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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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茕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的节日除了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之外，还有一个节日，那便是腊八节。相传，腊八节是佛教的节日，没有喜欢的理由。可是，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因为，腊八节那天是祖母的生日。有了这个由头，无论家里多么贫穷，我们也能跟着奶奶吃上一顿白面。
每当这一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是我们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候。不仅是我，还有跟我一起玩耍的村里的其他小朋友们也跟着高兴。因为，我们将要吃上细细长长的手擀面了。
祖母是我们村里辈分最高，而且年纪最长的人。村里四十户人家中有三十四户都是本家的血亲，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四代以内的旁系亲属。遇上生活宽裕的年份，奶奶的生日如同村里的节日。家家户户都熄了烟火来为她祝寿，一村老小都能跟着她老人家吃上一顿好吃的，以解入冬以来肚子的寡淡。
初七这一天就开始准备了。母亲一大早从柜子里舀出一升黄豆，在石磨上磨上一遍，然后剔除豆皮，再把去了皮的黄豆泡在瓦盆里。几个小时之后，在磨豆腐的小石磨上磨成豆浆，然后放在大铁锅里煮熟了，最后做成豆腐。父亲等到中午阳光正盛时，土层化冻了才扒开地窖，从里面取出一些大白菜、胡萝卜、白萝卜和疙瘩白（圆白菜），还有前天刚换回来的红薯交给母亲。母亲将这些菜放到一只用篾条编制的大菜篮子里，挎到臂弯上来到小河边，在冰面上砸一个窟窿，把菜洗干净控干水分。晚饭后开始处置这些菜蔬，以备第二天之用。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分，我们吃完了晚饭。一切收拾停当之后，黑夜已经笼罩了整个小山村，天像一只巨型的大黑锅扣在东西两边层峦叠嶂的山头上，母亲便催促我们早点上炕睡觉。其实时间还早，冬天太阳落山早，天黑得很快。我们还没有一点睡意，也只有听从母亲的安排。我好奇地问母亲：“你咋不睡？”母亲说：“我和你奶奶还有事要做。”
记得每年的这一天，母亲好像比平时更忙了，更能熬夜做事了。她总是匆匆忙忙吃完了晚饭，麻利地洗刷干净锅碗瓢盆之后，又开始劳作了。我们把头捂在被窝里，害怕从窗缝、门缝挤进来的北风把我们的额头和鼻尖冻疆了，不敢露出来半点。我们热热乎乎、舒舒服服地睡着。听见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切菜声不绝于耳，还有奶奶缠着的小脚迈着细碎的步子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们都睡醒一觉了，起来撒尿时，母亲和奶奶还在厨房里忙乎着。夜深了，北风呼啸着，刮得满地的枯枝败叶发出“欻啦啦、欻啦啦……”的声响。我家的厨房在卧房前的房檐下，齐檐处只有一层薄薄的木板墙体遮挡，进出口没有安门，风会从南面长驱直入。母亲和奶奶又舍不得柴火，便没有生火，厨房里的冷气使她们不时地咳嗽。我睡够了，想起来看她们到底在厨房里干什么，又怕冷不敢出被窝。
当时我还小不懂事，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想不通她们为什么要那么晚干活，难道白天干不行吗？我长大后，才知道她们在为奶奶的生日宴席做准备。那时的日子苦焦，往往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吃了今天的就没有明天的。如果宴席上的东西准备早了，孩子们提前偷吃了，到时不够招待前来为奶奶祝寿的客人。所以，她们是趁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睡着了才准备的。
冬天是山里人农活相对少的时候。因了奶奶的生日，父亲除了每天给生产队的地里挑粪水沤肥以外，偶尔也给自留地里沤肥，其余的时间都在准备给奶奶过生日所需要的面粉、食油和肉食上。父亲每每在晚饭后踏着厚厚的积雪，上自留坡上砍几根成才的木头，背回家放到房后的屋檐下，将树皮刮掉。等到木头晾晒几天后，他便带着大姐、二哥一起背到山外去卖，然后，换回几斤麦子，几斤红薯干。有时会换来一捆大葱、一捆青蒜储存着。山上的木头总有被砍光的时候。没有了成才的木头，父亲只能从自留坡上砍下弯七拐八的，已然成不了才的树木，或者粗一点的灌木，背回家后，用木锯子截成一尺左右长短的木条，再用斧子劈开，晾晒到房檐下。等到劈柴晒干后，他便再次带着大姐、二哥挑着担子去山外卖掉，然后换回少许的麦子或者红薯或者红薯干回来。这样的事情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做着。
父亲们的出行总是选择在风高月黑之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路上的麻烦。大姐每次回来之后总要在我和二姐面前诉苦、抱屈。她瞪着滚圆的一双眼，一脸怒色，几乎是吼着说：“你们倒好，在家不冷不热的，还尽吃的好的。我们跟着大（父亲）把罪受尽了，路上不是刮大风，就是下大雪，你们有谁知道……啊？”最后一个字是用嗓子叫出来的。我们听后不知该说什么，也不会用什么话安慰她，只能面露难色，任凭她发泄心中的不满。每当这时，母亲总在一旁悄悄地抹眼泪，她在心疼年龄尚小的一双儿女和我们的父亲。
那时，国家禁止乱砍乱伐，时不时地在路上设置检查站拦截从山里背出的木料。如果遭到林业站的拦截，木头就被没收了。越是天气晴朗的夜晚，这样的事发生的概率越高。所以，父亲总选择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或者下雪或刮风的夜晚出行，夏天则选择在阴天出行。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大姐、二哥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背着木头去了山外，按常规他们回来的时间应该在黎明时分。可是，那天半夜，母亲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她感觉不对，赶紧下炕开门。果然是父亲他们回来了。他黑着一张脸，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见情势不妙，也不敢多问。大姐平时嘴就快，她把他们被林业站的人拦住一事一股脑儿说了。十几根木头全被没收了，辛苦许多天的劳动成果全部付之一炬。这次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一整个冬天他都板着一副脸，谁也不敢去惹他。
山里人靠山吃山，夏天好在还能在山上采挖各种药材晒干了，拿去卖了换点油盐钱，换点山外的细粮。秋天还能采摘成熟的野果子充饥。冬天就没有任何法子能搞到钱和食物了。山上的灌木光秃秃的，只剩下张牙舞爪的枝杈，而且被白雪覆盖着，白茫茫一片。人们只能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去自家的山上砍几根松树换几个铜板以维持家里油盐酱醋的开销。尤其在生产队那些年，每年分得的粮食交过公粮之外所剩不多了。到了年底，粮食柜子就该见底了。如果没有一点额外的进项，恐怕就过不了年关。就拿我家来说，奶奶过一个生日，就能顶一家人三个月的吃食。父亲不卖几十根木头或者几百斤柴火，一家人在腊月天就要忍饥挨饿。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晚上熬夜讨生活，那样的日子太苦了。其实，父亲也不乐意这么做，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奶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她的生日不是时候，是她拖累了一家人。每当奶奶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就狠狠地瞪他一眼。
尽管日子过得很苦，父亲也总是板着一张黑脸，但见到我们小孩高兴快乐的样子，他的气儿也会消了很多。自留坡上的木头总归是有限的，总有砍光的那一天。即使真的一根木头都不剩了，父亲绝不会去别人家坡上或公家的坡上去砍树，这是父亲做人的底线。不仅他不去别人的坡上，也不准大姐和二哥踏进别人家的坡上半步，连一根柴火也不准到别人家的坡上去捡。他常常教导我们，不拿人家一针一线。
有一年，我们家给大哥盖婚房，把自留坡上成才的木头几乎全部砍光了，粮食也吃得差不多快没了，日子近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年的冬天，一家九口人就靠着几袋洋芋和一篮子萝卜干过了一冬。每天，奶奶给我们做的两顿饭都是玉米面糊糊里下一些洋芋疙瘩，一碗酸菜和一盘萝卜干。腊八节的前几天，奶奶弓着腰身，惦着小脚，一步一摇，亲自走遍了村上的三十四户人家，挨家挨户地告知乡亲们，她今年的生日不过了，让人家到时不要去家里给她祝寿。这一年的生日只来了姑姑和大伯两人，生日宴席上挨挨挤挤坐了一桌，母亲炖了一个砂锅菜，我们每人吃了一碗长寿面，就算给奶奶过了生日。于是，那一年父亲只在过年前给家里采买年关所需的用品去了两次山外。母亲说，这一年的腊月天她心里也轻松多了，不再为奶奶的生日犯愁了。
奶奶的生日是我们家的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来祝寿的乡亲、还有外来的亲戚少的时候要坐二十多桌，多的时候能到四十多桌。每桌上放五盘菜，两荤三素。家乡人把它叫做“五碗”，四十桌就是二百碗。还有席上要给每个人放一个大白馍馍，外加一碗长寿面。父亲母亲在这方面比我们任何人都精明，他们把要来的客人算计一下，然后确定要办理多少东西。需要多少升麦子？多少斤肉？多少红薯和胡萝卜？多少白菜和圆白菜？多少大葱以及大蒜？一般菜蔬是自家种的居多，肉要从镇上的集市上买，遇集的日子很少，要早做打算。麦子和红薯需要从山外用木头去换。父亲要忙一个冬天才能将宴席上所需的肉和白面备齐。每攒够三升麦子，奶奶就在大瓦盆里淘洗干净，晾晒一个日头之后就放到隔壁的磨坊里去磨成面粉。具体要磨多少升面粉我们小孩子是不知道的，最起码要够当天招待客人的用度。
一个冬天就在这种盘算中过去了一半。就剩下两天的时间来做最后的准备，这些事就交给母亲和奶奶了。肉在腊月初六就煮好了，放在盆里晾凉，然后切成2寸左右长的肉片。各种菜是母亲跟奶奶在初七晚上熬夜准备的。这一晚，母亲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公鸡叫过头遍之后，母亲就得起来做腊八饭和浇饭的臊子。公鸡叫过三遍之后，母亲喊我们起床。我们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刚开始还想赖着不起，头一伸出被窝便闻到了香喷喷的腊八饭，就一骨碌爬起来。
母亲把饭舀了一桌，中间是一大盆就腊八饭吃的用豆腐、胡萝卜、白萝卜丁以及粉条做成的臊子，里面还放了几十块小得不能再小的，拇指肚大小的素饺子（家乡人把它叫做疙瘩）。我想，也只有母亲和奶奶的手艺才能包出那么小的饺子。也许是食材太少的缘故，饺子大了不够一家人分。
我们起床后，母亲给我们每个人用热乎乎的毛巾擦一把脸，就算洗漱过了。当然大姐、二哥是不用母亲管的。母亲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只很小的粗瓷碗，给每只碗里把饭盛满了，让我们分头给槽上的猪、牛以及鸡窝里的鸡子，还有各种果树上喂上腊八饭。其用意不言而喻，以祈求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家乡的腊八粥的食材没有今天那么丰富，是用大玉米茬子（家乡人叫玉米糁）用文火熬成的，所以，我们把腊八粥叫做腊八饭。全家人吃完了腊八饭之后，母亲催促大姐赶紧洗锅，自己则准备下午的长寿面。
奶奶的寿宴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奶奶把灶火烧旺，把头天晚上切好的各种菜片分开在锅里煮了，再用凉水冰过之后，控干水分，等待父亲拌凉菜用。母亲把面团揉好后，先放在盆里等一个小时，俗称饧面。她又着手准备热菜所用的食材以及荤菜下面要垫的土豆和红薯块。在家乡，一般人家过寿都是两荤两素四个菜，中间加一盘素凉菜。各家人做菜的主要区别是分什么菜，一般白菜、萝卜居多，圆白菜、红萝卜次之，也可能放少许的菠菜、油菜。我家的素菜是一盘炖豆腐，一盘烩萝卜片（胡萝卜和白萝卜）。豆腐里加一些白菜片和圆白菜片；烩萝卜片里面也加一些绿菜叶。另外两个荤菜是父亲来做，都是蒸菜，也就是蒸碗子，一甜一咸两个味道。咸的是用土豆在碗底做铺垫，里面加进去各种调料；甜的则是用红薯块做铺垫，里面自然是放上白糖或者红糖。两种菜的上面都放上肥瘦相间的猪肉片，一盘是十片，多了则是十二片。蒸的时候是反着放的，即把肉片放在最底层，蒸好后把碗扣过来放在菜盘上。
我小时候最爱看父亲做荤菜，觉得特别有意思。母亲切土豆和红薯的刀法很特别，她把土豆和红薯不切成方块，而是切成四个角错开的菱形块，有点像现在人包的粽子。我问父亲，我妈为什么不切成方块？父亲说，那样蒸出的菜是塌着的。父亲把肉片一片一片摆在碗底，整整齐齐的像一排列好的队伍。然后再把土豆块、红薯块有秩序地放在上面，加上各种作料。几十碗全部摆好后，最后放在锅里蒸一个小时。
父亲的蒸菜做好了，母亲在炒锅里的两个烩素菜也差不多了。大姐把盆里的面已经分成好多块揉好了，就等奶奶和母亲擀面。奶奶踩着细碎的步子来来回回地在屋里和厨房间给母亲做助手，她看到案板上大姐揉好的面团，很自然地就抽出放在刀架上的擀面杖擀面。大姐这时将头一天已经整理好的碗碟在清水里再洗过一遍后放在旁边的小桌上，等待菜品往里面盛。
这时，桌子、凳子已经在大哥、二哥的忙乎下摆好了，一共十桌。院子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号客人，有些客人已经坐在桌子边玩起了扑克牌。孩子们在院子外面跑来跑去，在桌子间隙跳来跳去。还有的孩子来找我玩，我不愿意去，我想让父亲给我嘴里加一块又香又甜的红薯块，一直守在父亲旁边，看着蒸笼上的一碗碗蒸菜，垂涎欲滴。大锅里的白面馒头出锅了，放在了柳条编制的馍篮子里，白生生的，特别诱人。馒头是有数的，大概人手一个。母亲提前警告我们，不准偷吃馒头，否则，席头上就不够给客人发了。比我大的孩子他们都不敢，有胆量的只有我一个。实际上母亲的警告是说给我听的，如果我带上我的发小一块偷馒头，那就更糟了。但我也很自觉，不惦记着馒头，我只想吃一块红薯，这样的要求父亲也不能满足我。我只有悻悻地离开了。
我跟发小去河边玩了一会儿回来，宴席就开始了。几个发小都是我的堂姐、堂妹，她们的母亲把她们都叫去坐席了。我不能上席，因为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主人要等到客人全部吃完饭后才能上桌吃饭。我再一次回到父亲的旁边，看着父亲往盘里反蒸碗子，唾液反复在嘴里下咽。第一拨客人吃完饭被大哥送走了，轮到第二拨客人上席吃饭，一共吃了三波。等到客人全部吃完回家了，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母亲把剩下的菜不分荤素全部放到一个炒锅里，在下面打一把火，烧热了，用一口盆盛出来，一家人这才坐在一起，算是吃奶奶的“寿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提前打了埋伏。他冷不丁拿出了多做的两碗甜蒸菜，我们几个孩子眼都红了，三下五除二就把里面的红薯块夹光了，恐怕连奶奶也没吃上一块。母亲给每人的碗里捞了一小筷子面条，并给奶奶碗里放了一只荷包蛋，她自己并没有上桌，一口菜也没吃，只喝了一碗面汤，吃了半个馒头就匆匆忙忙地洗涮一地的锅盆碗盏去了。这一年奶奶的生日就样过了，这也算是“大摆宴席”给奶奶过了一年生日。
接下来的三年，奶奶的生日都没有专门宴请乡邻，只有几个要紧的亲戚来了，吃了一顿手擀面就完事了。第一年是前面已提到的为大哥结婚盖了房子。第二年是给大哥结婚设宴。第三年是家里添了丁，大侄子出生做了满月宴席。这三年的开销肯定比奶奶过生日都要大，我听说父亲向邻里借了钱。腊八节的前夕，奶奶依旧是弓着腰身，惦着小脚，一步一摇，挨家挨户地去阻挡乡亲给她祝寿。远方的客人没法挨家通知，只有任其自然了。即便他们来了，也只能吃一碗长寿面。
八岁那年的正月，我上小学了。大哥、二哥、二姐都在上学。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大姐只能顶半个劳力，挣得的工分也就半个人。我们都长大了，吃闲饭的人多了，而且饭量也一年比一年大。大哥在二十里路外的小镇上高中，每周回来一次，返校时要带馒头和玉米茬子，还有一块钱。这样，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父母亲不堪重负。父亲一个人挣的钱根本不够交我们上学的学费。我们放暑假后，每天上山挖药材给自己挣学费。奶奶把我们每个人采的药材分开晾晒，等到药材收购站的人来了，父亲也按照每个人分别卖给收药材的人。父亲鼓励我们说，谁挣的钱多，年底就给谁奖励一块钱。那时，一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的十万元差不多，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吸引。因此，我们每天一早就上山了，布袋里装上一大块玉米面发糕，饿了吃几口发糕，渴了找一处山泉水喝，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家。那些年，奶奶的生日就不再招待客人了。有几年不待客，乡亲们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再给奶奶来祝寿了。因为，他们给奶奶祝寿都不是空着手来的，而是要带着一个用白面蒸的“寿桃”。或者一瓶一斤装的橘子罐头。那个年月，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一个寿桃要用去一斤左右白面，一瓶橘子罐头也要花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对于庄户人，那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也长大了，该懂事了，习惯了不吃奶奶寿宴的日子。在奶奶的生日当天，我们吃一碗长寿面就感到很满足了。
再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离家远了，一周回家一次，奶奶的生日就很难遇到了。即便偶尔遇到，也不像从前那么热闹了。村里的小孩都像我一样长成了大人，有祝寿的乡亲也是一家来一个人，算上远方的亲戚，最多就四桌。大哥高中毕业也回了生产队，二哥、二姐都不上学了，家里的劳力也添了几口。这样父亲的压力就小了许多，最起码，腊八这一天不会把全年的白面都吃掉。
我上大学第二年，土地包产到户了，家里的口粮问题一下子解决了。村里人包括我家在内不仅不愁自己吃饱肚子，而且有了余粮。尽管仍然挣不到钱，但吃剩的粮食可以换白面吃，还可以换回其他所需的东西。人们不再把玉米皮、麦麸皮当粮食了吃了，而是用它来喂猪、养鸡。一年下来，槽头上的猪就出圈了，赶到镇上的收购站卖了。鸡蛋也攒了一些，腊月天拿到集市上卖了，维持日常油盐酱醋的开销是没有问题的。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过了，又有人在张罗给奶奶设置生日宴席了，尤其是大伯。他是奶奶的长子，日子恓惶的时候，大伯无力管这些。再说，爷爷是跟着大伯一家过，奶奶是跟着父亲过，这在分家时是明确了的。如今，爷爷也去世好多年了，大伯自然想到了为他的母亲尽孝。我们一家也并不反对，每年父亲就早早地为奶奶的生日宴席张罗着。
有一年的腊月，大伯提前把奶奶接到了他家住下，与他的四个儿子共同为奶奶的生日宴席做准备。并邀请了村里的父老乡亲给奶奶祝寿。这一年，奶奶正好八十周岁。村里能来的人都到了，包括小娃娃，有些已经是重孙辈。远方的亲戚，包括我的嫁到外地的姑姑们，和我一辈的奶奶的孙女们、我下一辈的奶奶的重孙女们，大概都到齐了。大伯为宴席准备了五十桌的食材，当天实际坐了四十八桌。这是自从奶奶生日宴请以来最多的一次酬宾。为此，大伯也博得了众乡邻及远方亲戚的好多赞誉，父亲曾为此觉得很没有面子。
奶奶的八十大寿偏偏我没能参加上。那年的四月份，我正好跟随爱人调去了甘肃工作。奶奶的生日我是铭记于心的，但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快到年关，不想多折腾一次。我想，反正春节是要回家的，回去给奶奶多带点城里的糕点也一样。再说，往返一次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我终于没能赶回去为老人家庆祝八十大寿。后来，我也曾为此而十分懊悔。
第二年的春节回去后，我在正月初三那天去看望奶奶，给她带去了甘肃本地的特产点心，奶奶看着包装考究的糕点舍不得打开。我给她打开，她吃了半块就不舍得吃了，说放到明天再吃。我在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到了自己的新家。临走时，我给奶奶留了五块钱。我本来是要多给她钱的，我掏出了崭新的五十元钱，奶奶坚持不要，说她用不上钱，她腿脚走不动了，买不了东西。她让我把钱交给父亲，我也没有坚持，就从包里掏了五块钱放在炕台上。我走时，他拄着拐杖，惦着小脚坚持要送我。我不让她送，她站在屋檐下哭成了泪人儿。奶奶一边哭一边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你。”我不敢扭头看他的脸，给她一个后背，大声喊：“婆（老家对奶奶的称呼），我明年一定回来看您。”我喊着，已经泣不成声，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不敢回过头看奶奶一眼，谁知这一别，就是我和奶奶的永别。
我在异乡每每收到父亲的来信，除过告知家里的一切外，主要是让我知道奶奶的近况。父亲在信上说，每一年的冬天，奶奶每隔几天都要站在进村的路口等我回来。一连三年都是这样。三年之后的1991年冬天，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奶奶没能过上自己的生日，离她的寿辰只有二十多天了。奶奶没有花过我一分钱，我给的五块钱的纸票还放在奶奶的炕台上。
来年春节，当我抱着我的儿子回家时，奶奶已经永远埋在了屋后的黄土里，我们和奶奶阴阳两隔了。可恨我也没能回去送奶奶最后一程，我只有在奶奶的灵前哭得死去活来的份儿。奶奶的离世不仅在我心里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而且对母亲内心的打击也是很大的。以后的许多年，我和母亲一旦提起这些，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她总是泪眼婆娑地说：“你奶奶没有福气，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她就走了。”
奶奶去了天堂，腊八节对于我们全家而言不再是隆重的节日了，而是奶奶的祭日。每年的这天母亲只准备一锅腊八饭，匆匆吃完了，她就到奶奶的坟头上去哭一次。二姐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她的两眼湿润了，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
如今，奶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自从奶奶去世之后，我再也不惦记着过腊八节了。它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和悔恨。偶尔有人提起的时候，我会煮一锅腊八粥，让全家人享用一次。如果没人提及，也就顺其自然过去了。
2022年1月8日一稿
2022年1月9日晚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