，手指一摁，瘪下去，手指一抬，又鼓起来。再扔泥，这一个个的水泡、血泡，就不干了，他们向我发出了抗议：天爷爷，地奶奶呀，俺们要爆破了。我说：他奶奶的，破就破吧，破了我也不能认怂啊。这血，这水，就像一个个日本鬼子，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挥舞着剌刀，呲呲呲！呲呲呲！一刀又一刀，把我的肉皮，挑开了一个个口子。这口子，就像日本鬼子突然打开的城门。鬼子们嚎叫着，呐喊着，形成一道道的激流，一股股的，像尿泡一样地窜出来。这血泡，水泡，就又像一个个气球，啪啪地灭了。这灭了的气球的皮，又撕咬着我手上新的肉皮，新的肉皮连着我的心，心像针扎样的疼。这水，这血，从泡里出来，又像小河一样，从手掌流到手背，和汗水搅织着，流到地下，流到水里，流到泥里。我忍不住地把手张开：我的老天爷呀，这破的了泡，肉皮全张开来。张开的肉皮，露出魔鬼一样狰狞的脸。我的手合上，再一张，这肉皮就像从手上扯下一块块的肉一样疼。
我咬着牙，裂着嘴，看看风章哥，看看别人，都在拼命地干。
五十多岁，眼睛细小，目光里充满着憨厚，长得很精瘦的周宪跃，累得吐了口血。那血，在他的眼前的泥水里漂着，像是一个黑红的球，慢慢变大，散开。他弯下细却有力的腰，深深地挖了一锨泥，连同那口血，一同甩到沟上边。那血，随着泥，在空中飞起来，像是一团燃烧的火，发出耀眼的光。
风章哥说：“宪跃，怎么了？”
他说：“没事，没事，吐了口血，可能是上火。”说着，又弯下腰，锨深深地铲进泥里，一锨又一锨地甩着泥。
我也是一条汉子，不是一条没骨头的可怜虫，手上起个水泡、血泡，不会示弱的。就是脑袋掉下来，也不会倒下。我的手臂又舞起来，锨又挥起来。这个时候，我的手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知觉了，就象在战场拼杀的战士，掉下一只耳朵，掉下一只胳膊，没有感觉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又伸开手看了看：旧泡的皮好多被磨掉了，露出一片片又红又嫩的鲜肉，就像一个个孩子的嘴，颤颤抖抖地张着，滴着血，流着水。还又增加了新的水泡、血泡。
“哎呀！怎么搞成这样！”有个人大叫了一声。叫的人叫刘宪忠，和我是一个老爷爷的重孙子，比我大十几岁。他的乳名叫生头，我管他叫生头哥。
生头哥这一叫，风章哥也看到了我的狼狈像，他从水沟里站起来，带着一腿的泥，一身的脏水，一脸的黄泥点子，走过来，拉着我，说：“你过来！”
我说：“风章哥，你拉我干什么？”
风章哥吼了一声：“兔崽子，费什么话，叫你过来就过来！”
他拉着我跳出水沟，站在那个高一点的坡上，又抓着我的手，高高地举起来，声如洪钟，慷慨激昂地说：“大家都看看这双手，都看看：满手都是水泡，满手都是血泡。大家也看到了，宪跃年纪大，累得吐血，一直不停地干，宪华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这样拼命。奶奶的，咱们都年轻力壮的，谁也不能耍熊！谁也不能给崔屯人丢脸！”他可能是太激动了，说完话，他的嘴还在张着，口里那几颗黄色的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牙，在阳光下，显得那样霸气，那样雄壮，那样威武，那样盛气凌人。
起风了，河边的风裹着尘沙，越过河沟，掠过田野，卷走了地上干枯的柴草和树枝。我看到一只小小的麻雀，从那干枯的树枝上飞起来，它越飞越高，翅膀变硬了，身子变大了。它似乎变成了一只大雁，张开黑色的翅膀，发出撕心裂肺的鸣叫。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雄鹰，搏击长空，翱翔苍穹。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鲲鹏，扶摇万里，冲向九天。
修完河，回到村里，我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一干就是两年。
这个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童年的梦还在，上学读书时，那种高远的志向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自信。
可是人生竟然有了新的转机，生活向我开启了新的一扇门：
一九七四年那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热，烤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村南头的小河旁，大柳树下，绿草上，满是泥土的地下，坐满了我们村子的庄稼人。一张张漆黑的脸，掩饰不住本来的憨厚和纯真。
我作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正在给牲口挑水。挑水的井，就在大柳树下，井边镶着有些呲牙咧嘴的砖，周围是我挑水而洒满的水和湿湿的泥。
风章哥站在大树下，挥着草帽，大声地说：“公社让咱们村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读书，条件是初、高中毕业，在村劳动二年以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进步。咱们讲民主，大伙选吧，投票！咱说好，奶奶的，谁也不能搞邪的歪的，大家都要凭良心，要选出最好的娃！”
我没有参加会，没有去投票，觉得这好事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想也没有想。有人可能会说，你是瞎说吧，明明这是关系到个人一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怎么不去投票，怎么还会觉得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我给你们说，这是真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傻，傻的可爱，傻的叫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站在井台上，傻乎乎地提了满满的两桶水，站在一片片的水，一片片的泥里，拉开一扁担长的距离，放在地上，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搭在扁担上，半蹲下身子，勾上水桶，挺直腰板，挑起来，大步在村民们面前走过。
可是票集中起来，拿到大队支部，一统计，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
然后是大队支部研究讨论。这一研究，可让风章哥头疼了。支部里面领导的关系，支书自己的亲戚，全都一窝蜂似的找上来。
风章哥说：“不用找，不用托关系，不用走后门，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亲疏，没有远近。奶奶的，别说你们，就算是我自己的儿子够条件，也要按照规矩办！”
风章哥一拍桌子：“大伙有眼光，就是他了：刘宪华。”
爸爸知道这个结果，既高兴又意外，两眼放光，满脸通红，坐在家里灰色的砖炕沿上，依着炕头的被摞子，歪着头，看着我：“怎么会是你？不会是做梦吧？”
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我。可能开会选举时，我正挑水，我一脸的汗水和一身的泥土，还有从井里提水、担水的野狗熊样子，让村民们感动了吧。”
可是这时上大学是实行大队、公社、县文教局三级推荐的，在公社我就被刷下来了，没有戏。空喜欢一场。本来就是个意外，去不了就算吧，也没有放到心上。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公社又给了我们村一个上大学的推荐指标。
风章哥说：“不用再选了，还是刘宪华。”
在一个大热的中午，他亲自骑着车子，去公社送我的推荐表，还对公社领导说：“这是个好孩子。去年俺们村报的也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俺推上去。今年还是他。希望你们开开恩，给俺推上去。今年公社要是再不给推上去，转过年来，再有指标，俺们村还报他。”
这样公社就把我推到县里了。
推到县里，能不能走，仍然是个未知数。
有一天，快到晌午的时候，我正在给牲口挑水。有人大声地喊我：“长赢叔，长赢叔！贾风彩老师让你今天到学校去一趟。”他是我们村子在代庄中学上学的学生。
贾老师原来是我的高中物理老师。
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帮她制作一个简易的串联并联混合的连结灯泡的电路图模型。
那天，她说：“宪华，我已经在这块木板上画好了电路图，你在标记的位置，用电钻打上眼，并用细铁丝，按串联并联的要求把灯泡连起来。开关的这几个地方，你留出空来，一会儿咱们用螺丝把闸盒直接拧上去。”
我答应着，按贾老师的要求，细心地做。钻到最后一个眼的时候，我不小心，手指头放到了要打的眼的后面了，电钻打进了我的手指头。我怕贾老师担心，咬着牙，没有叫出声。可是流的血太多了，把这个木板染红了一片。
贾老师发现了，她说：“宪华，怎么了？”
我说：“老师，没事，就是碰了一下。”
她说：“碰一下，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是不是钻头钻到手上了？”
贾老师抓着我的手，眼泪噗嗤噗嗤地掉到我的手上。
我说：“老师，没有事的。”
贾老师说：“你别动，先抹点酒精吧。”她找到罗老师，在化学试验室里拿了点酒精，用药棉轻轻地蘸着，抹了下我的伤口，又骑车跑到村子里，叫来医生，为我上了药，包扎好，还是不放心地问医生：“怎么样？用不用去医院看看？”
医生说：“不用，没有伤着骨头。”
她这才放了心。
这件事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贾老师用这个电路图模板，教过好多学生，这个模板也一直挂在她的办公室里，上面也一直保留着我的血痕。
高中毕业三年了，我从来没有和贾风彩老师联系过。亲爱的贾老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找我呀？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会不会是上大学的事情。可是又觉得不对。上大学，最后是县里定的，应该县里给通知，或者是大学里直接发通知书才对呀。这和贾老师应该没有关系呀。那会不会贾老师听到了和上大学有关的消息呀。有这个可能吧。她的爱人在县政府上班，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贾老师听到的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呀？不应该是坏消息。要是坏消息，贾老师没有必要喊我到学校去。这样推理的结果，应该是好消息了。那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呀？
我没有顾得吃午饭，就去代庄中学找贾老师了。还没有进学校的大门，就看到贾老师了。她穿着蓝衣服，有点像农村姑娘一样的短发，正站在大门前那棵高大的柳树下，微笑地看着我。柳树的叶子飘啊飘的，有一片落在了她的肩上。两只麻雀在她的脚下跳着。
“贾老师！”我兴奋地喊了一声。
贾老师说：“宪华，毕业好几年了，也不到学校里看我。把我忘了吧。”
我说：“没有忘。我在村里喂牲口，可忙了。”
她把我领进她的办公室，好像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在学校伙房拿了几个窝头，盛了一碗菜叫我吃。吃着饭，她告诉我：“公社推荐的你是大学名额，在县里又被挤下来了，成了省中专。省中专也不错，抓紧找一找。别再出现意外。”我没有问这话是听谁说的。估计是在政府上班的她的爱人告诉的吧。
我知道，她说的找一找，就是托关系找人。这对我们乡下的孩子来说，真的不会，也没有听说过。
我说：“没有人，怎么找？”
她说：“你找辛老师呀。辛老师就在县文教局上班，他肯定会给你帮忙的。”
辛老师就是辛连瑞，是洚河流盐厂村人，高高的个子。我上初中的时候，辛老师任过我的班主任，风趣幽默，热情厚道。
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拿了把伞，踏着泥泞的路去上学。那日，雨大，风也大，那破伞，一点作用也没有。
到了学校，教室就两个人：一个是辛老师，一个是女学生。看到我的衣服和书包都淋湿了，辛老师帮我把书包里的书，一本本拿出来，凉到桌上。然后，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跟我来。”
我跟着他到了宿舍。
他用毛巾擦了擦我湿漉漉的头发，拿出一身自己的衣服，说：“换上吧。”
我就把湿衣服脱下来，放在他的凳子上，穿上他的衣服。那衣服好长，好大，好肥。上衣简直就是一个长长的大衣，也很厚，黑色的，呢绒的，那绒毛还有点闪光发亮。裤子长得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
他弯下腰，帮我把裤子挽起来，笑了笑说：“就这样吧，暖和就行。”然后就把我的湿衣服凉上，那只温暖的大手，在我的头顶上，抚摸了一下，拉起我的手，走向教室。
那时我长得很矮小，头刚刚到他的胸。
回到教室，那个女生看我穿得这个样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辛老师对那个女生说：“宪华长得这么俊俏，穿上我的衣服，像不像一个漂亮的演员？”
女生说：“像极了。”
我们三个都大笑。
辛老师笑的时候，声音很宏亮，仰着脸，高高的身子向后倾斜着，就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又高又大的树，一双大而有神的眼里，放着亮亮的光。
那个女生数理化一向不好，问他：“辛老师，怎么学好数理化？”
辛老师不教数理化，可是数理化的知识，他都懂。他是围桌转的班主任，常常会很有兴趣地给我们辅导数理化等和语文不相关的知识。他说：“宪华数理化最好，你给她说说，怎么学好？”
我说：“关键是理解。”
辛老师说：“对。学习数理化，和学语文一样，重要的是理解。不能是填鸭式，你们知道什么是填鸭吗？”
我们两人都说：“不知道。”
他说：“填鸭是这样的，吃东西的时候，要人喂。”他把自己的脖子伸得长长的，像真的鸭子一样，一伸一缩的。大嘴也张得像鸭子的扁嘴一样。还学着鸭子的叫声，咯咯地叫个不停。一边叫，一边做出把东西投进嘴里的姿式。投完食，他的两只手上下交换着，捋着自己的脖子，脸上显示出填鸭吞咽痛苦的表情。
我们两个又是一阵大笑。我们笑得好开心。
辛老师又说：“这样吃东西是不好的。而且也不好消化。我们要学会自己进食，学会主动学习。”
我知道，辛老师原来就是县文教局的人，后来回到我们洚河流代庄中学来教书。如果不是贾老师提醒，我还真的不知道亲爱的辛老师已经又回到县文教局上班了。
所以我就去找辛老师了。
热心的辛老师听说后，说：“这样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说：“老师，我不知道这事要找人，也不知道你在文教局上班呀。”
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那双充满智慧的慈爱的眼睛，向我笑了笑，立即走进他的办公室前面那个有电话的小房子，给在衡水正在做招生工作的景县文教局的路兰田同志打电话。
房子太矮了，辛老师太高了。他走进那个小房，头都顶到房顶上了。
这个小房子大概也就十几平。相当于一个小棚子。小房子处于他的办公室对面西排房子最东头的后面，紧贴着那排房子的后墙，一个小窗子向着北面，向西的小门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柳树伸展着又长又粗大的枝干，撑向空中，茂盛的绿绿的枝叶，几乎把那个小房子完完整整的遮盖起来。树上还有两只小鸟喳喳地叫着。有一只是红嘴绿身子的。
我就站在门前的大柳树下，傻傻地看着树上的两只小鸟，听着辛老师打电话：
辛老师说：“我是辛连瑞。推荐的学生里有个叫刘宪华的知道吗？”
“知道的。”
“他是公社推荐的大学，有什么变动吗？”
“有变动，变成了省中专。”
“省中专没有问题是吧？”
“现在省中专也去不了啦。”
“为什么？”
“他的血压是80/130，高压有点高。”平时我的血压是80/120，那次体检可能是有点激动吧。
“这是我的学生，请你多费心，想想办法，省中专给推上去吧。”
“省中专已经录完了。早说还行。现在去不了。地中专只剩下师范没有录了。”
“那就安排他上师范，师范你一定要让他走。拜托了。”
“好吧。请放心，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我成了一九七五年入学的衡水中专师范生。
我们这届大中专入学的学生，是实行社来社去的第一届学生，学员入学时不转户口，只转临时的粮食关系，毕业后不能改变农村户口的性质，要再回到公社，回到农村，回到原来的社队，当社员，计工分，国家不发工资。这就是“社来社去”的含义。它和1974年以前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是1974年以前招生的几届大中专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能给以分配，而我们不给以分配的原因。
就在我上师范的第一年，辛老师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而去世了。还是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听同学回来告诉这个消息，心里很难受。
这个傍晚，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独自站在师范教学大楼前的一棵柳树下，傻傻地望着西边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觉得我的辛老师，就在落下去的太阳下面，我好像还能看到他那张微笑的脸，看到他给我换淋湿的衣服，半蹲下身子，给我挽起那又长又宽大的裤腿；看到他那温暖的大手摸着我湿漉漉的头；看到他站在讲台上谈吐幽默地给我们讲课；看到他站在县文教局那个小房子里，给招生办的路兰田同志打电话。我突然蹲下身子，低下头，一把把地拔着地下的小草，眼里的泪止不住得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