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

           素茕

那年，我高考落榜。从得知结果的那天起，一家人的生活因我而陷入了巨大的困顿之中。

迫于我的压力，父亲才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远房舅舅给我联系复读的事宜。那些年，复读是一件很难的事。当时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高考恢复还没几年，大学教育还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据报道，全国每年能够考取大学的人数只占当年应届毕业生的个位数，这个数字还算保守，没有把返乡知青参加考试的人数计算在内。全国的情况尚且如此，不要说像我们家乡那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言而喻，能考上大学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听说，我高考的那年，我们县考上大学（包括高中专）只占到当年本县高中毕业人数的2.3%，将近98%的考生都落榜了。所以，像我这样既吃不了苦，又不愿意回家种地，还想复读重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况且国家（抑或是省上）出于保护应届毕业生的意图，不提倡往届毕业的学生参加高考，甚至是禁止他们返校补习。可是，每所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增加老师的奖金，每个学校都在私下里招收补习生。我听说，县教育局给每所学校规定了升学名额以及升学率。如果升学率或名额超过了他们下达的指标，县教育局会给学校和老师奖励，而且奖金不菲。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学校招收补习生不仅能提高升学率，还给落榜的考生带来了重考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即便这样，能够获得复读机会的人也并不多。毕竟学校的教学场地和师资力量也有限，每所学校能容纳补习生的名额还是太少了。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招收补习生像竞价拍卖商品那样，竞争会更加激烈。

我拿到成绩单后，本来已心灰意冷。听老师说过，录取分数线以下，每低一分，就会压下来一百多人。我比分数线低了12分，这意味着在我的前面还有一千多号人也落榜了，我跟那些只差几分的人相比，简直差得太远了。我在思忖，这1200多人甚至比这个数字更多，如果平分给每个学校，那么每个学校有多少呢？我不知道全地区（当时把一个市行政上化为一个地区）有多少所学校，因此也就无法准确地的计算。我只知道，在我们学校，按照分数高低排列，我是第一个落榜的考生，是一个断崖式的落榜。其他在我前面考取的六位同学中，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也就18分。而且，这两位同学成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被大专院校录取，另一个考取只是个普通的中专学校。我那时特别相信命运。我想，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当农民是命中注定的。若不是这样，那为什么第一个落榜的人偏偏是我？我平时的学习成绩跟他们不相上下，为什么这次跟他们的分数竟然差得那么远？难道这不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吗？

我越想心里越难过，越想心里也越明白，这就是天意。天意难违呀！人怎么可能跟命运作对呢？我下定决心不再回到学校补习，不想再给家里造成负担。家里有一个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他正需要花钱，而且上了中学会需要更多的钱。父亲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再供我上学？这不是要了父亲的命吗？父亲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在他心里是不想再让我上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至于母亲，压根就不想让我上高中。她曾经说过，让我早一点回家学做饭，缝制衣服，做女孩子应该及早学会的事情，我一直是顶着母亲非要上学不可。这下好了，没有考上大学，什么也没有学会做。按照老家的规矩，做女人就得本分，乖乖地学会女儿家应做的事情，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正事。我违背了祖先的传统，非要上学，结果咋样呢？让一村人看自己的笑话，弄得家人在村里人面前说不起话，也抬不起头。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日。我每天站在屋檐下看着黄昏时分夕阳从山头落下，火红的太阳被大山吞没，顿感人生迟暮芳华已逝。尽管盛夏的骄阳把大地炙烤得火辣辣的。我存在心里的怨恨、愧疚交替出现，我的身体已被折磨得挥汗如雨，但我的心却冰冷似铁。难道我18岁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走到了尽头？我考试刚去过一次县城，才第一次感受到城里的世界跟我家乡的方寸之地有着天壤之别。难道我就这样要当一辈子的农民？难道我也要像父辈们一样，用一生的心血在这块贫瘠的土地里刨食？恐惧攫住了我的心。

转机终于来了，父亲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写给父亲的。父亲虽然跟校长不熟悉，但校长在我们区（现在的镇）上尽人皆知。只因为那时区里只有一所高中，再加上我在家里时不时地给他们说一些学校的事情，父亲对校长也就不那么陌生了。父亲起初觉得，像校长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能给他这么一个农民写信是看得起他，给了他最大的面子。最终，父亲明白了校长写给她的那封信其实是在为我着想，是为他的学生的前途而写的。其实，早在一年前父亲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为家里争光。我家姊妹六个，除了我和大哥外，其余的孩子都没有上到中学。大姐为了早点给家里挣工分，甚至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尽管大哥高中毕了业，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可他赶上了那个非常时期，国家取消了高考。后来工农兵大学实行推荐，他也被公社给刷下来了。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他已经成家，而且有了孩子，再也没有经历去考虑上大学的事了。而我，遇上了正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好时代，可以无条件地报考大学。当时，父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所以，当我落榜时，他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想让我继续上学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另一方面家里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他那样做，而且我又是个女孩子，迟早是要赡养别人家的父母，这就更没必要在我的身上花费太多的金钱。是校长的这封信彻底打消了父亲心头的重重顾虑。同时，校长的那封信也改变了我的初衷，又一次使我拾回了逃离故乡到外面的世界闯荡的信心。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无奈岁月无情，已将记忆撕得七零八落。还记得校长在信中言辞诚恳地对父亲说：“……你娃的考试成绩还算可以，如果你们再让她补习一年，通过她自己的努力，还是有希望能够考取的，请你不要耽误了娃的前途……”。最为关键的是校长在信的最后写到：“你最好能给孩子联系一所条件好一点的学校，这样把握会更大一些。如果确实联系不到，就让娃到咱学校继续学习。”父亲给母亲念完了信之后，他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让我继续上学？而母亲当时的态度是决然的，她不希望家里因我上学而被拖累。母亲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我上学。母亲的心思我明白，一个女娃娃，念多少书都是白搭，迟早要嫁人成为别人家的人。母亲虽不识字，但大道理她懂。可惜的是母亲没见过世面，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是个未知数。她认为女娃上不上学都没关系，只要到了婆家能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夫唱妇随，做好人家的媳妇就行了。

我看到校长的信后，几天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夜晚跟奶奶睡在同一张炕上辗转难眠，人整个瘦了一圈。奶奶看着我深陷的眼窝，流着热泪对我说：“我娃不敢这样糟蹋自己，身体是自己的。你要真想上学，我跟你大去说。”我躲在门后听见奶奶对正在抽旱烟锅子的父亲说：“你就让娃再上一年学吧！，你看把娃急成啥了！”奶奶几乎是央求着自己的儿子。父亲当时没有回应奶奶的话，依旧木然地坐在门槛上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着旱烟。只听见父亲抽旱烟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过了一段时间，村上传来了震惊全村的好消息：我的两个发小考上大学的通知书来了。她们是我们那个小村庄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取功名的人。村里上到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五、六岁的孩子，人们奔走相告，整个村庄仿佛一下子欢腾了，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我相信，这件大喜事不仅活着的人知道了，东西两座山上的亡灵也知晓了。她们的家人一边张罗着她们上大学的事宜，一边请亲朋为他们的女儿庆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我心中的挫败感愈加强烈。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他们上了中专分数线，但能不能录取还是个未知数。那年月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的一个同乡听说体检没有过关就没有被录取。如今她们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我的颜面在村人面前几近扫地。我的神经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我开始寻死觅活地跟家里人闹，给家里施加压力。

那晚，我趁着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踏着被月光洒满银辉的羊肠小路心惊胆战地上了山。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恐惧的，尽管那时很少有野兽的踪迹。我在山上的一棵歪脖子野梨树下坐下来，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我想哭，但前些日子拿到分数后我哭的次数太多了，似乎眼泪已经流干。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知该想些什么。这会儿想什么都无济于事了，索性什么都不去想。我呆呆地看着天空的满月，圆圆的像一只金盘挂在高远的天幕。我感觉月亮也在看着我，我们互相看着。它孤独地挂在宇宙的苍穹，而我孤独地坐在半山上，我们两个似乎惺惺相惜地在瞧着对方。我眼前和身后黛色的山峦层层叠叠，静静地矗立在天边，山头之间勾勒出弯弯曲曲的弧线，恰似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画。我想起了一句诗：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一刻，我觉得考场如同战场，我本想做考场上的英雄，结果却败下阵来。战败的我将何去何从？有谁来拯救我？

没过多久，我听到山下有吵闹的人声，一群人正在往山上走。我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接下来，我听到了母亲一声连一声地在喊我的名字，声音很大而且拖得很长。还有两个人也在喊我的名字，我听清了是二婶和四婶。我故意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我没有答应。这时，我听到母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亲带着哭腔说，她是寻死去了，这可咋办呀！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活不成了。母亲的哭声使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一大块，我随即起身往山下跑去。母亲有心脏病，我不能让她因我的任性而加重了病情。我和母亲，还有二婶、四婶以及一群孩子在半道上相遇了。母亲看见我立即停止了哭泣。她责怪我大半夜的跑到山上让所有人着急。二婶、四婶也在一旁说，你从屋里跑了，差点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妈都吓哭了，你咋不害怕山上有虫（野兽）呢！我说，我是来散心的，白天没脸见人，只能晚上出来。二婶说，傻孩子，你出了事可让你妈咋活人呢？

……

本来在我继续上学这件事上，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母亲，当她知道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两个女娃都考上了师范学校，她们的家人从此见到村里人脸上都有光彩，母亲的心已经有所动摇了。这回经我半夜山更地一闹腾，母亲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了。有一天，母亲把家里的事交给奶奶后出远门了，她偷偷去了山外。母亲去山外的目的是找那位算命先生给我算卦，据说他的卦很灵验，山里山外的人遇事都找他。如果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农民的话，那这个学就绝不能让我再上了，否则真的会出人命。不过，我的运气还算不错。算命先生测了我的生辰八字后对母亲说，这一年，我背运，我命中撞到了“两个九”，一个是明九，另一个是暗九，尤其是这个暗九厉害，它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这一年我就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考取。不过算命先生还说了，我明年是走运年，诸事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母亲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这一年我虚岁19岁，是个明九；周岁18岁，是两个九加起来的，正好是暗九。她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话，决定让我继续上学，哪怕家里再难也要让我试一试。母亲从山外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父亲说了。父亲以前从来都不相信迷信，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这次听到了关于我命中“撞九”的话，也因为我的年龄的确与九有关，也就将信将疑了。加之我用绝食、闭门不出、寻死觅活给他们施加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还有校长的信，几方面的考虑，将父亲置于无路可退的地步。于是，父亲终于毫不含糊地答应了给我找人联系补习的事。

在村里，父亲也是个做事干练、从不拖沓的人。很快，父亲给在省城工作的远房舅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详实地告诉了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情况，并引用了校长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内容。父亲亲自去了镇上，用挂号信寄给了那位我们多年未曾谋面的舅舅。这个舅舅是大外爷家的小儿子，从小就过继给了他自己的舅舅。我的外爷是他的三叔父。父亲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人家写的信，毕竟他已经不是母亲娘家的人了。但我听母亲说，这个舅舅虽然从刚一出生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但他对大外爷一家还是很好的，每年都专程回家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在那个新的家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了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了省政府某部门工作。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县上、地区里都是很有名气的。各级政府的官员都很敬重他，亲戚们都很倚重他，我们这些晚辈都很仰慕他。这位舅舅的为人也很好，他对每个堂兄堂妹、堂姐堂弟都一视同仁。鉴于此，父亲才敢毫不犹豫地给他写信。

求人帮忙的信寄出了，接下来就是等省城那边的来信。父亲一边等省城的消息，一边为我准备上学的钱粮。他白天在队里干农活，晚上去自留坡上砍木头，砍回来的木头当即在庭院里刮了皮，靠在墙上晾晒着。每隔两三天，父亲和二哥利用晚上的时间肩上扛着木头，步行三十多里山路到山外去卖，为我筹集上学的费用。

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晚上在织布机上织布到深夜，为我准备上学要穿的秋冬衣裤，七十多岁的奶奶则陪着母亲晚上纺线，缠织布用的线棰子，也是每天熬到很晚才睡。

那是一段令我非常难熬的日子，焦心时刻困扰着我。没有考上大学已经让我内心十分愧疚，眼下又要让一家人为我补习的事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我一方面心急如焚地期待补习的佳音快点到来，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地担忧大人们为我累坏了身体。果真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我的内心一直纠结得厉害。既然已经决定补习，就得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可我就是坐不下来，心里七上八下地总是感到很不安。一会儿想到：干脆不再上学了，大不了当一辈子农民。种地的人又不止我一个，天下一大层人哩！一会儿又在想：我的成绩不比村里那两个考上的发小差多少，凭什么他们能考上，而我没有考上，那是因为她们的运气比我好。因而，我渴望着能再给自己一次考试的机会，我每天都在矛盾和痛苦的间隙徘徊。

不仅仅是我自己，一家人都在焦急万分的等待着来自远方的佳音。我们好似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远方的信件。父亲每天去大队部看有没有他的信，我每天催着父亲让他记得问队长。这天，舅舅终于来信了。信不长，一页纸，写了多半张的字，但字字珠玑。舅舅在信中的主要意思是：按照我的考试成绩，县城的中学可以接收我，毕竟条件要比乡下的任何一所中学好。他已经给联系好了，让我去县城的西关中学去补习，就是费用高些。如果要去的话，希望越快越好。那位舅舅的来信，如同古代帝王向大臣下的一道出征的圣旨，给全家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我去县城念书到底需要带多少钱？多少斤粮票？父亲心里没底，我更无从知晓。从早到晚，父亲紧锁着眉头，一声不响。母亲看到父亲那个样子也只是成天唉声叹气。舅舅在信中只说，要给学校交50块钱的补习费。书费，还有住宿费、吃饭的费用、资料费等等另外收取，没说具体的数额。父亲粗略估算了一下，我从家里走出门至少得拿出200块钱。200块钱在四十年前，对于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父亲稍信把两个姐姐也叫来家里，商量着为我上学筹钱的事。姐姐们的家境也很不好，现钱他们也拿不出来。别说她们手头没钱，即便有钱她们也做不了姐夫的主。父亲是个男人，只管见天在外面干着粗、苦、累的重力气活，家里的事从不操心，也不过问。他确实不了解两个姐姐目前的现状。大姐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说话心直口快，从他嘴里说出去的话从不考虑后果，而且得理不让人。她出嫁没多久，就跟婆婆顶嘴，弄得很不愉快，她婆婆没少在她儿子面前告状。夫妻两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这样的家庭生活哪能轮得到姐姐当家？与大姐相反，二姐从小就性格内向，凡事总爱憋在心里，对谁也不说。记得母亲说她，你要能跟你大姐的脾气匀匀就好了。你大姐嘴太快了，可你话太少了，你们两个都不好。二姐的沉默也换来了二姐夫的不满，说她对他们家人有意见，总是心里不悦。他经常对二姐也是想骂就骂，我听说他也动手打了二姐。自然地，他们家的当家人也轮不到二姐。父亲把她们俩叫来商量无疑是给她们心里添堵，她们又不便明说，只有保持沉默。还是大姐脑子反应快，她跟二姐商量说，要不咱两留下来帮父亲背椽去山外，给小妹攒钱。什么时候钱攒够了，咱两再回家。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她们两就都留下来了。

家住山区，靠山吃山。大集体时代，山里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自留坡上的木头。除此之外，也就是养猪、养鸡，还有上山挖药材还能挣点钱。可牲畜不是一月两月就能养成的。那些年，一头猪至少要养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还得要等到收购站定期来收才能卖掉。至于鸡子下的鸡蛋只能临时换个盐钱。挖药材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挣到钱的事情，一个人一天能挖多少药材呢？从山上挖回来的药根还得洗净晒干了，拿到供销社去卖，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攒够那个数字？相比之下只有卖木头来钱容易些，但毕竟树木成才也要长几十年的时间，自留坡上的树也是有限的，不是迫不得已父亲也不愿意这样做。木头从山上砍下来，刮了皮扛到关中平原的潼关境内去卖，人们要用肩扛着走三十多里山路，要消耗很大的体力。直径稍粗的，笔直的木头1.2元一根；直径细的，长得歪的、拐的木头一根有时卖8毛钱，有时连8毛钱都卖不到。如果当时要现款，买主还会一再压价。这样平均下来，每根木头买不到一块钱。这200元需要父亲和哥哥、姐姐们背上200根以上的木头，还要在当时能拿到现款，才能攒够这个数。刚砍下来一、两天的湿木头很重，父亲背得多点也只能背五根，两个姐姐最多只能背三根，二哥从小身子骨弱，还不如姐姐，他最多也只能背二根。照这样算下来，我上学的费用他们四个人得摸黑跑上十天半月的时间，中途还不敢歇息。如果遇上下雨天，就更没有保证了。好在前段时间，父亲跟二哥已经背了好几次木头，准备用那些钱盖一间牛圈，只是钱还没要回来。如果把那些钱要回来，我补习的钱还差160多块，他们还得赶时间去山外。母亲不忍心看着父亲和哥哥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背椽出山太辛苦了，她让他们隔天去一次山外，中间歇一天。她说要想办法为我借钱。

借钱在我们那里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这要让人知道了这家有欠债，不仅本村的人看不起，恐怕连外村的亲戚也要躲瘟神一样的躲避这家人，生怕借他们家的钱还不了。可我们家借钱的事情在五、六年前就有过，那是为大哥结婚的事，父亲向村里人借过债。如今又要伸手向人借钱了，父亲心里在犯嘀咕。大哥结婚是人生大事，向人开口借钱，面子上还能好一些。而我上学算不上什么大事，况且是个未知数，借钱的难度肯定要更大，还会被村里人耻笑。一辈子要强从不求人的母亲，她决定去舅舅家为我借钱。这个舅舅是母亲的弟弟，我想这下有希望了。我知道，舅舅也是个读过书的人，不会对我的上学袖手旁观的。母亲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当时真想跪下来给母亲磕一个响头，但转念又一想，万一舅舅不借给母亲钱，岂不是让母亲难堪。再说，舅舅在她家里能不能做主，我们也不清楚。天擦黑，母亲带着自己亲手给舅舅做的一双布鞋去了舅舅家。舅舅并没有因为母亲向他借钱而退避三舍，相反，舅舅听母亲说了信的事情后，非常支持父母的决定。舅舅是老师，虽然只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但毕竟是有文化的人，跟那些常年在地里种庄稼的农户还是有区别的。舅舅知道，知识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第二天一早，母亲高高兴兴回来了，舅舅借给了母亲50块钱。母亲说，她向舅舅、舅妈作了保证：以后家里挣了钱马上就还给他们。我暗自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舅舅借给我的钱，加上父亲要盖牛圈的钱，一少半的钱算是筹到了。这样就省了父亲及哥姐们背椽出山的次数，他们就能按照以往的方式隔两三天去一趟山外，也就不至于那样劳累了。

终于有一天，我上学的费用筹齐了。可天不遂人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全家人即将要送我远行的时候，雨季来临了。那是“秦岭——淮河一线”的梅雨季节。天上好像被孙悟空的金箍棒捅了一个大窟窿，每天都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雨时大时小。河水越长越高，有些地方山洪下来了。三两天的时间，门前的小河变成了汹涌的黄泥汤，里面夹杂着石块和杨树柳树的枝干，还有被河水冲走的牲畜的尸体。眼前的一切让我猝不及防，变数无时无刻都存在着。那时，县城的班车只通到镇上，村里离镇上要走四十多里的山间小路，其间要翻越两座高度超过一公里的高山，两山之间的羊肠小道上有十多里路程沟深林密，且空无人烟，经常有狼虫野兽出没于此。在这种多雨的季节，山石有没有滚落下来挡住了小道，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走公路，中间会绕行十多个山卯，路程将近六十里。且乡村公路每年不是让洪水冲垮塌方，就是山坡滑坡被埋，没有十分把握绝对不能贸然而行。如果到不了镇上，就不知道镇上通往县城的班车是否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在当时根本无法获得，我便迟迟不能动身。如果不是当初托人联系县城的学校，我继续去原来的学校补习，按照正常的开学时间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了。

我在心里计算着，月考已经过了。根据往年惯例，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模拟考试，恐怕一模考试也快了。我每天都在火烧火燎中度过。那时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村里没有电话，只有七、八里路外的乡上有电话。道路是否畅通只有通过乡政府才能知道，即便今天路还是好的，说不定明天就出情况了。父亲每天在村里各家各户打听是否有人去过乡上，目的是了解班车的情况，全家人在煎熬中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母亲每晚跪在香案前，点燃一根蜡烛和三炷香磕头作揖，祈求神灵的保佑让我早点去学校，她让我也跪在她的旁边一同祈祷。我不知道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神灵，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求真的有神灵降福予我。其实，母亲所信奉的是藏在她心中的神灵，并没有具体所指。父亲很是厌烦母亲的做法，不时地阻止她磕头烧香。他对母亲恶狠狠地说，一天到晚求神打卦的，香烧了无数，也没见你的日子过得好到那里去！母亲不顾父亲的阻挠，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雨终于停了，父亲亲自去乡上，他打听到乡上的拖拉机第二天要去相邻的小镇上办事。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不啻听到了火箭飞天的消息，令人震惊。而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绝处逢生。

第二天中午，我和大哥从乡政府坐在了屁股冒着黑烟，车头的铁盒子里发出“突突突”的声音，满是铜锈色的拖拉机的车厢里出发了。这是全乡唯一的拖拉机，也是乡上唯一的运输工具。拖拉机在弯弯曲曲的，起伏不平的乡村公路上向西南行驶着，时而左突，时而右冲，时而前倾，时而后仰。道路两旁的杨树柳树的叶子已经落光，剩下的光秃秃的枝丫也跟着我的视觉东倒西歪，它们活像两队小丑在道路两旁跳跃。车厢的晃荡使我不堪承受，我的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我极力控制着，不想让母亲为我精心准备的一餐饭食溢出体外。尽管我们的两手紧抓着车帮不松，可我们的身体还是根本无法自我控制。一会儿倒向了左边，一会儿又倾向了右边……

已经过了中秋节了，天下了十多天的雨，尽显秋末的寒意。尽管我们穿的不算单薄，但坐在冰块一样的铁皮上还是让我感到十分寒冷。我在头上裹上了母亲为我准备的冬天防寒用的包巾（一种类似头巾的方巾），寒冷慢慢减轻了。我看到大哥的嘴唇被冻得乌青，我让他把我的小木箱（那是父亲在我上高中时亲手做的）里的棉衣取出来披上，大哥说他不冷。我知道他是在说谎，他不想把母亲给我缝制的新衣服弄脏。我的心头猛然一紧，两眼顿时湿润了，愧疚之至使我不禁潸然泪下。迎面而来的冷风击打在我的面颊上，我的眼眶立即变得干涩起来，疼痛难忍，眼前一片模糊……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拖拉机拖着疲惫的身躯停在了离县城还有六十里的小镇上。我看了一眼大门上的牌匾：石坡镇农机站。司机师傅说，到地方了，你们先去吃饭，行李暂时放在我这儿。拖拉机的力量一路将我们拽得腰腿酸痛，浑身好像散了架。我和大哥从拖拉机车厢里下到地上，一时无法行走。只好先伸伸胳膊抬抬腿，试着才能慢步往前走。我站在小镇的街角看天，西边已是落霞满天，夕阳西下。而东边的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大哥说，饿得不行了，咱赶紧找饭馆吃饭。这时，我才记起我们是吃了早饭离开家的。肚子饿了一天了，一直在咕咕直叫。我们沿着路往前走了一段，碰巧路边有一家小饭馆，大哥花了一毛钱买了两碗菜汤，从包袱里拿出自带的馒头，把馒头泡进菜汤里，匆匆装进了肚子里。离开饭馆前，大哥又掏出了一毛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饼子装在了我的书包里。那两个饼子将是我们下一程旅途的干粮。

天色已晚，本来小镇去往县城的班车在平时就只有两班，现在都已经过点了。在小饭馆我们听说，去往县城的道路塌方了几处，县城到镇上的班车也停运了，县公路局正准备抢修。为了节省钱，我们不打算住旅馆，只好再去农机站找乡上的拖拉机司机。有了司机帮忙，我们才能留在农机站里。司机见到我们便说，农机站没有多余的客房了，你们只能将就着在这值班室里过夜。说是值班室，其实也就是一个门卫室，晚上没有人值班，所以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张办公桌，桌前放着一把椅子，外加一个长条椅。尽管条件很差，我们还得感谢这位司机和农机站的人收留我们。大哥说，这就很好，比在野外强多了，这还得谢你。大哥说的是实话，这些年大哥他们在外面揽活，经常是背着铺盖卷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野外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司机走后，我从小木箱里取出棉袄穿在了身上，趴在那张办公桌上睡了一宿。我让大哥解开母亲给我做的被子，他依然不肯，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长条椅子上靠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我和大哥就去了昨天那家小饭馆，想在那里等待过往的车辆。等了大半天，既没有从县城来的车，也没有从山里出来的车。下午，天空已经由晴转阴，而且阴云越来越多。这是又要下雨的前兆，大哥急得站在小饭店门口直跺脚。老板让他进饭馆里坐着等，他不敢进去，生怕错过了过路的车辆。饭馆的老板看到大哥焦急的神情，答应给我们帮忙拦挡过路的车辆。苍天不负有心人，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终于等来了一辆从矿山里出来往县铁厂运送矿石的汽车。没等老板招手，司机就把车停在了小饭馆的门前，看来师傅准备在小饭馆吃饭。我心想，这下有望了。饭馆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好心人，他们一定会帮我们的。大哥已把行李提在了手上，我们静静地等在车旁。司机和他的同伴两人吃完饭后起身，准备出发了。饭馆老板对司机说，把这两个人捎上，他们等车都等了快一天了。刚开始，司机师傅找出各种借口不愿意拉我们。老板两口子一再给我们说情，司机才肯让我们搭他的车了。

临近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搭上了那辆解放牌的军绿色卡车。

司机师傅帮大哥把我的被褥和小木箱放在了车厢里。我从驾驶室旁踩着车帮十分艰难地上了车，车上装满了黑褐色的铁矿石。我和大哥坐在了装得满满当当的冰冷的铁矿石上面。上车之前，司机就千叮咛，万嘱咐说，路不好走，雨后的路面湿滑，你们一定要坐稳，抓好，我拉上你们就得为你们的安全负责。即使司机不说那些话，我们也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我和大哥两手紧紧地抓着车厢的栏杆，任凭冷风吹打我们的面颊，一刻也不敢放松。汽车载着一车铁矿石和我们向我几十天来朝思暮想的县城奔去，车轮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声响，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不仅不使我感到嘈杂，反而使我心旷神怡。其实，我的心已随着车轮的滚动飞向了遥远的地方。飞奔的车轮下似乎滚动的是我的明天，我美好的未来。我的脑海里已为自己描绘着未来的宏伟蓝图，眼前云山雾罩，我的精神似乎已经脱离了躯体一般……

忽然听见大哥在叫我的名字，我从迷蒙中猛然清醒过来。天上已经下起了雨点，大哥把已准备好的塑料布递过来了。就在此刻，我又一次觉得心里很愧疚。我想我太自私了，我连累了父母，连累了大哥，而且连累了全家人，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雨点瞬间密集起来，而且伴随着大风。雨越下越大，风愈刮愈烈，我们身上的塑料布很快就被风卷走了，浑身上下也已湿透了，车厢里聚集了很多雨水，我们几乎就被泡在水牢一般的车厢里，还不敢动弹。我和大哥各自蜷缩成一团在雨中颤抖。黑夜吞没了大地上的一切，伸手不见五指。狂风裹挟着雨雾还有树叶劈头盖脸的砸在我们的身上，脸被打得火辣辣地痛。头顶嵯峨的山峰黑黢黢的，活像一头头巨大而凶猛的野兽，伸出锋利的爪牙随时要把我们吃掉一般。而天穹像极了一口倒扣着的巨型大锅，把大地遮盖得密不透风，空气潮湿得令人窒息。黑暗在一步一步吞噬着我们，我的浑身在瑟瑟发抖。

这时，司机把车停在了路旁的一棵大树下，看不清那是棵什么树，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光。他从驾驶室里伸出头对我们说，雨太大了，你们下来避一会儿雨。我和大哥下车后把对方衣服上的水拧一拧，活动活动被冻僵了的四肢。司机师傅看到我们被雨淋透的衣服，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他让我们坐到他的驾驶室里去暖和暖和，他们则去了路旁的一户人家里。我和大哥坐进温暖的驾驶室里，禁不住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浑身上下好像也跟着热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功夫，衣服基本上被我们自己的体温暖干了。雨点虽然小了许多，但仍然在滴滴答答地下着。司机来了，他对我们说，我们还得赶路，你们就歇在那家人屋里。我已经给你们说好了，等明天一早再走。司机说着，用手指了指那户人家的房屋。我和大哥商量了一下，车走我们跟着走，车停我们跟着停。因为，我们不能预料明天还能不能遇到小镇上那两位好心人。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已经缺了很多的课，多耽误一天我就比别人少学一天的知识，不能再耽搁了。况且，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明天再搭不上车，我们就得下决心往县城走。还有几十里的路，带着行李靠两腿走谈何容易！司机师傅见我们决意要走，只好说，那就走吧。他让我坐到他的驾驶室里去，被我拒绝了。我在想，本来驾驶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再挤进去一人会影响司机的操作。我们不能再给司机添麻烦了，他能带上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何况我不能让大哥一个人受罪，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们应当一起承受。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冒雨前行了……

路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了。雨点时大时小，天空间歇性地电闪雷鸣。一会儿，一道道闪电从我们眼前划过，将黑夜瞬间劈成两半。再过一会儿，一阵阵滚雷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崖壁上的回音强烈地震撼着，大地都在跟着发抖，车子在震颤中颠簸得更加厉害了。我蜷缩着身子，两手紧抓着车厢的栏杆，心中恐惧万分。老天爷呀！你为何跟我过不去，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您老人家的事，苦难怎么全让我碰上了。我发现我的埋怨一点用处也没有，老天爷不会因为我的怨愤而变得晴朗起来。于是，我就暗暗祈祷：雨，你快点停吧，快点停吧！等我到了县城，你再下吧。我反复地祈祷着，漫漫地，我的恐惧感消失了……

路过一处断崖式的塌方路段，路基全部被洪水冲走了，只留下了路边高耸的峭壁。车只有从公路下到河滩上行走，但河滩上到处是乱石和泥沙。我们的车轮深陷在石块和泥堆里原地打转，任司机再怎么轰油门，车像长在了那堆乱石里依然无法挪动。司机从驾驶室理出来，让我们下来帮他推车。大哥从车厢里跳到地上，然后把我从一人多高的车厢里拉下去。我们四个人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把车推出泥坑。司机无奈，只好让他的同伴到附近的村子里找人过来帮忙推车。好在这会儿雨已经停了。过了很长的时间，村里来了七八个人，手里攥了几只手电筒，还拿来了两把铁锹来到了车边上。司机上车握着方向盘，脚下踩着油门，大伙儿一同使劲，只听“呜呜……呜呜……”的响声，还是人多力量大，车不几分钟就开动起来了。司机把车停在大路边上，谢过了那些村民后在等我们上车。

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又一次出发了。车行驶到一个叫做庵沟岭的地方，路面由沙石变成红土路面，下过雨后，车辙的痕迹很深。车在爬坡，只听一声一声的喘息声，像人一样爬的非常吃力。司机师傅开得非常慢，车的屁股忽左忽右的扭着，还冒着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岭头。要翻过庵沟岭了，下坡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一个弯道转过去几乎就是二百七十度，这样大的弯度接连有三处，而且路基下面都是万丈深渊，车头每转过一个弯，车尾好像就要被甩到悬崖边上了。我再也不敢往车厢外面看了，我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

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了，我知道离县城不远了。这时越往前走，道路越宽阔平坦了，灯火越来越密集了，县城就在我前面不远处。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要落地了。

铁厂位于县城东边的县郊，本可以不进县城，可我们遇到了好心的司机，他把我们送到了县城西关的住地，才掉头回了铁厂。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和大哥千恩万谢过那位冒雨拉着我们的司机后，带着铺盖卷敲开了已经休息了的舅妈的家门……

我于第二天顺利进入西关中学的补习班，大哥则在同一天搭上了一辆去木龙沟铁矿的卡车返回了深山的老家。

两天里，我们在路上风吹雨淋了十多个小时，到校报名后的第三天我就开始闹肚子。我一直强忍着疼痛，没有耽搁一节课的学习。有三天时间我不敢吃饭，生怕上厕所。县城的同学告诉我说，可以用淡盐水补充能量。我每天只喝一碗盐水，人整个瘦了一圈。大哥与我同行，想必他的状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我十分牵挂，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询问，但一直没有回音。终于在一个多月后，父亲来信了。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大哥在回去的路上也淋了雨，山里一直在下雨。从木龙沟铁矿到家里的43里路，他是用两只脚走回去的。到家的第二天，大哥就开始发高烧，一直昏昏沉沉地睡了七八天。好在父亲来信的时候，大哥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从那天起，我心头的一切顾虑完全消除了。我想，就凭我和大哥路途上所受的那些苦，我都应该不负众望，刻苦学习，努力拼搏。为自己争气，为家里争光。

在剩余的半年时间里，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每晚我只给自己规定两到三小时的睡眠，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时间。除了一天两顿饭外，我把自己几乎囚禁在教室里，实在累了，便走出去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直到今天，我都不敢想象，那时的我竟然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力。

十一个月后，又是家乡的一季梅雨时节。我和父亲、大哥背着铺盖卷，头顶着温柔的雨丝，脚下踏着泥泞的羊肠小道，心里暖暖地爬过秦岭的山峰，向关中平原的腹地——省城西安去实现我的人生“梦想”。

 202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