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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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镇党委书记与北京烤鸭
当年，安义县的民营经济除了有刘成水这样一批自主创业者创办的民营企业，还有熊墨渲引进的北京烤鸭。
在北京烤鸭被引进到安义县之前，熊墨渲还在万埠镇任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这个“官”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肝胆齐全，大事小情都装在他的心中。万埠镇几万人的生存发展与脱贫致富，他都必须承担起责人。在万埠镇任副职时，熊墨渲就深入乡村，详细了解镇情民意，不仅长了见识，还丰富了基层工作经验，以致他当镇党委书记时才如鱼得水。
“在这之前，我在农场劳动过，煅练过，认真研读过毛主席的《党委会工作方法》，我学会了怎样用人、怎样做人。” 熊墨渲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按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团结依靠班子成员，时时以人民为中心。他把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构想逐步变成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的动力。
“思路就是财富，思路对了头，人民才会与你同心同德，干事创业也会有劲头。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身先士卒，两袖清风，才能干出一番事业，干好一事业。如果有私心，只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那时候，熊墨渲深深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认为，一个地方如果连年水旱灾害，便会民不聊生，如果平时不把兴修水利的事情做好，等到洪水呼啸而来再喊抗洪抢险与救灾，那就是“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临阵磨刀摆架式。因为有着这样的亲身经历,熊墨渲当上万埠镇一把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扎扎实实地兴修水利。
上任伊始，他一改过往打人海战术兴修水利的老方法，要求大家以资代劳，组织全镇70多辆手扶拖垃机破山固堤，把经常出险情的“精怪塘”，加高加宽了2倍，允许挖砂船下河捞砂。他说，这样既清理了河床，又提供了建筑材料，增加了人民群中的收入。熊墨渲还利用当地丰富的花岗岩资源，沿万埠镇潦河边修筑了拦洪墙。当时，资金困难很棘手，他打报告到县水利局，遗憾的是却没有人理会。县里除了财力有限，还错误地认为万埠镇小人口少，花钱修防洪墙没有必要。熊墨渲说，那时，县里极个别的领导因为搞钱权交易，一心想着自己的私利，根本就没有把集镇下游的许多村庄进行综合考量。因为得不到县里的支持，他只好去走上层路线。
平民出身的熊墨渲，省里没有亲戚，市里没有熟人。思来想去，他只好要求县水管站提供“护身符”去省里。在省水利厅，他了解到工程处处长有一个外甥在万埠镇挂职锻练，小伙子不仅有文化，长得帅，人也很灵活。熊墨渲不仅及时启用他，而且通过他穿针引线，使他与工程处处长接上了“头”。
那时，省水利厅管着许多大项目，了解到万埠镇洪涝灾害的实际情况后，省水利厅立即带人实地考察勘测，通过层层审批，万埠镇终于争取到了修防洪墙的三分之一资金。熊墨渲的这一做法，还惊动了时任南昌市市长。南昌市市长了解到万埠镇的实际情况后，经过集体商讨，也给了三分之一的支持资金，剩下的三分之一就只能靠自力更生自行解决了。
有了资金后，熊墨渲安排了一位泥水匠出身的镇武装部副部长亲自抓这个工程。当时，有人表示无法接受：“镇里比他资历老、职位高的人多得很，怎么就用他一个‘泥水匠’呢?”熊墨渲除了查看了他的档案资料，还请负责组织的副书记深入了解到，这个人不仅是转业军人，作风正派，办事认真，而且为人勤恳、廉洁、懂行。实践证明，这个工程作得好与这个人用得好关系极大。六个包工头为了揽工程，给他送“红包”，他不仅“铁石心肠”，雷打不动，坚持原则，而且一次次让包工头“碰壁”而归。
之后，熊墨渲还抓了“尖刀山”水库的修筑，结合挖鱼塘引河水入渠道。此后，万埠全镇基本做到了水旱无忧。1987年、1998年，潦河两次洪水漫堤，全镇却安然无恙。洪水瀑发的那天，他放心不下，连夜去察看灾情，老百姓不知道他站在身后一块看洪水，无不感慨地议论着:“这全得那只眼镜子哟,要不然，我们又得坐水牢喽！”戴着眼镜站在老百姓身后的熊墨渲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还是在当农民的时候，熊墨渲就支持交公粮，因为自古“钱粮国税”不可不交，可他对当地各种“二公粮”式的摊派深恶痛绝。那时，谁家不接受摊派，干部便去谁家拖猪抓鸡，搞得民愤极大。怎样当个不要农民“交摊派”，还能让农民赚上钱的好书记呢？这是熊墨渲当上镇党委书记后努力奋斗的目标。撤社分乡设镇后，镇里的财政几乎一贫如洗。他的前任盖电影院不仅连顶都没有盖完，而且机关会议室里的桌椅都是民主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古董。镇里开干部会的时候，有人打瞌睡连人带椅子一齐散了架，主席台上，熊墨渲座的旧藤椅也是用绳子扎了两根棍子加固的，事务员一再交待座上去要小心点。
既不想要农民摊派“二公粮”，又不甘心让老百姓受穷，怎么办呢？熊墨渲说：“出路出路，出去了才会有活路。”1984年底，他终于有了一次去河北某部队看望当兵的儿子的机会。见父亲千里迢迢来看望自己，儿子自然是十分高兴，并陪着他去北京“全聚德”吃烤鸭。当时，在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全聚德”烤鸭可是宫廷御宴的上等菜啊，在世界菜谱上都名列第二呢！为了吃上“全聚德”烤鸭，他和儿子接连排了两次队都没有买到，当时，他很不服气地说：“儿子，算了吧，不就是一只鸭子嘛，我们老家安义多得是！”
“老爸，那可不行啊，您这么老远来看我，不让您吃上‘全聚德’，我是不会罢休的呢！”听了儿子的回答，熊墨渲转念一想，如果能把烤鸭引入江西，生意这样火爆，还愁没钱用吗？于是，他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首次到北京不仅要吃上“全聚德”，还要把“全聚德”烤鸭的技术引回家乡。
当天晚上，躺在床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并翻身起床，把电话打到了一个在航天部工作的老乡那里，要求他带着自己去面见“全聚德”的总经理。那位总经理姓袁，一开始对熊墨渲要把烤鸭技术引进到江西有点犹豫：“这可是我们的绝活啊！”后经熊墨渲好话讲了一箩框，袁经理终于松口了：“好吧，为革命老区作点贡献也是好事，再说，江西也和北京竞争不了。”于是，袁经理提出派6位师傅，人均每月1000元的工资，半年换一次人，报销来往的旅差费，外加“全聚德”这个商业品牌算一个人的工资待遇作条件。事情谈妥后，袁经理带着熊墨渲去北京东升养鸭场进行了一番详细考察。袁经理说，“全聚德”烤鸭不能用“人放天养”的那种鸭，要用纯种三代内的北京鸭，靠的是工厂化的速养，55天必须宰杀，肥肉鲜润的才可上炉，才能烤出色香味齐全的正宗北京烤鸭。袁经理还领着他参观了烤制鸭子的全过程，足足有十五道工序。参观完毕，袁经理还让他在外宾厅吃了一顿“全鸭席”，每人一个铝盆子，全黄色的烤鸭被刀片切得均均匀匀，鸭内“五大件”(心、肝、脾、肺、肾)全是卤制的，还有鸭骨头煲的鸭架汤。一碟五项，人均交费54块钱。1984年，54块钱的价格可不低啊！第二天，他又花了200多元打车到东升养鸭场，看了他们的工厂化养鸭，并口头定了个交钱给鸭场，送人上北京培训的合同。
回到安义后,熊墨渲把在北京参观考察的经过及下一步准备搞烤鸭的意见提交给大家商议，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坐着穷不如干着生。”
要办事就得有钱，钱从哪里来呢？熊墨渲又犯难了。思来想去，他决定玩一把“空手道”——向银行贷款。可当他来到银行时，不仅农行问他镇里拿什么来担保，而且工行说农村乡镇的贷款与他们不搭界。要引进“全聚德”烤鸭，光师傅的工资一年就要支付10来万元，“全聚德”烤鸭能否适应江西市场的需求，也是一个未知数。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只好和北京方面商量：和学养鸭子一样，改请师傅来安义为送人去北京向师傅学习。北京同意后他挑了3位有高中文化的村民和企业干部去北京学习。因镇里拿不出钱送他们去学习，他只好拿出自己的工资办了一桌家宴，把平时一个乐于助人的杀牛专业户请来商谈，并问他敢不敢借钱给镇里？那个杀牛专业户一口答应说：“你身为镇党委书记，心里装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是个大好人。我相信你！”第二天，这个杀牛专业户便送来了2万元现金。紧接着，熊墨渲就到南昌市内找店面，招商引资找合作伙伴。前前后后一共找了5个地方，最后他在南昌市八一广场边找到了工人文化宫的“天府菜馆”。当时，“天府菜馆”正处于经营困难、停业倒闭的状态，熊墨渲找上门来，那正好是“瞌睡碰上了枕头”——一举两得。通过商谈，双方签订了一个入股合作协议：文化宫出5万元，万埠镇出8万元。镇里拿不出钱，银行又不贷款，熊墨渲只好“曲线救国”，找到了在安义县食品公司当经理的姐姐想办法，借起了“三角债”，并向安义县食品公司租了场地作临时养鸭场。
合作伙伴定下了，钱也有了着落，养鸭也有了场地，可并不等于大功告成了。正在这时，文化宫的上司又突然变卦，提出不想干了。熊墨渲只好忍辱负重，自套枷锁自己开，去找时任南昌市市长汇报情况。市长听了他的汇报后不仅觉得烤鸭是个好项目，表示全力支持，而且要他传话给文化宫的上司，这事不仅办，而且一定要办好。文化宫的上司得到市长的指示后，当即回答说：“既然市长有指示，那不仅要搞，而且全力搞好。”没想到，合作这一关刚过，去北京学习的人又给他出了个大难题，他们给熊墨渲写来一封长信，说在北京学习期间，师傅们不让他们上手，根本学不到技术，他们要打道回府返回安义。收到他们的来信，熊墨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但转念一想：这又不是什么高端科学技术，师傅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大的架子嘛。思量再三，他只好自掏腰包买了两箱“四特酒”，并将学习的人写信的信封翻了个面，捎上了两句话八个字：“先做奴才，后做人才”。并安排一位副镇长当即送往了北京。
在拜师学艺这个行当里，学手艺都是要尊敬师傅的。在北京学习的人理会了熊墨渲的意思后，便登门拜师，师徒关系不仅很快融洽起来，而且得到了师傅们的精心指教，放手让他们做，到后来，师傅们就连烤鸭房的钥锁都给了他们。
烤鸭技术学到手了，可养的鸭子又遇到了麻烦事，从北京购买来的2000只鸭苗从民航托运过来后，一周内还长得好好的，一周后却发生了疫情，一只只地死掉，死得多的时候都要用土箕扒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熊墨渲一边叫养鸭子的人坐飞机到北京搞回防治疫情的药品，控制住病情，一边迅速转换养鸭场，将鸭棚搬到了万埠镇潦河边，他担心安义县食品公司的那个养殖场是疫区，有病菌。因措施得当，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1985年5月15日，北京烤鸭终于在南昌上市了，原“天府菜馆”也披红挂彩地更名为“喜来登”北京烤鸭店。
“喜来登”北京烤鸭店开张营业后，喜欢舞文弄墨的熊墨渲兴奋地写了一篇《北京烤鸭南昌安家乐户》的新闻稿刊发在《南昌晚报》头版头条。随后，江西8家新闻单位聚焦“喜来登”进行报道。当年，“喜来登”有四个指标在南昌拿下了第一：烤鸭销量全市第一，空调费用全市第一，易拉罐啤酒销量全市第一，豪华装饰全市第一。因“喜来登”烤鸭货真价实，又是北京烤鸭的正宗品牌，相声大师候宝林还专门为“喜来登”题了词。那时，“喜来登”每天座无虚席，天天暴满，营业额突飞猛进，最跑火的时候一天就有1.5万元的进账。
因为有了“喜来登”烤鸭,万埠镇不仅连续8年都有钱花，而且不再给老百姓摊派“二公粮”了。同时，还出了一大批烤鸭师傅。后来，烤鸭技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万埠全镇，仍至安义全县有了2万多村民学会了烤鸭，并走向大江南北从事这一产业，他们上北京，下苏杭，在各大城市承包酒店搞烤鸭，个个发了大财，户户买了小车。有的还在一个城市里包了下10多家酒店专门经营烤鸭。如今，安义搞烤鸭的人百万元户不算稀罕，千万元户乡乡都有。用熊墨渲的话说：“安义人不仅靠搞烤鸭发了财，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人靠技术外出赚钱的观念。”
熊墨渲引来了北京烤鸭，让安义人致了富发了财，而他自己却干干净净没惹半点非议，安义老百姓心里不仅有杆秤，而且送了他一个雅号“烤鸭祖宗”。当时，南昌市工人文化宫要他去当“喜来登”的董事长，时任南昌市长却笑着说，咱共产党的干部可不能“官商”合一哟，组织上对他还要委以重任呢！
为了发展民营经济，带领安义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熊墨渲还于1993年牵头在安义创办了中美合资的安达电子公司。为了从美国将安达电子公司引进到安义，他除了和在美国的龚安海彻夜长谈签协议，还多方筹集资金。当时，听说安义要搞电子公司，不仅中国银行不同意货款，而且认为安义是个没有工业烟囱的小地方，要办电子公司几乎是“天方夜潭”，白日做梦，即使是要搞必须放到南昌市去搞。熊墨渲可不吃这一套，他通过一次次找到省领导协调，最终使省领导同意了将安达电子公司放到了安义，并争取到了中国银行的100万元建厂资金。
有了省领导的拍板，有了银行的资金支持，他还找了个懂技术的人做经理，并多次与安义园艺厂的人协调征用土地事议，并使安达电子公司成功落户安义。“为了搞安达电子公司，我不仅从外地请来了八个专家，而且多次到上海等地考察取经。”说起这事，熊墨渲记忆犹新。
如今，在青岛、北京、天津等地，安达电子不仅遍地开花，而且带动了安义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在，无论我到哪个大城市，只要有安义人知道我来了，他们都会热情地邀我去聚一聚。”熊墨渲在带领安义人创业致富的同时，还在安义搞起了程控电话，当时，县政府担心出问题，而他却把担子全部压在自己身上：“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主动担当作为，敢于承担责任，否则，党要你干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