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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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进景县教育志办公室。县教育志的主编刘月峰，年近七十，原来是县广播局的老局长，退休后患有糖尿病，经常大把大把地吃药，还常爱吃零食。他说，我饿呀，饿得心慌，不吃点不行。这种情况，本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可他竟然接受了编写县教育志的任务，而且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应该说，比年轻人还要勤奋，还要卖命。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干工作太认真了。特别是省教育志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任务后，他就更加认真了。这个任务就是，让我们写一篇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在景县乡师的稿子。省教育志要编写《师范群英光耀中华》一书。《王任重在景县乡师》是其中的一篇。并要求我们采访王任重同志，稿子写好后，还要经王任重同志审阅。
这个任务的第一步，是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刘月峰对我们不放心，就戴上老花镜，亲自跑县委、县政府,又亲自打电话给景县住京办事处的刘学武同志。他身子胖，走起路来，一㨪一㨪的。走路时，老花镜常常会从他的脸上滑下来，他就在老花镜上，拴上一根长长的细绳子，挂在他那又粗又短的脖子里。这事联系好，他严肃地对我说：宪华，这个稿子，你是主笔，现在提前要做的：一是把现在的有关材料找齐。二是你到王任重的老家王七庄，找王任重的亲弟弟王慈会谈一谈，看是否有可用的材料。三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写一个草稿。四是拟定一个采访题纲。我立即去了县志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把有关资料全部备齐。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车去王瞳镇的王七庄。这王七庄，离县城六七十里，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这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就到了王瞳镇中学。学校放假，只有一个老校长在学校。老校长在他的小火炉上熥了几个窝窝头，做了两碗稀饭，我俩一人一碗，就着他的大萝卜咸菜吃得好香。饭后，我就直奔王七庄。下了那条大公路，走上往西去的这条两米多宽的小路，走不多远，就到了村子。打听到有栅栏门的院子，就是王慈会的家。我直接走进院子。满院子堆满了烂木头和柴草。北房的屋门前，有一个大水缸，水缸上面有一个豁口。看我进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迎了出来。他矮个子，一脸的皱纹，一身的尘土。他就是王任重的亲弟弟王慈会。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他的土房子。那小屋，和我家的小屋一样，露着檩条和苇席的房顶，黑黑的土墙壁，向着屋场子的墙下，是一个旧厨子，厨子上放着水壶、水杯之类的东西。向着土炕的墙下，是一个卧柜，柜前放一个长条凳。凳下的地，是不太平的坚硬的泥土。土炕上铺着一个旧的褥单，炕头上放着一摞被子。这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亲弟弟的家。我坐在那个土炕的砖炕沿上，问了他知道的王任重同志上乡师的情况。走出村子，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又骑车走六七十里的土路，赶往县城。天慢慢黑下来。行走在黑夜的路上，耀眼的车灯照在身上，清凉的小风吹在脸上，内心里觉得特别爽快。回到单位，大概晚上十点多了，刘月峰还戴着老花镜，坐在办公室，低着头，写稿子。看我回来，他说：今天晚上，你加个班，按手头已有的材料，写一个备用的草稿，并拟好采访提纲，明天拿给我看。快十点了，我还没有吃饭。再吃饭，然后再加班，又得干到天亮了。我说：刘局长，晚一天可以吗？他说：不行。我说：那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他说：一晚上不睡觉，又能怎么样？死不了吧？我说：死不了。他说：死不了就干。明天早晨，你必须拿给我看。我说：行吧。怎么会不行呀？看看这位老同志这么大年纪，晚上到这时候了，还趴在这儿写稿子。别说不敢说不行，就是敢说，也说不出口呀。他说：多辛苦点吧，时间太紧了，这么大的事，咱要是做不好，叫人家笑话呀。
这天，我们提前到京，在一个旅馆里住下，已经下午六点了。刘月峰说：这一天坐车挺累的，咱们到外面吃点吧，也放松一下。可是到了街上，走了一个个小吃店，刘月峰总是摇头：太贵了，这大地方的饭吃不起呀。于是，我们在街上买了一个烧鸡，买了点带包装的小咸菜，买了几个馒头、几个烧饼，回到旅馆，把这些放到一个方凳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喝着白开水吃起来，很快就解决了肚子问题。
1991年9月20日，终于等到王任重同志在百忙中挤出一点时间，接受我们采访。中午12点多一点，我们就在大门前等着了。警卫兵检查了我们的证明，核对了身份证，请示完，笔直地站着，举起右手，庄重地向我们敬礼，说：对不起，等到2点才能进。下午2点，我们进了接待室。接待室不太大，朴素简洁，一个角上放着一盆花，中间是一个茶几，茶几旁是一个沙发。秘书曹志勤陪我们聊了一会天，王任重同志就下来了。我和刘月峰，一边一个挨着王任重同志坐在沙发上。王任重笑容可掬，从茶几上的一个圆筒里拿起烟，递给我们。我们不吸烟，他自己点一支，吸着，和我们交谈起来。很快就进入了正题，谈学习，谈宣传，谈工作，谈入党，谈学校那时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大概两个小时，完成了采访。
回到旅馆，七点多了。刘月峰和我们一起核对了一下采访记录，对我说：这个稿子，今天晚上，十点以前你必须给我写出来。我说：刘局长，今天晚上我写出来就行，别十点以前了。他说：不行。你就这么没有自信，就这样没有出息吗？我说：时间充分一点，我写得好一点。他说：不行。王任重同志还在等着审我们的稿子呀。十点以前你必须把写好的稿子，完完整整，有质量有水平地交给我。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快晚上八点了。我觉得这就像高考一样，有些紧张起来，心咚咚地跳。我知道，不能按他的要求完成任务，我就会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兵。我绝不能让他瞧不起，绝不能让他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兵。我必须在十点前，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我没有顾得喝口水，就坐在沙发上，趴在一个凳子上，埋头写起来。写好了，看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就把稿子交给他说：刘局长，写好了，你看表，刚不到十点。
他还没有睡，趴在床上，瞅着自己的笔记本。大概他在琢磨着，这个稿子应该怎样写才好。拿过我写好的稿子，他笑了：还行，我知道，你小子不是那种刺毛的兵。他抓过我的稿子，抽着烟，握着笔，眯着眼，笑嘻嘻的，一边改一边念叨着：好，好。我就躺下睡了，大概零点，突然醒了，看到刘月峰还趴在那儿，不错眼珠地修改我写的那篇稿子。一头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更白更亮。我想起像他一样勤奋的老父亲，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尘土飞扬的田野里，躬身扶犁，仰脸挥鞭，驱赶着老牛耕地的身影，眼睛湿润了。
稿子完成，打印好，交给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只改了一个字。
这次任务完成后，在回家的火车上，刘月峰很高兴地和我坐在一起，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和我一样做事认真的年轻人。人生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认真两个字。”
刘宪华写于2024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