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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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千年一遇，该事件的文学化处理似乎是作家必须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更是表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绝佳题材。阿来近年的《云中记》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招魂师的视角轻轻抚摸了这一巨灾留下的巨大伤疤。八年前邹瑾的《天乳》则是直接螫入这一重大事件现场的深处，思考巨震下本能、伦理、欲望、救赎和死亡等主题的一部作品。这种重大历史事件的题材整体把握非常困难，无论是思想高度的站位，还是宏大主旨的提炼，抑或是合理的叙事架构和充足的细节支撑，甚至是如何超越苍白的宣传品写作，从而有效探讨“人是否胜天”这一问题的辩证价值，都对作家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挑战。
小说叙述了汶川地震对川北地区“天乳寨”村造成的人性、族群、社会和经济等造成的一系列连锁撕裂和震荡。青梅竹马的范玉玺和袁水儿被物质贫乏时代无形的世俗力量分开，经历世事沉浮后，因地震又在天乳寨相聚。范玉玺成为代理村主任，袁水儿姿色出众坠入商品时代的黑暗面，误入风月场，两人旧情复燃却始终无法抹平鸿沟。袁水儿建小学反转从良，又因救儿童陷入昏迷完成人生救赎；带着动物性本能标签的麻牛是难以掌握性欲人类兽性象征，随着命根被蔡玉莓剪掉，失去了象征人类生殖本能的符号意义，必然走向死亡宿命，只是这种舍生取义的死亡是以完成自我救赎的人性升华完成的；另一条重要叙事线索是陕西文化商人肖雨在地震发生后入川寻找红颜诗歌知己天虹，却发现她已在地震时殉职香消玉殒。巧的是天虹和袁水儿正是由“护林人”抚养长大后又天各一方的姐妹。此外，小说还写到下派县长程子寒、村组干部黎春葚及其老婆菊芬、神婆蔡玉莓、回乡老板金磊子等一系列形象各异的人物，在震后日常生活、迁建、灾后重建和经济复苏等不同阶段的人事纠葛，从生存、性、利益等不同侧面编织了一幅人际关系网络图，塑造了性格多面复杂的人物群像。
地震前后小说的人物活动及心理变化线索与官方叙事的整体节奏是同频共振的。特殊灾难背景赋予了乡村叙事一套关于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戏剧性张力数倍放大的底层逻辑。“恐惧是一种净化灵魂的方式”。范玉玺在震后的努力求生的细节描写就非常震撼，既写出了地震的宏观景象和微观细节的现场感，也在人物意识流中展现出身临其境的恐惧。小说中多处细致描写出震后不可名状的恐怖惨景，没有回避真实的血腥，将典型环境的氛围和烙印深深印在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中，具有强烈的美学价值。小说还从宏观叙事层面谈到了党和政府在应对灾难和灾后重建的各种举措，以及在这些政策实施过程中衍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纠葛，坦然触及商品大潮中的各种阴暗面，展现出人性贪婪和崇高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真实可信。巨灾的主题是沉重的，涉及生死无常及生命意义等重大哲学母题。小说描写了多处突入其来的死亡，比如肖雨的秘书谷静被泥石流掩埋，比如乡村老师天虹的不可预兆的殉职，比如无数村民在地震中的惨死，及其衍生的各种突发性社会问题。生死无常的世界里，人无论好坏善恶都非常渺小。诗人肖雨这个角色的设定，其实寄托了作者本人的理想文人情怀，多情、多才、成功，由他带出的浪漫诗歌世界和红颜知己天虹的暧昧关系，成了八级地震废墟叙事的坚硬空间中难得的一抹亮色。此外，小说在叙事结构布局上很见功力，多处倒叙、插叙，详细交代人物背景及人物关系，从不同视角塑造人物个性，并试图描绘一幅地域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看似跳跃的叙事方式在衔接上自然清晰，并未造成阅读混乱感。在结尾处，小说还采用了开放性结构，在袁水儿的生死问题上留下无尽令人回味的悬念。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很多时候并不急于推进故事节奏，而是花费诸多笔墨从容不迫地描绘川北地区的民俗风物、自然地貌和动植物状态，以民歌方言等极具地域色彩的表现方式，呈现出川北地区独特的生殖文化、丧葬文化和产业文化的魅力。如同“天乳”这个书名一样，小说有意识地强调了“性”作为维系根脉传承、人性的价值组成、对冲死亡压迫的叙事份量。在小说中，“性”的叙述除了在力量甚至在野蛮中呈现偏远乡村原始的元气精神，更多的时候是柔软和浪漫的。比如，小说中多次写到袁水儿等诸青春女性的沐浴情景，其实是在向我们展示在这个尸横遍野、死亡如影随形的炼狱之地，“人”的生命动能是永不枯竭的，天灾可能会毁灭人类，人类精神和美好会和自然一道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其象征意义就在于此。从文学史角度看，这也是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写作方式。
小说的语言叙述娴熟，人物语言声部丰富，充满个性。可以看出作者将早年乡野生活储存的经验运用到了生动活泼的叙事中。特别是大量方言、歇后语等民间语言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我们甚至从小说中借人物展示的诗歌片段中还会发现作者具有较高的白话诗写作技巧。作为汶川地震历史的一个切片存照、一部具有社会学和民俗学价值的优秀小说，《天乳》值得一读。
2021.7.21，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