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儿童节

父亲仿佛说过，他是有着快乐的儿童节的。

父亲1947年底生于一个当时并不贫穷的农村家庭，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个因病致残的盲人，但因为他的母亲能干，20岁从另外一个苗家山寨嫁过来，虽是做二房，却将一个旧时的农家里外都打整得漂漂亮亮的。我的大祖母因有生育缺陷，嫁给祖父许多年，都没见肚皮儿鼓起来。而祖母过来的次年，就生了父亲。曾祖父和曾祖母是一对特别善于经营田产的旧时农人，他们白手起家，硬是积攒了大半个寨子的田产，一到秋日，吊脚楼下的谷米棒子，金灿灿地染透了四合院的每一条走廊。有人背地里说大祖母“站着茅坑不拉屎”，曾祖父母也虽然将想说的话忧闷在心里，但眼见着自个儿积攒的家产无人继承，心里多少藏匿着积怨。作为旧时的传统女人，大祖母亦是识事儿，费了些口舌，便将祖母给说了过来，嫁给她自己的丈夫。之后，自己退出了那个家，嫁到另外一个小山寨，给一个有子有女的孤寡男人做妻子。当然也有人说，大祖母早就预料到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因其心里害怕，已不敢在我家久留。虽然这些话都自有它的道理，但我更宁愿相信人性的善美，我至今仍认为大祖母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父亲3岁那年的“六一”，全中国的儿童过上了自己的节日。曾祖父母将父亲视若掌上明珠，儿童节任由父亲骑马马肩。弯腰，蹲下身，把父亲举在肩上，满寨游玩。父亲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第三代人，且是男丁，给那个本就殷实的家庭带来了更多欣喜。曾祖父懂武术，喜打猎，黑夜里，百米之外可将一支点燃的香头射中击落。深受溺爱的父亲，自然无数次抚摸和把玩过曾祖父的刀枪。但父亲自幼生性不喜冷兵器，还未有到上学的年纪，却对老屋上坎吴姓地主家的文房四宝喜好有加，常常躲在自家木楼的瓦廊下，偷看地主写字，偷听别人诵书。

父亲幼小时还特别喜欢玩火。某日天将作黑之时，躲在粮房楼下玩火取乐的父亲，不小心将火星子弄到了堆在屋后的谷草上，把粮房烧了精光。曾祖父母亦不生气，只是一个劲满山粱跑着哭喊着寻找他们的孙子。粮房与居住的木楼尚有一些距离，父亲见得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知道自己酿下了大祸，悄悄躲进木楼背后的谷桶里，用木盖盖上，不敢作声，任由曾祖父母撕心裂肺地呼唤。第三日，实在经不住挨饿，方才跑了出来，令全家人惊喜不已。

“六一”正是春暖花开之日，老屋的前庭后院，都种养有各类草木，一些会开花，一些一年四季都苍翠欲滴。东边的山谷里，有几口硕大的青石围成的水井，水流潺潺，冬暖夏凉。曾祖母教导父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事，但父亲脾气犟，自认为农务事儿不须学习，亦可懂行。父亲至老，挑水总是满路滴漏，不懂肩上平衡用力，祖母后来常常骂他“吃多了鱼尾巴”，做事摇摇晃晃，暗指父亲不懂农务之道。

父亲还没到上学年纪，曾祖父就病逝了。自“失火事件”后的第四年，父亲才上了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日，是曾祖母特意选了良辰吉日的。天才麻麻亮，曾祖母就背上父亲，打着松膏火把，生怕路上遇到豺狼虎豹或不吉祥之物，疾步往隔坳的村小走去。村小校长是另外一个村小学未毕业的年轻人，按辈分，是父亲的舅舅。校长大清早见了膏火下的父亲，眼目清秀，伶牙俐齿，甚是喜欢，凑到曾祖母面前说，这是个读书的好苗子。父亲上学后的次年“六一”，校长就急急的给父亲带上了红领巾。这是一个让父亲特别难忘的日子，曾祖母在父亲戴上红领巾这日也因病故去了。

其实，父亲的童年算来特别的短。曾祖母离去后，我的祖母就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白天必须像男人一样下地干苦力，又因家庭成分不好，夜里还要干完额加的苦力劳动任务，一年四季没有空闲过片刻。父亲上到小学五年级时，“打倒地主富农”的口号叫得特别响，村里肥头大耳的吴书记不让父亲继续上学，安排父亲回家为大队放牛。其实划置家庭成分时，曾祖母已将自己积攒的田产让出了许多给族亲，自己留下的已不多，加之祖父因有眼疾，认为可划置为贫下中农一类。但最后还是“富农”，与地主人家同等挨批挨斗。 后来，在父亲和几个叔的叙述里，我知道了“富农”是一顶很沉重的帽子，它几乎压着一家人透不过气来，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

那个岁月里，父亲和他的弟妹们，是没有儿童节的。甚至，他们因此而劳苦了一生。父亲在世时就常常说，能够活下来，就已是幸福。当我尚属于儿童时，对父亲的话根本就不理解。但当自己慢慢长大，甚至是慢慢接近父亲的年龄后，反复咀嚼父亲的话，便就尝出了话里的真味。

我的儿童节

 “六一”那日，恰逢赶场，母亲从乡场集市的地摊上，买来一顶鸭舌帽，橄榄色，帽耳上襒有一枚红色的五角星，帽檐上系着一条金黄色的麻丝，在五角星上方打着结，老远看去，特别的漂亮。这帽子是我童年最喜欢的服饰，当然，也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其实，购买礼物的钱，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大姐不但自己特别勤劳，还要求我们随时随地不许懒惰。大姐出门采摘野花，晒干后当中药卖，虽然价格便宜，但村庄里漫山遍野都是花儿，寻来也容易。我们跟在大姐后面，将花朵一丛丛摘到篓筐里，回家后，一种种分开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赶场天一到，就可换来一些零碎钱。村庄的山野里，还长满了山茶油、桐油、木姜子、核桃等山岭野果，分着季节挂在树上，只要勤劳，总是可以将它们换着不同的节日礼品。

眼见着“六一”就要到了，而花钵里的花，还不够换来自己心仪的东西，心里就毛毡毡的，甚至是坐立不安。母亲见了偷偷笑过我们。母亲身体不好，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卧在床上，她瘦弱的双手青筋凸出，浮肿的脸亮亮的。即便如此，也并没有能遮掩母亲的慈祥。我们将摘来的花草放进母亲的药罐里，煮给母亲服用，一日三餐，甚至是一日数餐地喝。母亲仿佛是喝下了甜蜜的糖开水，说，把药杯子放了就过来，让娘看看。我们轻轻地把药罐子放在母亲的床头木板上，又用杯子给罩住了罐嘴，就跑到母亲的床沿。母亲望着我们，不说话，她努力伸出那双细瘦的手，捧住我们的脸。我们瞬间发现，母亲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的眼里，有泪水在拼命地打转。我后来想，那时那刻的母亲，内心里一定是奔腾着一条江。

儿童节这天，若非周末，是不放假的。村小自我上一年级那年起，老师越来越少。从城里刚毕业来的师范生，虽然多数也是山里刚刚长大的孩子，但毕竟在城里读了几年书，见了世面，不愿长期留在村小，有的半个学期没到，就离开了。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对老师留恋不已。我曾好希望在放学的山道转拐处，就能突然遇见那些离开的老师，多好。后来，村里上完中学或是小学毕业后就在村里晃荡了几年而后去当了数年兵退伍回来的人，一些自愿来到村小，拿起教鞭，做起了我们的老师，但因为这些人没有正规教师待遇，教书的活儿总是干得不认真，亦不久长，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就离开了村小。“六一”儿童节的村小，是寂静的，悲凉的。

弟弟自小就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六一”这日，他用自制的木车，把我从老屋门前的山道上，逆风载到山脚，偶尔遇到路间的石块，木车打了滑，把我们一起掀翻在路坎下。但此日是儿童节，我们翻身爬起来，忍着疼，嘻嘻嘻笑起来。木车玩累了，便玩弹弓。弟弟的弹弓皮筋好，眼力也特别的准，能击落老屋对面很远的坡林里的乌鸦。我们那时候最讨厌的鸟，第一是乌鸦，第二是麻雀，第三才是老鹰。乌鸦在我们心里，是不吉祥之鸟，认为它的叫声，必然暗示着某种即将来临的噩耗。我们曾梦想要打掉老屋对面坡里所有的乌鸦，但不知为何，仿佛没几年，乌鸦自然消失了。麻雀是特别可恶的鸟，经它们糟蹋过的稻田，几乎是颗粒无收。父亲见了一地的麻雀，亦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在田坎边放置了老鼠药，以为可以解除心中之恨，谁知，却将我们自家养到了刚长羽翼的鸭子全部毒死在地里。弟弟爬树比我厉害，见了树梢上的老鹰，正吃着被叼走的小鸡，他灵机一转，在树上安置了一截木块，将老鼠夹放在木块上，便静静地躲在树下的草丛里。果不然，没多久就闻到了被夹住的老鹰从树上传来的哀啼声。老鹰自然就是这个儿童节最好的下饭菜了。

我自幼体弱多病，被唤作“观音虫”的一种病菌，将整张脸啃噬得血肉模糊，干辣辣的，钻心地疼。父亲见我病恹恹的样子，以为难以成人，在四处求医无奈的情况下，差点儿将我丢弃在半路上。“不是还有口气吗，大难不死，怕是会有后福哩”，母亲说。固然，我的成长路上，虽最让父母揪心，但亦因此得到父母更多偏爱。“六一”儿童节，父亲购买给我们的礼品，多为笔墨纸。我尤为喜欢毛笔，自幼就认为毛笔字漂亮的人，特别有文化。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特别有文化的人，他一年到头虽少有动笔，仅在春节或邻居的红白事里可见得到，但我特别喜欢他写下的苍劲有力的对联儿上的字。节日里，父亲若是农闲，便也会静下来教我们写字。

我心性温和，不喜争抢，凡事都让着别人，几无儿童乐趣。村子里，一些人特别喜欢看小孩打架，可是要轮到我打，怎么都打不起来。有人欺负我，嘲弄我，辱我，我就远远躲开，仿佛与自己无关。父亲表扬过我的这种性格，说，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但也有例外，那年的儿童节，我仿佛是病猫发威，把经常欺负我但又和我自幼关系特别铁“猴子精”，狠狠地揍了一顿，直至我们长大后，许多年都没有说话。我至今已忘记了“猴子精”的大名，只记得他姓吴，读书特别笨，原本是大姐一个班的同学，因为留级若干次，才和我一个年级一个班。

多年前，我回家探亲，就听说“猴子精”因病死于他打工的那个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