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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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茕
记忆中，母亲在年关前常说的一句话是，富过年，穷过难。现在细想起来，那是母亲的一句牢骚话。多年缺衣少食的艰辛日子让母亲已经苦不堪言，才说出了那样掏心掏肺的话。那些年月，几乎没有穷富之分，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是特别好过。尤其在我们家乡的村庄，每家都生养四、五个孩子或者更多。孩子多，吃闲饭的就多，劳力自然就少，挣得的工分也少，所分得的口粮必然也就少。我家有六个孩子，一家九口人只有三个劳力。当时大哥还在上学，自然挣不了工分。奶奶要给一家九口人做饭，还要喂养一头猪，每天累得直喊腰痛。比大哥小三岁的大姐作为家里的一个劳力，其实才挣多半个劳力的工分。三个人要养活九口人，困难可想而知。每年到了年关，家里分得的口粮就剩不了多少，养一头生猪如果年前能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多数年景是卖不掉的。没有多余的钱粮，日子就不好过，年就更难过了。所以，每到腊月天，父母亲就犯难了，今年缺这缺那的，这个年可咋过呀！
“七沟八梁一道川”是家乡人对大山最具形象的诠释。故乡的山高水深，虽说算不上秀美，但大山母亲用她那孱弱的身躯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家乡儿女。贫瘠的山沟里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微薄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他们不嫌弃大山的贫穷，生息繁衍，养老抚小，履行山区儿女应尽的义务。尽管他们的所得远远比不上他们的辛勤付出，但他们依然紧紧依偎在大山的怀抱。春种秋收，冬耕夏锄。在他们心中永远有一个期盼：多打粮食好让一家人吃饱肚子。可稀薄的土壤里总也产不出丰厚的果实。好的年成，所收的粮食勉强能维系到来年夏末。收成差的年景下，分得的粮食仅仅只够吃到到春末。缺了一季甚至两季的口粮，他们不得不靠山外人不吃的薯干、麸皮、野菜充饥。在这种情况下，过年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奢侈甚至是负担。即便是年难过，但还得年年过。小孩子家最爱过年，因为他们在过年时能吃上最好吃的东西，还能得到大人给的哪怕只有一毛、两毛的压岁钱，有时还能穿上新棉衣或者经过重新拆洗过的旧棉衣。这些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大人们送给他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小时候，家乡的年很寒酸，年货也很少，人们购买年货也只有一、两次。家乡人把购买年货叫做“办年货”，一般办年货需要去集市上。小镇每年只有两次集市，其中最大的一次就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在我的印象里，大人们赶集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集市上接一张灶王爷的画像，然后在晚上贴在灶火的墙上，下面钉一块木板，上面供奉着香烛，还有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花生、瓜子，自己蒸的猪头等供品，好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给说个好话，让一家人来年锅里有米，碗中有食。至于，家乡的集市为什么单单选在这天？集市是什么时间形成并深得人心的？已无从考证。有关小镇的历史和习俗早已被岁月的长河所淹没。人们只需记得，这天是赶集的日子。
记得每年的腊八节过后，奶奶就帮着妈妈开始给一家人拆洗被子。家里为数不多的几床破棉被经过奶奶和妈妈的浆洗、缝补之后，在几天内竟然跟新做的一样。被子拆洗完后，奶奶就着手给我们小孩子做过年穿的棉衣。棉衣一般很少有新里新面的，大多数情况下，面子是新的，里子是大人们穿过的衣服烂了，奶奶把一堆破布片洗净、浆洗、晒干后，让妈妈在里面找到能给我们改制衣服的布片，剪裁成我们小孩的尺寸，然后再把烂棉絮装进里面，趁着我们晚上熟睡的时间，她们点着煤油灯熬夜给我们赶制衣服。往往用两天时间，一件崭新的棉衣就做成了。
拆洗被子、做棉衣耗费了奶奶和妈妈十多天的时间，离过年越来越近了，大约就到了腊月二十左右了。这时，父亲该上场了。父亲把屋子里里外外的墙面、楼板用笤帚彻底地清扫一遍之后，就该蒸馒头了。妈妈和奶奶集中两天的时间发面蒸馒头，所蒸的馒头要够一家人整个正月来吃，还要算上走亲戚时拿出去的数。同时，蒸馒头时还要蒸一些供品馒头，诸如猪头，枣山等，这些供品馒头是在小年和大年初一供奉各路神仙用的。
一切都预备停当之后，就是赶小年这天的集了。赶集一般是男人的事，小孩子往往也很上感，因为在集上还能吃上一碗菜汤泡馍。有时，家长高兴了还会给买一根麻花吃吃。最让小孩感兴趣的是去集上能买上一只元宵节提的花灯笼。赶集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种幸福，而对于大人们来说或许是一种磨难。山区经过一个寒冬的洗礼，几乎是冰天雪地。山路遥远暂且不说，平常一个来回要走五、六个小时是常事。何况在严寒的冬天还要多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山路上到处都结着冰，走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时时处处都得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人仰马翻。可就为了这一年的年能过得比较圆满，再忙再累也要带上孩子，背上褡裢，挑着担子去赶集。如果遇到下雪天，常常是到了集市上就变成了一个雪人，除了两只眼睛，全身上下都粘满了雪，甚至会冻成冰。
七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去小镇上赶集，天不亮母亲就起床给我们做疙瘩汤喝。晨光微露时分，路上到处都结着青冰，雪片像棉絮一样漫天飞舞，空中还刮着呼呼啦啦的大风，我和父亲以及村庄赶集的人就这样顶风冒雪地出发了。大风的呼啸声合着我们脚底下踩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给我们奏响了前进的号角，一路伴我们前行。那是我第一次去上集，也是唯一一次去小镇赶集。我们先是顺着村庄的山沟走了一段平路，然后踏上了一座没有几株树木的光秃秃的，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石头山梁，我们在梁顶歇息了片刻之后走下山梁。山梁的背面分布着茂密的灌木丛和狼牙刺，上面积着厚厚的白雪，像极了一簇簇盛开的白牡丹。想到这些，路途的艰辛使人愁苦的心情霎时释然。我看到每个人脚下也变得轻松了许多，都很轻快地踏着灌木丛生的小路，不一会儿就下到岭底。经过一段洼地之后，同行的队伍拉开了距离，我和父亲被同村的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又开始上山了，这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岭，遍布着高大茂密的针叶松林。每棵树的枝丫上都积着厚厚的白雪，宛若一树树银花。有的枝条冻得晶莹剔透，长短不一，粗细不同，有的像一只筒子灯，一条条下垂着，犹如匠人的手雕过一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禁让人一阵阵窃喜。欣赏着美丽的冰雪，想着心中的美事，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山顶，下山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小镇即将在眼前。
山里的气候时常会因为“十里不同天”，气候有所差异。我们走过了四十多里的山路，这儿的雪已经停了，身上也暖和了一些。我们继续沿着沟里的羊肠小道往外走，这才看见了一片灰墙黛瓦的房子，那便是小镇了。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对父子，他们是从比我们远十多里路的另一条沟的小村庄去赶集的，听说他们是从凌晨五点就出发了。父亲瘦高的个头，面目清癯，从他的脸上明显感到了岁月磨蚀的痕迹。他不爱说话，只静静地听别人说。小男孩一张活波可爱的脸，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路走走跳跳地也不觉着累。他手里握根木棍，偶尔对路旁的树枝上的冰雪敲打几下，还时不时从他嘴里蹦出一句半句话俏皮话。到了小镇，他们已经整整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人困马乏了。看得出来，做父亲的本想在街角找个地方歇歇脚，但看见满街密密麻麻的人群又不忍心歇息了。于是，便抖抖身上的积雪，同我们一道融入了熙熙攘攘的赶集大军之中。
小镇依山势而建，西高东低。街西面的房屋有三层，像三级台阶。它的街道呈南北走向，西边房屋的台阶明显地比东面房屋的台阶高出好多。街东面的房屋循小河的走向而建，忽而两排，忽而三排蹲在那里。不仅参差不齐，而且显得有些凌乱。房屋后面是一条简易的石子铺就的公路，公路下面是乱石林立的河滩，枯竭的河水已经冰封。街两边是一溜儿的黑色木板门，都关得紧紧的，生怕赶集的人闯进去行窃。偶尔有一两家开着门，走进去一看，原来一家是卖馒头烧饼的，还有一家是卖菜汤的，里面的空间都不是很大。再往前走，间或开着一扇、半扇门，从里面伸出一个小孩的头，眉清目秀的，齐耳短发，穿着黑色的土布棉衣，分不清是男是女。见到有人在向他们张望，瞬间缩回了头，门也被虚掩上了。卖年货小贩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地摊，在东边住户的台阶下放一块白布或者一大张牛皮纸，要出售的东西一溜儿摆在上面，任买者去挑选。
集市没有规矩，也没有秩序，完全是自发的。卖老鼠药的占着街口上最好的位置，刚踏进街就听见他的吆喝声，而且声音很洪亮。老鼠药放在几只纸袋里，袋口开着，里面是灰色的小米粒大小的颗粒。他声称自己的卖的鼠药一颗就能毒死一只老鼠。在他旁边，有一家卖自制糖果的，形状像小西瓜，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糖瓜”。奶油色的小小糖瓜上有一道道的竖纹，很是招小孩子喜欢。小男孩上前去看，被他父亲给拉了回来。他小声警告小孩，糖果上被风吹上了老鼠药，会吃死人，小孩子吓得立马退了回来。再往前走是一堆估衣（旧衣服），这倒是值得看一眼。一件黑哔叽呢面，粗布白里子的旧棉衣要两块钱。男孩的父亲拿起来看了看说，太贵了，两块钱要买好多东西。就转头到了前面卖年画的摊子上，二话没说就掏出两毛钱接了一张灶王像。接灶王爷是他今天最最要紧的事情，晚上要贴在墙上烧香供奉，生怕晚了买不到了。
腊月二十三既是小年，相传也是灶王爷上天汇报人间善恶的日子。人们为了让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替他们说好话，就接一张灶王爷的画像，在小年的晚上点上香烛，供奉上糖瓜、猪头等供品祭灶。
男孩子也在那地摊上看到了一张胖娃娃抱着金鱼的年画，他想要买，再次被他父亲给拖走了，说要等到集市的后期降价了再来买划算。
走着走着，那男孩喊饿了。他父亲仿佛才从梦里醒过一般，对着我父亲说，你看光记着看街边的地摊了，都忘了走了五十多里的山路还粒米未进，咱进去喝碗菜汤吧！于是，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了那家菜汤店，在店里三张桌子的其中一张桌子旁坐下。那男孩的父亲掏了两毛钱买了两碗菜汤，顺手从褡裢里拿出了两个黄面馒头，泡进菜汤里囫囵吞枣地吃上了。父亲也给我们买了两碗菜汤，他本打再给我买一个白面馒头就着菜汤吃，可馒头要花二两粮票，我说不要，父亲也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块发糕泡在了菜汤里。
走出馆子，那位父亲突然想起一件更要紧的事还没有办，对我父亲说，赶紧去猪场吧，迟了就没有好肉了。于是，背上褡裢急急地往街北头的猪场赶，他要买五斤猪肉。肉只有猪场有卖的，街面上没有。到了猪场那儿，人流稀稀落落的在排队等待割肉。猪场是国有企业，听说肉快卖完了，要下班了。我们终于排到肉摊前，不分好歹，花了四块钱割了五斤肉，不管肥瘦都得拿走，已经没有可以挑选的了，提着猪肉又往南走。
街上的顾客大多已经回家了，剩下了为数不多的人还在地摊前踟蹰不前地看着，偶尔听见有人在跟卖家讨价还价。我们边走边看，顺便称了两斤炒花生，一斤葵花籽，这时，也不管价钱是不是贵，再不拿主意，集市就要散了。路过一家卖蒜苗的地摊，蒜苗直接放在地上，男孩的父亲上前问询价格，一毛八一斤。他说，比去年贵了五分钱。再往前走走，看看还有没有更便宜点的。倒是有一家，比前一家便宜了三分钱，但蒜苗的新鲜程度明显不如那家好，男人思索了一会儿，心想凑合着买点算了，反正拿回家也会变焉。于是，掏出了三毛钱称了两斤，装在手里的洋布口袋里。
那男孩还想着要去前面的摊位上买一张胖娃娃，此刻，他又不敢直说。眼见着天色愈来愈暗，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男人左右徘徊着，想不起来女人交代给自己的事有没有办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买到。男孩子忍不住了，大，我们去买一张年画吧！我要一张胖娃娃。男人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往年画的地摊上走。走着寻找着，没见了那卖年画的地摊。再次折返回来，还是没有找到。地摊多半已经收摊了，在这小镇上摆地摊的百分之八十是外地人，他们要赶最后的一班车回家，于是早早地就收摊了。
没有买到年画，男孩悻悻地不悦。父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拖着小男孩的手说，走，给你买糖瓜去。孩子便高兴地跟着父亲往前走。还好，卖糖瓜的是小镇上的人，摊子还在，只是，剩余的糖瓜多半都碎了，能找到圆的很少。那父亲挑来拣去的只拣到了五六个。摊主说，太少了，没法称重。那父亲说，不称了行不？我给你五分钱，让孩子过过嘴瘾。摊主说，五分钱太少了，给一毛吧！那父亲顺手从摊上又抓了几颗半拉糖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毛钱往摊子上一丢，扭头便走。摊主喊了一声，哎，你拿得太多了，我要赔钱了。那父亲头也没回便拖着小男孩往街外走去。
街口上走了一个卖老鼠药的摊子，又来了一家卖灯笼的。男孩的父亲没有给孩子买上年画，可能觉得愧对他。见到灯笼的地摊后，便对男孩说，我给你买只灯笼吧！男孩点头。他一一问询了各种灯笼的价钱，最后还是给男孩买了一只顶便宜的西瓜灯笼。他问父亲要不要给我也买一只，我知道父亲不会给我买，我家的灯笼每年都是家里人亲手扎的。我摇头表示不要。
这一天，我和父亲一直跟那对父子一起走着，父亲也跟着他们买了几样相同的年货，灶王爷像、猪肉、蒜苗、花生、瓜子，只是比他们多买了一斤辣椒面和几小包调味品。我是跟着父亲去看热闹的，在集市上只是看着人们交易，没有向父亲索要任何东西。父亲还是破格给我买了一根麻花让我吃，我只咬了几口便用纸裹好装进了父亲手里的口袋里，我要把麻花拿回家给奶奶吃。
天已经麻麻黑了，我们四个人从小镇上往回赶。两位大人肩上背着置办的年货哼哧哼哧地一路喘着粗气，我们跟在后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当天路上赶集的多了，路反而比早晨好走了。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家了，小男孩和他的父亲还有十多里的山路要走。父亲让他们去我家里稍事休息一下，吃了饭再走。他们坚持要早点回家就这样分别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一对父子。
五十年过去了，小年这天赶集的经历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父亲让我终身难忘。当初我的父亲认识他们，但我不认识。“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是缘分，我们共同走过了近百里的路程，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父亲也已经离开我六年了，小男孩的父亲他还健在吗？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如今生活在城市，还是从未离开过他的故土，我不得而知。每逢腊月天，我总会想起他们，想念父亲，想起小镇上的集。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和容颜，但带不走记忆，更带不走思念，生活的日新月异也让我们来不及回味，只有把往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又是一年的小年即将来临，小镇上的集市还有吗？也许它已经被一车车的包裹所替代了。
2021年2月1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