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书

他们识字太少，或者不识字，又因老了，哪里都去不了，只好守着村庄，守着老屋，日起而出，日落而归。

二叔

那一夜，二叔搂着父亲，拼命地喊，可是，父亲再也没有答应他了。父亲走了，二叔说，他等于少了一只手，许多话，他不晓得和谁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二叔伤心地哭。

二叔和父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好笔杆。父亲教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说，你二叔，不也是我强迫着操练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字的么。看着父亲那很得意的样子，我们没有谁不敢相信父亲。后来，二叔总会给字儿写得漂亮的兄弟姐妹们多发几毛压岁钱。自古，村子里就有一种偏见：字个儿写得漂亮的，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因而，父亲和二叔，尽管只上过五年小学，却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文化人，是最懂知识和礼节的。平日里，好在我也喜欢那些舞文弄墨的事儿，于是左邻右舍都说，刘家的佬二，笋子高过竹了。每每听得别人夸赞，父亲和二叔比我还要高兴，乐呵呵的，说，他读了那么多书，总不能都是读进牛屁股了，应该的嘛。

为生计，二叔走南闯北，他和父亲都吃苦不少，那时，什么都讲家庭成分，包括读书，也是要凭据家庭成分来读的。富农的崽，读什么书呢，难道还想翻身当富农，给我放牛去吧。村支书这样一句话，二叔和父亲，便就做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农民。二叔给我们摆谈这些往事时，总是郁郁寡欢的，长长地叹气，眼睛润润的，就连胡须，都是直直倒立着。若是喝了半两酒，他便会语无伦次地叮嘱我们：争气！争气！要学会争气啊！

二叔喜欢喝酒。困了，倦了，累了，要喝了酒后方才舒服。高兴，逢喜事，或庄稼长势好，种儿收成不错，也要喝酒。酒是二叔自个儿酿的，用苞谷，红苕，高粱，或者大米，煨火慢慢烧烤。平日里，一个人在家，便是细细地饮，直到喝见了缸底，便又烤上几锅，放在黑屋角里，逢节日，则舀出来喝。当然，每每逢得有客人来屋，则是要多喝几杯的。若是遇得客人不好喝，捏着酒壶硬是不让倒酒，劝了数次，还不见松手，二叔便会装出发气的样子来，愤愤地，说：怕我没酒喝么，长江黄河干了，我家酒坛子，是不会干的。弄得满堂人，捧腹大笑。

二叔好客，且为人处世敢作敢当，村子里的人给他取绰号为“院长”，二叔觉得这个绰号没哪里不好，人家喜欢那样称呼他，便也乐呵呵地答应着。村子里的大小事，别人都喜欢说与二叔听，他们喜欢听二叔是个什么处理意见，年轻人都出了门打工，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妇女，凡事都喜欢二叔给他们拿个主意。乡里干部到村里去时，总是劝二叔入党，劝二叔向组织靠拢，村民还一致要二叔当村长，二叔不干。二叔说，村长太小，还是当“院长”好。

我曾经在一抹薄薄的玻璃块内见过二叔和父亲年轻时的合影，穿着上下各两个口袋的白衬衣，灰色裤子，留三七分的两块瓦发式，脸上堆满了年轻而又甜蜜幸福的笑容，他俩并排站着，甚是英俊潇洒。二叔和父亲的照片，常常使我想起这些匆匆流失的岁月。是岁月，催人老，催人离去，这个关口，轮到谁，都躲不过的。有一日天将要黑之时，我在老屋外的晒场上，看见楼下的二叔，弯着腰，低着头，吃力地背着一捆干柴棒，正往家里赶。二叔在一梯稍高的石阶上，徘徊了好一阵子，他颤悠悠地伸出左脚，想努力跨上石阶，但明显力气不支，便又退了回去，伸出右脚，正想往上扑，然而迎来一个筋斗，哗啦的一声，柴棒从二叔背上滚落了下来，正压着了他的腿。我几乎是一口气冲了下去，一双手举起压着二叔的干柴棒。二叔努力爬了起来，装着没事的样子，但我明显发觉，二叔已经是真的老了。一个人，吃完人间那么多的苦痛，历经人间那么多的灾难，便就匆匆老去了。至今，那张白衬衣照片上的两个人，一个已经去了好些年了，另一个，也便是接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呢。

每一次离开村庄，二叔总要送我翻过老屋对面的那座坳岭，有时，是要直接把我送至六里外的乡场上，见我赶上了回城的客车，方才回屋。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二叔在送别时的那句话，我是不会忘记的——崽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二 娘

几年没回家，便发觉，二娘是真的又老了许多。

二娘是同村吴家的长女。村庄里，吴家女性名多带“兰”字，如：吴满兰、吴水兰、吴子兰等，因而，二娘名长兰，长念zhang。

我是从偷吃二娘的酸菜开始，喜欢上二娘的。母亲去得早，菜园子一年四季荒芜着，家里缺菜吃，我们便去偷二娘的酸菜。从老屋的后窗翻进屋内，轻手轻脚地，悄悄打开菜缸子，若是一开坛便能能闻得菜香，酸酸的，咸咸的，有点儿刺鼻者，便是已腌好的酸菜，伸手进去，便可抓出一大把，用事先准备好的黑塑料，包好，之后，又从后窗，爬出屋。当然，我们每次的秘密行动，均是有堂弟们帮忙的。二娘育有二子，大的叫成星，小的叫晋星，我们年纪悬殊不大，打小关系要好，整日的，达成一堆。成星早已晓探好二娘的菜缸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在屋角最黑处，总是可以找得到菜缸子的。于是成星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窗的屋壁下垫上几块砖，人踩在砖块上，仰着头，伸手将窗子轻轻往外拉开一条缝，身子从缝儿里钻进去，便就翻进了屋。待得酸菜偷到了手，后窗下的砖块儿，是得立即清理掉的，包括一不小心留下的深脚印，得用细泥，埋好。

二娘不晓得我们到底偷了多少回菜，甚至，我们不晓得二娘到底清楚我们偷过她的菜么，总之，至今都没有听到二娘提起过她的酸菜的事。一缸缸酸菜，被我们偷空了，带到学校，当饭吃，这倒是节约了父亲的不少开支。我们从读小学六年级开始，便就住校了的，每星期从家里带上米，秤了重量后便交给学校食堂，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学校食堂里的那个老厨师，他给我们打饭时，总是将饭粒抛得很松，总是不够吃。我们只好用偷来酸菜，当饭吃。

细细算来，这些事，都过去20多年了。现在，我们的大哥贵星，那个被我们称作佬三的营星，佬四成星，佬五晋星，他们也都各自成了家，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二娘，却是老了。

在家族的男丁兄弟当中，我排行第二，亲人们喜欢称我为佬二，但二娘总是把佬二的“二”念得很刺耳，她读er，去声，音很高，老远就听得见，辩得出。村庄里，念去声的“二”，是还有许多别的含义的，其中，有做人做事很厉害，雷厉风行，说话算数，能力很强，有本事等意思在内。在城里，很久没了老家的消息，我便会给父亲回几个电话过去的，但父亲走了之后，我的电话总是回给二娘。妻也常常说，二娘能干，一大把年纪了还干着那么多的农活，辛苦了一辈子，不容易。

一次回屋，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了二娘，她坐在屋外的晒场上，一个人，寂寂的。我看见那些咋暖还寒的风，卷起了二娘的花头巾，她黑旧的衣襟，在斜阳下翻飞着。她也老远就看见了我，大声地，喊着，佬二回来了！这一刻，我是多么的幸福。我发觉真正的娘亲，就是娘那一声不由自主的让她大声呼喊的乳名。我们出门在外，无论是漂泊，沦落，还是体面的为官，在娘眼里，我们是她极不忍心丢失在外的儿女，是带泪的牵挂，是痛心的思念。

夜里，二娘摘下火炕上的两挂烟肉串，用她刚刚腌制好的老酸菜，配上自家栽种的香料，猛火煎炒。二娘还给我们斟了两土壶包谷酒，教我们慢慢的饮。我们饮酒时，二娘便在一边细细地听我们天南地北的酒语。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二娘以为全是真实的。偶尔，二娘也会打断几句话，插几件家事进来，要我们好好地记着，掂量着。有时候，二娘也会说起我们早去的父亲和母亲，说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享到我们的福，很不值得，倒是让她做二娘的，见到了我们今日的美好。二娘说这话时，便露出一副幽怨的样子。二娘还说，村庄里，谁和谁，往日总是无由地找我们的茬儿，甚至，打过我们，骂过我们，但我们不敢还嘴，任凭人家随意的打，随意的骂。谁教我们那时家庭成分高呢。二娘说。好在现在的他和她，没以前那样敢欺负我们了。说完这些，二娘脸容上渗出了一丝丝浅浅的得意和满足的笑容。夜半里，我们一直都在猜拳斗酒，用城里人的“十五二十”和“剪刀石头布”，一直玩到次日凌晨。我知道，和我猜拳的这些兄弟姐妹，他们还年轻，过不了几日，他们是要浪到外面去的。年轻的人们，没有一个是愿意留在村庄里的，只是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吃了苦头，方才又回到村庄里来躲一躲，养一养。最后，又留得二娘在屋里，一个人，寂寂的，守着我们的家。

我每一次回城时，二娘总要用黑塑料，偷偷地给我包上一些刚腌制好的新鲜酸菜，她总是不会忘记，摘下几串炕好的烟肉，洗净后，塞在我的背攘里，教我吃很久，都没能够吃得完。

向叔

向叔是2012年8月17日走的。这事情虽在意料之中，但真正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向叔家就在我家老屋坎塆下不远的一个半坡上，小时我们常常在他空空的木屋楼上捉迷藏，后来向叔把屋子装修了一番，接进了叔母，我们不得不另选了玩游戏的地方。

幼时，我总是非常的畏惧向叔，虽向叔长得面目和善，说话细声细气的，从来不随便打骂小孩子，但我仍是不敢轻易靠近他。即便后来长大懂事儿了，与向叔半路相遇时，仍只是礼节性地道一声问候，从不多话。

2000年9月，我高中毕业考取贵州大学，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向叔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像乐开了花一般，逢人便说我是他最懂事的侄儿，知道上进，会要。这一年9月，好像整个寨子都在为这件事儿欢喜，但父亲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数千元的大学学费随之立即成为压在父亲心头的一块巨石。

向叔读懂了父亲的心事。他轻轻地对父亲说，我卖牛崽的钱还没有动，可先借给你缓解燃眉之急，我需要用时你再慢慢还我。我躲在书房里，透过木墙洁白的风孔，我看见父亲和向叔的影子，两双粗糙的手，正推过来挪过去地为借钱的事儿争吵着，最后父亲收下了向叔的钱。

时间一晃就差不多过去了12年。2012年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从福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说：河星（我的乳名），怕是你听不出我是哪个了吧，我是你向叔呀。我确实猜不到向叔会给我打来电话，虽然我听人说向叔和寨子里别的一伙人都在福建打工，可10多年不见，淡忘了向叔的声音了。向叔想请我在贵阳寻一家可治疗肝病的大医院看病，我问他是谁患了肝病，向叔突然低声告诉我，是他自己。向叔接着把他在福建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和记录有病历的纸片发传真到我的办公室，我拿着向叔的这些资料第一时间找到了医学毕业的高中同学，一看，傻了眼，是肝癌晚期了。

后来向叔又给我说，不准备到贵阳来看病了，让我不要操心了。但大约过了三个月样子，我又接到向叔的电话。他再次要求我尽快联系看看在贵阳有没有可治疗肝病的大医院，我想着省人民医院距离家近，便急匆匆跑去预约了门诊号。2012年7月的一日，向叔从老家匆匆赶到贵阳来，可那一日单位上指派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没能亲自到车站去接向叔，而是待我会议结束赶回家时，已是夜深人静之时了。我进到屋，看见向叔还坐在我书桌旁，默默地想着什么。向叔瘦了许多，眼睛深深地凹陷了下去，腿上还带有打工时留下的伤疤，走路一瘸一瘸的，俨然不是我脑海里的向叔了。次日一大早我们就去了省医，但结果一点不理想。后来听得重庆有比较好的肝病医院，因而次日的晚上，向叔就买了赶赴重庆求医的车票。

再后来，我给向叔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里得知向叔的病情一日不如一日好，但他仍惦记着我的事。向叔来贵阳时，我的妻子正怀有身孕。每次电话里向叔都要问，宝宝生了没有，宝宝乖不乖。我说，生了，很乖，谢谢您挂念。我便听见电话那端，向叔咯咯的笑声。可是没过多久，向叔就走了，村庄里，我又少了一个至爱的亲人。

屈指算来，向叔去世距今近8年了，可是时间并未有冲淡我对向叔的怀念。

大 姐

母亲走了，大姐就挑着了母亲的担子，在我们的记忆里行走。

印象中做的第一件坏事是和弟弟一起去偷吃别人菜地里的黄瓜，那是大姐出门三天后，我和弟弟趁天刚刚泛黑，肚皮贴着黄泥巴地一路慢慢向黄瓜园爬去，我们偷偷地卧在瓜棚下美美地吃了一餐生黄瓜，想不到第二天便拉起肚子来，才觉得事情不妙。不久前黄瓜刚刚被打了虫药，吃下去怎能不拉肚子呢。但更为可怜的是，我躲在茅厕里，听见黄瓜园里传来叔母的骂声，第三天叔母顺着脚印走到了我家来，抡着大姐的衣襟要和大姐理论并要求赔偿，大姐气得无语，狠狠地抽了我几竹鞭。

幼时，我和弟弟都很淘气，我们去偷砍别人的茶树来做陀螺，或者是盗偷家里的煤油在漆黑的夜里去照黄鳝等等，每次我们犯下祸害，别人首先指责的是大姐。碰到狠心人家，不仅指责大姐教养我们不严，就连我们去世了的母亲，也被楸出来指骂，实在是让大姐伤心至极。

最让大姐快乐的事，莫过于我们学期考试领着奖状回家，那金灿灿的奖状上镶嵌着的不单单是一个名字，那是一种无以言比的喜悦和骄傲。早早地，我们就想像着大姐看到奖状后将是一种怎样的喜悦。直到天色暗了下来，听见屋后堆柴的空屋里传来大姐放柴的声音，我们跑出门口，看见大姐从我们奖状前走过，昏暗的夕阳余辉里，逐字逐句念着奖状上的名字。

此后的岁月，我和大姐分开了，相互渐渐疏生起来，尤其是大姐有了自己的家和两个宝贝儿子后，我们的联系仅仅局限于节假日的礼节性往来了。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在那年寒冷的十月降临到父亲身上，为了照顾父亲，大姐常常在两个家之间奔波。

每每看见大姐忙碌的身影，我便想，要是母亲依然健在，大姐就不会如此劳累。大姐到底是没能守住父亲，那年的四月，父亲匆匆走了，留下无限悲痛让我们和大姐慢慢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