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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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家的菜窖
六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大伯家的菜窖。那天，我在大伯家厨房吃饭，发现灶台后面有一扇低矮的木门，好奇心驱使我想进木门里看看。于是，趁着大妈给牲畜倒泔水的空挡，我推开那扇小木门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间屋子，四四方方的，但又不像屋子的墙用石灰或者泥巴抹得白光。它的地面、屋顶和墙壁都是被夯实的黄土。里面堆满了很多青萝卜、胡萝卜、大白菜、圆白菜、南瓜以及洋芋（土豆）等蔬菜。最里面的墙根还放了一张小木桌，桌子上放着两个白布口袋，袋口用麻绳紧扎着。我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只口袋的绳子解开，里面装满了黄橙橙的糜子。另一只口袋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大妈猫着腰就进来了。
她看见我正在摆弄白布口袋，厉声斥责道：“你这娃太淘气了，咋就摸到这儿来了，赶紧出去。”
我吓坏了，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站在原地不敢动了。
记忆中，大妈一向待我很好。我在她家无论怎样淘气，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厉害过。大妈看出了我的窘境，伸过手来拉着我，猫着腰走出那间土屋。然后她对我说：“你刚才看见的是你大伯挖的菜窖，是专门用来窖菜的。不要给外人说，更不要说出那里面还有洋面口袋。啊！”
大妈用“啊”字强调了那个菜窖是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我听明白了她的话，便点头答应了。很快，我离开了大伯家，一溜烟跑回了家。
回家后，我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了母亲。我疑惑地问我妈：“大妈为啥不让人知道她家的菜窖？”
我妈警告我说：“不让你说你就听着，别问那么多。”母亲的态度使我再也不敢多嘴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但我时不时地就想起那个菜窖，继而想起那里面的东西。
那时，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冬天从来没有储存大伯家那么多的蔬菜，那些东西太让我眼馋了。加上那时的油水少，吃得再饱也觉得肚子寡淡，总想吃点零嘴。可大冬天的，哪有什么东西供我们馋嘴，我们只能吃一些蔬菜（比如萝卜）解馋。自从看见了那个菜窖，它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在我们家乡，一般人家储存冬天的菜窖都是每年秋后在自家的菜园里挖一个四方形一米多深的土坑，然后把菜分类放进去，再在坑口上盖上木板，把木板上覆盖上厚厚的土层。待到来年春天土地开冻后，菜窖恢复成田地。
唯有大伯家的菜窖与众不同，它是永久的菜窖。是利用房屋和山体之间的地理结构，并把房屋和山体巧妙地连在一起挖出来的一个山洞。一般人是不会想到的，只有见过世面的人才能有如此奇妙的想法。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大伯曾经当过兵，参加过抗战。他的菜窖源于他见过的地道。
自从见了那个菜窖，我的肚子似乎更加寡淡了。虽说我家的菜窖里面也有萝卜，但它被土埋着，可我挖不开。父亲偶尔挖开它，取出少量的菜蔬，我也只能享受很小的一块萝卜或者菜梗。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大伯家的菜窖拿萝卜吃。每天我都觊觎着大伯家的那个菜窖，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的同伴。我给自己惹祸了，他们每天都鼓动我去偷大伯家的萝卜。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教我干坏事。于是，我每天都去大妈的厨房里看几次，始终没有办法得手。
整个冬天，大妈好像一直在厨房忙乎。她偶尔给我一块豌豆馍，我吃了后胃里舒服了许多，也顾不得同伴还饿着。我告诉他们，我大妈一直在厨房，萝卜拿不出来。他们又鼓动我向大妈要，我听从了他们的话。有好几次，我给大妈要萝卜吃，大妈每次进到菜窖里给我取一根不大不小的绿萝卜，我拿着萝卜飞快地找到同伴。他们把萝卜在石刀上砍成一段一段的，分给我们每个人吃。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大妈知道了我索要萝卜不是只给我自己吃，就不愿意再给了。她告诉我，萝卜已经全部擦成丝了。
我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再也索要不到萝卜了，他们再次给我出主意：趁你大妈不在的时候你进去偷。不知怎么的，我突然长大了，我认为自己不能做一个贼娃子（小偷）。我对他们说：“我是不会去偷东西的，你们谁想当贼娃子，谁就去。”
我的决绝让同伴们失望了，他们都不跟我玩了。我每天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自家院子里玩泥巴，趟雪窝子，用石子掷麻雀。
奶奶知道我被同伴“抛弃了”，就给我用拴牛绳两头绑上一块木板，然后拴在磨坊里的房梁上，让我每天荡秋千。每当饭后饿了的时候，奶奶给我在灶膛里埋上几个小土豆以解我的馋虫。后来，同伴们知道我每天在荡秋千，他们又来跟我玩了，我们又一起摇荡了一个冬天。
很快到了来年春天，万物复苏，野草开始露头，地上慢慢返青。我们一群孩子脱掉了破棉衣裤，穿上了一层摞着一层补丁的夹袄。女孩子互相比着，看谁的衣服鲜亮，谁又穿得干净？男孩子则不管这些，有时还讥讽我们女孩子爱臭美，说得我们倒是害羞了。
我们把大伯家的菜窖给忘了，再也没有人提起偷萝卜的事了。地里完全开冻了，菜窖里的菜都被掏出来了，菜窖就要恢复成庄稼地了。每年这个时候，谁家都有过年吃剩的萝卜，家家户户都在晒萝卜丝。我们开始吃自家的萝卜，没有了青萝卜，还有胡萝卜。有些家境好点的，可能还有过年吃剩的红薯。
红薯不会放火里烤着吃，也不会蒸着吃。大人们一般把红薯洗净，皮也舍不得消掉，切成块下到煮粥的锅里。我家人口多，过年只能买几斤红薯，正月天都供客人享用了，一根也剩不下。开春的时候，粥里只能煮已经发了牙的小土豆。即便长牙了，也是留下种子后余下的小部分，也比稀粥里什么东西没有要强得多。锅里的饭稠了，肚子也就没那么寡淡了。
天气越来越暖和，麦苗已经泛绿。家长让我们去地里寻找野菜，比如荠荠菜、麦条菜、白蒿（茵陈）、蚂蚱菜（马齿笕）等。一般来说，白蒿是春天最早露头的野菜，灰色的菜尖毛茸茸的浮出地面。接下来就是蒲公英了，它张得快，几天就在地面上露出一大坨深绿色，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开花了。再就是荠荠菜了，它长得慢而且少。最后才是蚂蚱菜，每个枝条都是一嘟噜，长大后就是很大的一蓬。麦条菜很怪，只能在麦苗中间寻找。这些野菜中，只有蒲公英能生吃，但它不能当成野菜在饭桌上吃。
奶奶告诉我说，蒲公英下在饭里把饭弄苦了，饭的颜色也变了，凉拌也有一股苦涩味。但我们小孩子照样采摘了生吃，用它来充饥。与其说是充饥，倒不如说是我们嘴贱，总想用东西把嘴占着才感觉舒服。蒲公英吃到嘴里，有一股淡淡的苦味，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草腥味，我们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初夏，各家各户的果树上都挂着青青的果子。我们踅摸着看谁家树上的果子大，就先从谁家下手。指肚大的杏子，苹果、沙果我们都能摘下来吃。今天摘东家的杏子吃，明天摘西家的梨子，后天不定又瞄上了什么人家的桃子。吃了那些青果子尽管嘴上酸涩，胃里反酸，但肚子每天不能空着。惹得村上的大人到处追着我们骂娘：“有人生没人教育，一群害人的东西，腿咋不摔断呢！”
有时我们还会上山掏鸟蛋，山上的野鸡多，我们循着鸟儿们的踪迹，找到它们孵蛋的窝，趁着鸡妈妈外出觅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窝里的蛋捣个一干二净，然后分给每个人。等鸡妈妈回来了，看到不翼而飞的鸟蛋，气得歪着脖子，嘴里“叽叽咕咕”骂着，四处寻找。无果后，带着悲惨的嚎叫飞走了。那个它们辛辛苦苦搭的鸡窝从此也就抛弃了。
我们干坏事的时候，总有一个能为我们出谋划策的人。没有了他们，我个人绝对是不会干坏事的，我就是他们的跟屁虫。
鸟蛋拿回家，不敢让母亲知道，奶奶会给我藏在一只很小的竹篓里，上面盖上破布条。等母亲上工了，奶奶给我用少得可怜的一丁点豆油炒了吃。我们掏鸟窝大多时候不能得手。我们找到的鸟窝，也许只是鸟儿们用来睡觉的地方，也许小鸟早已孵好出窝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只能扫兴而归。
秋天是庄稼成熟的季节，也是果子丰收的季节。我们每天肚子里被各种水果（家养的、野生的）填得饱饱的，饭菜也不香了。吃饱了，我们就在打麦场上捉迷藏、打闹着玩，一直要等到天黑透了才回家睡觉。我是倒头就睡，往往一觉睡到天大亮，第二天再重复前一天所做的事。
童年的我们是那样的不知疲倦，成天在外面疯跑。身上的破衣服一天比一天脏，一天比一天破的地方多。脏了也不知道放水里洗洗，破了也不告诉家人给缝补一下。
大人们下地干活，从早忙到晚。他们累了一天也顾不上管我们，特别是秋收的时候，他们要把地里的庄稼收割、晾晒，归仓。然后铲除庄稼的根须，再把地里清理干净，套上耕牛用犁耙犁一遍地，撒上沤的粪土，最后下种冬麦。他们一天比一天忙，我们玩得一天比一天疯。
秋天终于过去了，家里的果子让我们吃完了，山上的野果子也搜寻了多次，到处是光秃秃的灌木丛和高大的松树，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我们的肚子又开始寡淡了。
不知是谁首先想起了大伯家的菜窖，他们又提出让我给大妈去要萝卜吃。我不同意也没有办法，他们又要孤立我，我只能试试看。
有一天，我去大妈家的厨房里，看见她正在削一个扁圆型的，青绿色的菜，我问大妈：“那是什么？”
大妈说：“那是苤蓝。”大妈说着给我切了一块，我赶紧咬了一大口，脆生生，甜津津的，特别好吃。我对大妈说：“大妈，这个苤蓝太好吃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我让他们（同伴）都尝尝。”
大妈乜斜了我一眼，我立即羞愧地低下了头。尽管她万般不乐意，最终还是给了我，并叮咛道：“你记住，我给你的是最后一个，你们吃了就再也没有了。”
她顺手从地上的襻笼里拿出了唯一的苤蓝给了我。我抱着苤蓝飞快地出了大妈家的厨房，并把它交给了比我年龄大的同伴。他找了一把镰刀，把苤蓝的外皮消了，然后分给了大家。
这个苤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它比萝卜更好吃，不仅脆而且不辣嘴，我每每想着它，同伴们也是如此。他们多次鼓动我，再去给大妈讨要。我对他们反复说：“我大妈说了，再也没有了，那天给我们的是最后一个了。”
他们不相信我的说辞，七嘴八舌地挤对我。这个说我骗人，那个说我在说慌话。他们一致认为，大妈家的苤蓝肯定还有好多。我被他们挤对得快要哭了，我不跟他们玩了。
我哭丧着脸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大伯不容易，他们家小伙子多，队上分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他偷偷地在苇园沟开了一块荒地，种了糜子、高粱，还有苤蓝，好让一家人能吃饱饭。听我的话，你再也不能给你大妈要吃的东西了。”
虽然奶奶跟着父亲过，可毕竟母子连心，大伯家的事就是奶奶的事，大伯的幸福就是奶奶的幸福。我终于明白了，我在菜窖里看到的那两个白布口袋里装的是糜子和高粱，都是大伯偷偷开荒种的，难怪不能让外人知道。
我去过苇园沟，那地方离我们村子要翻过两座很高的山才能到达。就像奶奶说的，大伯的确不容易。为了一家人能吃饱肚子，那些荒地都是大伯从生产队收工回来，在晚上领着他的几个儿子在月亮和星光下一撅头一撅头地刨出来的，那些东西凝结着大伯一家人的汗水和泪水。
我理解了大伯的不易，可我的同伴们不理解。他们一直在打大伯家菜窖的主意，因为，那里面的东西能用来填满他们空洞的胃。他们时不时地在大伯家的厨房外溜达，目的是趁机偷取里面的东西。
他们终于成功了。有一天下午，大妈出门时，并没有锁厨房的门，而是把锁子顺便挂在锁扣里。他们看见大妈去了牛圈里跟堂哥给牛铡草，料定大妈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家，就拿掉厨房门上的锁子，进了大伯家的菜窖里，把大伯家仅有的几颗苤蓝洗劫一空。
等大妈回来后，发现厨房的门打开着，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去了菜窖里，发现里面的苤蓝一个都没有了。大伯晚上回来后，大妈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大伯气得浑身直哆嗦。他喘着粗气直奔我家，见到我便气呼呼地问：“你今天去没去我家？”
看到大伯一脸的气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敢回答他。父亲在一旁吼了起来：“你大伯问你话哩，你哑巴了！”
我两腿抖着，战战兢兢地回答：“我，我早上去过你家院子。”
“我菜窖里的苤蓝是你跟那几个坏东西偷完的？”大伯提高了嗓门，像审犯人一样。
我并没干坏事，反倒不怕了，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偷你家的苤蓝。”
大伯看见我很坚定，声音便降了下来：“那你知道是谁偷的？”
“我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猜到是我的那些小同伴偷的，但我不敢说。至于谁是主谋，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让大伯很失望。
“你们这些害人虫，迟早让我抓住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你们等着！”大伯嘴里骂骂咧咧，转过身悻悻地走了。奶奶留他在我家吃晚饭，大伯头也没回。
大伯走后，母亲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要不是奶奶在当面，母亲肯定要打我。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大伯家里，连他家的院子我也不敢去了。那个冬天，即便肚子里再寡淡，我也不敢去向大妈要吃的东西。
自从大伯家的苤蓝被洗劫之后，我再也不愿意跟我的那些同伴玩了。他们叫我，我总能找个理由不去。在我的心里，他们好比一群小偷，我怎么能跟他们混在一起。
很久，我没有见到爷爷，心里觉得很奇怪。爷爷莫不是去世了？不对，要是爷爷真的不在人世了，晚辈们都会为他穿白戴孝的。立刻，我为自己的错误想法感到羞愧，我这不是在诅咒爷爷吗？
爷爷和奶奶生有三个孩子，大伯、父亲和姑姑。虽然爷爷跟着大伯过，但我们两家只隔着一条小河。爷爷时不时地总要来我家里坐坐，跟奶奶说说话，谈论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爷爷出什么事了。加上奶奶每天忧心忡忡地，她总是高兴不起来，我们故意逗她，她都不想笑。以前奶奶可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更加证实了我的感觉。
趁着奶奶不在，我问母亲：“奶奶为啥总是不高兴？”
母亲训斥我：“大人的事，小娃不要问！”语气里透着坚定，但脸上泛着不安。
有天晚上，我一觉睡醒之后，听见母亲问父亲：“他爷爷叫到公社都几个月了，什么时间能回来？”
父亲回答：“听他大伯说，事情向上面交代清楚了就能回来。”
父亲、母亲同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不明白爷爷要交代的事情是什么，但我能确定爷爷出事了。要不，我们怎么总见不到他呢？
不记得又过了多长的时间，爷爷终于回家了。
有天中午，大伯让人给父亲捎来口信说，爷爷从公社里回来了。我一听高兴极了，飞快地下了院子的台阶，再穿过门前那片麻地，趟过小溪，直奔大伯的家。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苤蓝事件”，急于见到我的爷爷。
到了大伯家的院子，我歪着头朝厨房看，见到爷爷正坐在饭桌旁吃饭。脸上明显黑瘦了，也苍老了许多，披肩的白发比原先更长了，凌乱地搭在肩膀上。
我一抬脚进了大伯的厨房，直接扑进爷爷的怀里。爷爷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放到他的腿上，从我的头上一直摸到脚上。好像要查看我身上有没有缺什么东西？我也兴奋地坐在爷爷的腿上，用手摸爷爷长长的白胡须，再去摸爷爷头上那头白发。爷爷是清末人，他一直不愿意剃平头。自我记事起，他就留着齐肩的头发。
我在爷爷的腿上坐够了，就跳了下来。不自觉地，就又一次走到大妈的灶台后，瞟了一眼灶台后面的那扇矮小的门。心里想着，大妈还会不会给我拿里面存放的东西。结果我发现，那扇小木门已经拆除，用一块块的胡墼（用土打成的长方形土块）给封住了。
我的心情一刹那间失落到了极点。一直以来，那间菜窖始终牵拌着我的心，刺激着我的胃。我不明白，大伯为什么就给它封了呢？是怕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再“洗劫”他的菜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现在是夏天，好多菜还没有长成，萝卜才一根指头那么粗；白菜还是一乍多长的白菜苗；南瓜也还在地里长着，菜窖里应该是空的。只有那两个白面口袋，里面的东西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可能已经吃完了。
凭我的小脑袋，一时是想不明白了，我只得悻悻地回家。但菜窖总是在我的脑子里晃来晃去，惹得我晚上连觉也睡不踏实了，做梦都在菜窖里玩。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想问个究竟。于是，我去大伯家找到了我的堂姐。我傻傻地问道：“姐，我大伯咋把你家的菜窖给封了？”
我堂姐听了我的话，一下子火冒三丈：“你还有脸问，要不是你把菜窖的事告诉了外人，爷爷能被叫到公社里去吗？”她嘴上指责着我，右手就扬起来要打我。我“啊”地一声叫唤，被大妈听见了，她及时制止了我堂姐的行为。
后来我才知道，我鲁莽地把大伯家菜窖的事告诉了我的伙伴们，他们又告诉了家人。不知谁向公社汇报说，大伯挖菜窖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公社要把大伯带去交代自己犯下的错误。爷爷替大伯承担了全部责任，说菜窖是他挖的，错是他犯下的，与大伯无关。
爷爷在公社里写了好多张检讨，并向公社里的干部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做错事了，马上让家人把菜窖填了。
爷爷被带走后，大伯很快就领着他的几个儿子用石头、土块把菜窖彻底给填了。
再后来，我去大妈家的厨房里，见到那些胡墼块已经用泥巴抹光了，跟周围的墙完全融为了一体。
五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那个菜窖从我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了，而我脑海中的那个菜窖永远存在着。
2024年3与26日一稿
2024年3月3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