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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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的血液里至今还流淌着煤矿人纯朴的基因，或许，我的心到今天还钟情于脚下这块曾为之俯下身子的土地。每当我路过挂着《淮河能源集团》牌子的老矿务局大门口的时候，总会对这个百年的老企业施以崇高的敬意。虽然，我已经离开了矿山，虽然，眼下的煤矿并不算什么可以炫耀的行业，可在我的眼里，它却是祖祖辈辈的煤矿人赖以生存并愿意为之献身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煤矿人，用自己的双脚和双臂，趟试着矿井的深度，延伸着井下四通八往巷道的长度。一个多世纪以来，硬是凭着他们对企业的忠诚，把这个当年曾受到国家宠爱和希望于一身的老企业涅槃成了今天集煤炭、电力、天然气生产、销售和技术研究与服务，物流，投资与资产管理的一个综合大型企业。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那些已经风干了的记忆，像蛰伏在灵魂深处已经休眠的精灵，栩栩如生地又出现在我面前，比如说，那些年，百里煤城曾活跃着一支建井队伍，而在这支队伍里，就有一位我所敬仰的矿建工程师……
李工程师，东北沈阳人，笔直的身段，双眼迭皮，浓眉隆鼻，一脸过腮的胡子，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在人们的印象里，永远迈着不疾不徐的脚步，手里擎着一个大大的烟斗。因为曾经是摘了帽子的右派的原因，他是北京煤炭工业部下放在我们单位的矿建工程师。
工程师的职称，在大学扩招的今天已经俯拾皆是，而在四十多年前，却是少之又少。因为大学十余年断垱的原因，一个工程处里没有几个像样的工程师。
1977年，我从秦皇岛煤校学成回处，分配到了处机关计划科，当上了一名预算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我和李工各自所在的科室相邻于同一座小楼，而且下了班之后恰巧也是同一栋单身宿舍楼里的门邻的缘故，因此才有机会熟悉他。
那时候，我每天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施工图图纸，吃透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措施），并把它们分类进行量化。然后根据国家颁发的专业定额，计算出每一个单位工程所需要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和管理费用。李工所在的技术科就在我们办公室隔壁的最东边的一户大房子里，房子里挂满了近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施工的井巷工程的平面、立面、剖面施工图纸。因为要请教一些施工技术方面问题的缘故，我经常看到李工伏案工作和休息时抽大烟斗的情景，也看到李工端着大烟斗站在图纸面前，同技术人员探讨解决问题的场面。如今回忆起来那种飘逸地端着大烟斗，站在一面墙都挂满了图纸面前的画面，仍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视觉上冲击。
那时候，我才廿几岁，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懂的技术问题，自然不厌其烦地去问他。李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在年龄上也是我的长辈。每一次对我的询问总是不厌其烦。他不仅教会了我用高等数学的方式，快速准确地计算不规则的物体，还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使井巷辅助车间系统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模式，让人看起来更加直观、清晰、准确。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一个独立矿井井上下立体图，在我的脑子里依然还是那么清晰。就像幼年时在九龙岗家门口的老槐树下背诵《百家姓》一样，已经无需提醒地镌刻在我的脑子里，想要忘记它，估计已是很难的事了。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要参加处里每周一次的安全生产会。会议的议程首先是基层单位的负责人汇报本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技术、经济方面遇到的问题。然后技术科的工程师针对提出的问题谈一些技术上面的建议，经过论证后，由总工程师或者处长拍板决定。李工对于施工现场可能出现的问题似乎了如知掌，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每次都是胸有成竹，他的话虽然不多，谈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提出的方案不仅从技术方面可行，而且经济上也最为合算。他每次发言之后，在座的领导都笑而颔首。
只有一次，围绕着一个复杂的工程技术方案，会议已经讨论了很久，李工未能够说服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处领导做出一个与李工的意见相左的决定。这时候，我看到了李工程师瞠目结舌的样子，他把所有的愤怒与无奈都表现在了肢体动作上，颤抖的手端着大烟斗，语言没有了平时的斯文，说话也是哆哆嗦嗦的，再之后，看也不看在座的所有人，不和任何人（包括领导）打招呼，独自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性格的人。一般人认为，北方人性格豪爽，南方人性格温和细腻。李工虽说是典型的东北人，粗线条的外表却偏偏融入了一个男人少有的细腻和柔情。
李工上班时的坐派，按当今流行的话来说是有“范”的，不仅威严而且举止稳重。但是，每到了晚上，单身大楼的灯光亮起来，他把一个男人对家庭的柔情似水的感情演绎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在食堂里打上一荤一素两个菜。端到宿舍，倒上二两酒，人慢慢地进入了冥冥的状态之中。这顿饭他吃的时间很长，大约有二三个小时，整个期间，他几乎像出家人一样端坐着不动，或微笑不语或独自喃喃絮语。这个习惯从不改变。日子久了，当我们俩成了忘年交之后，他才告诉我一个两地分居的男人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原来，李工家住在沈阳，家里有在日化厂工作的妻子和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他一年到头工作在外，只有探亲假和春节放假的时候才能回一趟家，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鞭长莫及，无奈的他，只能选择每天晚上吃饭的时间在精神上和他们沟通交流，当他第一杯酒下肚的时候，整个人也就慢慢地进入到了微醺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进行描述，此时的灵魂也就慢慢地拉近了与家的距离。喝第二杯酒的时候，灵魂已经回到了沈阳的家，他说，他能够真真切切地看到下班后的妻子在忙着给孩子们准备饭菜，放学后的孩子们围坐在灯下做作业，他每一次都要不厌其烦的把需要叮嘱的话和他们絮叨。喝完三杯酒后，人慢慢地已经进入了酩酊的状态，灵魂也就返回到了淮南，洗洗刷刷之后，上床，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是一个近乎于奇葩的故事，也是蜗居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分居两地生活的工程师的真实写照，他与众不同的操守和特立独行的言行，无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八十年代初期，李工如愿以偿地调回了沈阳的家，在一家煤矿研究所工作。那一段和他相处的时光，看似冗长如水，但日后看，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他不仅点点滴滴的教会了我如何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能力。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
若干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个矿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了。在一次公司的技术会上，面对着眼前众多的工程师，我的眼睛湿润了，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李工端着大烟斗站在一面墙都滿挂着图纸面前的形象。眼前的工程师虽说也很努力，但在尺度大的范围里和李工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深深的知道，一个完美的工程师不仅需要专业技术好，智商和情商的要求也很高，他们不仅深谙世事，成熟稳重，胸怀宽广，同时又能够在真理面前，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做人的底线。这种从内到外都被知识的文火慢慢地熏陶出来的学者的气度，给人们一种被日积月累的精华堆砌起来的，虽不甚完美，但至少有一种让人仰慕的感觉。
这几年，“民国范儿”一词，又上了网络的热搜。有人说，那时的“民国范儿”最为突出的特点乃是质朴、纯真。这一点，我在读岳南先生所写的《南渡北归》的时候，感受尤为深刻。书中涉及到的那个时期上百位顶尖的做学问的人，他们中有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傅斯年、钱钟书、闻一多、梁思成、梅贻琦、陈寅恪、吴宓、林徽因……等等。这些大师们头脑中没有功利，没有浮躁，没有虚伪，没有欺骗，他们视学问为生命的风骨，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所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是贫乏的，但精神却是极其富有的。
民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们留给我们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乃是“士”的节气和“做人”的尊严。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先生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其中的“癖”和“疵”，就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被世俗沾染的一种真性情的表现。
十月的老龙眼，空气中流转和飘荡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深秋气韵。倚在窗前，被“思绪”这一条骏马拽进了从前，拽进了几十年前的淮南矿务局，拽进了建井工程处，拽进了那一间我曾经住过的宿舍，想起了那一位已经远去的工程师，又想起了一首直抵人心扉里的老歌：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于是写下了如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