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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镇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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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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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有火车情结的人

 

一直以为只有我自己才有这种感受,后来无意中发现还有许多和我们同感的人——题记



早几年,也就是刚搬到绵阳高新区来住的某一个夜晚,午夜梦回,忽然被夜半列车的鸣笛声给惊醒了。

先是以为自己听岔了,从枕头上抬起头凝神谛听了一会儿,没错,真的是火车的叫声。当时十分的纳闷,因为仿佛记得小区附近并没有铁路线,宝成铁路离这儿尚有些距离啊?后来一琢磨,可能是夜深宁静的缘故,火车的汽笛声传得远的故吧。

一直有个心愿,后来给家人说出来了。我说,蛮想在铁路沿线的某个小区买套房子,这样可以天天看火车了。老婆登时大叫:那不是吵死了!我说:没事时坐在阳台上,边喝茶边看火车肯定很舒服的。姐夫亦笑我未免太孩子气了。

的确,我属于对火车有特殊情感的那类人,我敏感于火车的汽笛声,兴奋于一列火车的驶过,珍惜于一次火车旅行的经历。正如现代的孩子习惯于飞机高铁一般。               

因为人生成长的经历,注定了我们是有火车情结的一代人。

火车对于当年曾经幼稚的我们来说,就是漫漫旅途中的驿站,千里漂泊中暂时的家。在颠簸中虽然看不见远方的岸,但你仍有希望能寄于前途。而拥挤加疲倦则加重了这份复杂的感受和记忆。

当年,父母们读书有成,毕业后一个从东北平原、一个自水乡江南,不约而同地被分配工作至距离各自家乡千里之外的某省某市。从此连接家乡和工作所在地的只有那不见尽头的铁道线了。后来有了我们。接着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父母又要随工厂由中原之地沿陇海铁路——宝成铁路西迁到四川的某一处偏僻山沟安营扎寨,史称“三线建设”。这样一路向西,向西,离故乡也只能是越来越远。而半岁的我不便随行,于是一列火车便送我回到了太湖平原、京杭大运河畔的外婆家。所有的这些都可能注定了我们与铁路的缘分吧。

无锡乡下外婆家就在京杭大运河的边上,运河对岸就是沪宁铁路线——在南京过了长江往北延伸即是京沪铁路,京沪线在徐州和陇海线交汇,若沿陇海线西行至宝鸡,再转宝成铁路翻过秦岭辗转入蜀,在广元站下车,坐厂里每天一趟的班车,在崎岖盘旋的山路颠簸半天,就到了安在异乡的家了——沪宁线过往列车相当频繁。儿时记忆中,多少次懵懵懂懂地或站在运河边,或趴在外婆家的阁楼窗前,眺望运河里白帆点点,注目那长长的机帆拖船缓缓浮泛而去;再看运河对岸那呼啸的火车喷着长长的黑烟“咣当咣当”疾驰远去。当年小小的心中到底是何种滋味,何种思绪,现在已是无从记起了。

最早的坐火车的记忆是在我四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带了姐姐回无锡来接我去四川。母子姐弟接触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带了外婆对我去四川没韭菜吃的担忧,和她老人家亲手做的好吃的芝麻饼——启程了。印象里那时的列车车厢里人少,甚至可谓清静。记得当时在火车上还有个人来逗我们。母亲说那人还是她的校友,当时在绵阳工作。绵阳……造化弄人,谁知道多年之后我们会定居绵阳啊——后来在广元咋下的车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从广元坐了闷罐子火车车厢到了旺苍的嘉川,那时火车只通到那儿。老爹来接的。

6岁那年的冬天,(已记不得过没过春节)因为奶奶生病,老爹带我回东北去探亲,这也是我第一次回东北。首先从旺苍到广元的路就相当颠簸,坐在厂里每天一趟的班车上一出发,我就晕了车,吐得一塌糊涂。因为只有到广元才能坐上出川的火车,所以从旺苍到广元的当时需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段漫长而糟糕的车程一直是让人头痛的负担,然而同样的道理,广元又成了我们怀想、憧憬故乡的起点。

记得住在广元火车站前的旅馆里,旧房子,有个小院,后面是更老的二层楼。吃过晚饭,老爹带我到车站煤场附近去散步,傍晚时分煤烟缭绕,那煤烟味儿从此深深留在了脑海中、记忆里。旅馆里的粗木床上铺垫了的居然是稻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晚上睡在稻草床铺上,在昏黄的白炽灯下我翻看着随身带的画书《激战无名川》。半夜被叫醒,原来是夜里的火车。穿戴收拾好,跟了父亲进了站台,看着火车头射着雪亮的大灯从暗夜中如巨大的钢铁怪物般轰隆驶来。在火车上是怎么过的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快到北京时,火车缓缓行驶着,从车窗往外看去,只见外面白雪皑皑,令人惊奇不已。在北京转车,第二天早晨在沟帮子车站下了车,在日本鬼子时期修建的至今尚在使用的候车室里,只觉得冰冷冰冷的。老爹叫我坐着,他出去了,一会儿带了两串冰糖葫芦回来,我咬了一口,那糖葫芦冻得硬邦邦硬是没咬动,摇头不吃了,老爹把它们咯吱咯吱全吃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这回把来接车的老叔(东北把最小的叔叔叫老叔,同样可以叫的有老姑、老姨)带来了,老叔赶了马车来接我们,车上带了被子,我坐在车上捂盖着被子,老爹他们走路,边走边聊天,途中在路边一个小饭馆里还吃了粘饼子。到了陈屯爷爷家,奶奶卧病在炕上,老爹很激动。家里已有了一大屋子人了,大家伙叫我坐在炕头(后来才知道这是东北人待客最好的地方),我嫌烫,说床下面有大火炉子,大家都爆笑,就给我在屁股下面垫了个被子。这个笑话一直就留在大家伙的记忆里了。因我没穿棉裤而只穿了两条毛线裤(其实也不冷),几个姑姑婶婶马上忙碌张罗着在炕上给我做起了全套的小蓝布棉衣棉裤。那时东北的雪很大,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厚厚的一层雪,踩在上面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壮观的冰天雪地。那年因为奶奶生病,父亲的兄弟姊妹陆陆续续回陈屯的计有:铁岭的大伯大妈带了三个堂哥,二姑从沈阳,四姑从牡丹江,三姑是半夜从哈尔滨赶回来的,还带了俄式大面包叫列巴—如今这几个姑姑都已先后不在了——加上陈屯家里的四叔五叔老姑,(四书前两年也去了)当时五叔和老姑都还没结婚。

第二年夏天,我七岁半时,母亲要出差去老厂所在的新乡市,这就可以有机会就势回无锡探亲了。父母计划如下:由母亲先带我经新乡回去,接着老爹再带了姐姐直接回无锡。我和母亲及她们的同事唐山人刘力志,一起坐火车前往河南新乡。还是在广元搭火车,还是住站前旅馆。这次住在新一点的前院一楼,那时我穿了一身的蓝白相间水手衫,很是得意,午间并不肯睡觉,在院子里跳过来蹦过去的。火车半夜到的新乡,至今难忘的是,那是一个夏季十分闷热的地方,从火车站我们徒步走着,看见许多人露宿在街道边上,甚至在路灯下还看见有个人睡在交警指挥交通的岗台上。我们入住在七五五厂的招待所里,十分闷热,因为有蚊子仍还需拉上蚊帐,勉强睡了。第二天在招待所门口,看见一个农民挑了一担小鸭子来卖,黄绒绒的小鸭子挤在一起,叫着、抖动着,十分可爱。

我原本就出生在新乡。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我们受到了母亲的同学夏鼻子叔叔一家的热情接待。那时都还是老式的家属区,全是平房。夏叔叔的儿子年龄与我相仿,晚上,我和他同坐在一块架在两把方凳子上的洗衣板上,夹在人群里,看了一场连场露天电影,这在旺苍是少有的,在旺苍厂里一般晚上放一部故事片。两部电影一部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一部是《洪湖赤卫队》。到日本鬼子给李侠坐老虎凳那段真让人害怕。晚饭时母亲就被好姐妹拉去叙旧去了,我一晚上都在记挂她何时回来。后来母亲办完事,我们从新乡坐火车到郑州转车回无锡。在郑州火车站见到许多要饭的乞丐,他们在路边晾晒要来的馒头块。

火车经过一夜到了无锡站,出站时已时至中午,后来老娘说就是因为我走得慢的缘故,我们被检票员拦住,要我补票。此事老娘至今也还记得,而且是耿耿于怀。在无锡又搭慢车到一个叫五牧的小站下了车。这个小站真的是小站,站台都没有,候车室也没有,只有一间卖票的房子——一个只有慢车在此停车一分钟的小站。午后的江南水乡,烈日当头,暑气熏蒸。我和母亲穿行在绿油油的稻田间,田野里静悄悄的,鲜有人迹。我们跨过一座座青石小桥,走在晒干了的机耕道上;田埂边、水渠里清水潺潺的流着,不时看见人们用废弃的旧石磨来充当水渠、道沟上的连接物,简直就是座小小青石桥了。田埂边缘被农民用一种长而窄的铁铲垂直铲下去,从而修整得十分整齐。随处可见的湖塘里浮着大片大片绿油油的水葫芦,红色的蜻蜓扇着翅膀嗡嗡地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从运河边吹来阵阵清风,和着湿润的水汽,只觉得稻香扑鼻。这一幕真的像是一幅画一样啊。傍晚前总算回到了当时还叫无锡县洛社公社万众大队邵巷上的外婆家。这次在外婆家呆了很久,其间老爹带了姐背了个四川背篓也回来了。后来一家人又去了1977年版的上海,住在十层楼的淮海饭店,这是我和姐姐第一次看见的高楼,第一次坐了电梯。在旁边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黑白的),看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去游览了1977年的外滩,还留了张照片。后来直接从上海返回的四川,买到了卧铺票。

又隔了数年,在1981815日遭遇大洪水 1982年春节一家人回无锡过春节。这是一次痛苦的春运经历。在广元站前旅馆呆到半夜,还是没买到卧铺票,母亲的同乡孙环英带了两个女儿亦和我们一起回无锡,她们有一张卧铺票,就决定先上车再补卧铺票。结果在火车上的第一个晚上就因没票,一家人被列车员轰到了硬座车厢。当时的社会还不开放,列车员还不懂得利用空闲的餐车挣外快!硬座车厢里早已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了,我当天又有点发烧,就垫了周卫红的一本《故事会》坐在地上,结果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把那本书也弄丢了,她知道后还抱怨了一阵(愿她在天堂安息)。列车上的广播里不断在通报“列车已经严重超员!”甚至说列车车厢的什么弹簧都被压坏了。当时我挺担心这趟火车到不了无锡了。好在火车仍在慢慢地跑着。

再一次深切感到春运之苦已是在十年之后的1991年春节了。酝酿了许久,东北的大伯组织大家伙春节一起回北镇陈屯老家团圆。此时爷爷奶奶都已去世多年了,大家也都觉得有必要聚一聚了。当时我们已随厂搬迁到了绵阳,姐姐也大学毕业回厂工作,我在绵阳师专也快毕业了。为了此次东北探亲,家里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全家每人都做了条蓝色的呢子裤子,配了棉皮鞋,我和姐穿了羽绒服,当时刚兴起的,羽绒的质量无人能保证,尤其我那件,样式倒还好看,但羽毛不断从衣服里冒出来,飘得到处是,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有十几年吧,我都没再穿过羽绒服了。

这回买到了两张卧铺票,这在春运期间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家人分头从硬卧车厢和硬座车厢上了车,上车后白天大家聚在卧铺车厢里。我坐在过道靠窗的小翻板椅上,看着车外的风景,心里不免为晚上担起心来,虽然已听到可以私下给列车员拿些钱,让他们允许我们呆在卧铺车厢里的说法,但实际上后来到了晚上,列车员们仍秉公把我和老爹从卧铺车厢里撵了出来。

慢慢的天黑了,火车过秦岭。在隆隆声中不知穿越了多少个隧道山洞,有一阵子火车好像停在了秦岭的山顶上了,窗外黑乎乎的,看不清外面的世界,只听见车厢顶上不断传来好似铁豆子洒在车皮上的声音,沙拉沙拉的,我想应该是小冰雹子在山风裹挟下在扫荡列车吧,我不觉抬头看了看车顶。春运期间火车上的生活是那么拥挤、狭窄,是那么容易使人疲倦而又无奈的,但它又何尝不是长途旅行中暂时可以可以给我们遮风避雨的家呢?至少也是一处驿站吧。

我看见中铺有一对老两口,男的坐在下面,女的蒙头大睡,天色暗了列车员来查验票,那男的做急着上厕所状,把票抢先递给那列车员看了看就匆匆走了,等那个列车员查到那老头的老婆处时,见铺上一人正在酣然大睡,而他们查票重在查车厢里多出的人,而眼前正是标准的一人一铺,自然也就不便打扰了,继续往后面查验下去了,而那老头则相机溜回来,一头窜上中铺,钻入被窝,老两口蒙头大睡机智地蒙混过关。

而我和老爹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被勒令离开卧铺车厢,去硬座车厢过夜。我们与其他一些白天滞留在卧铺车厢的人一起像犯人一样,在列车员一再催促、呵斥声中,穿过好几节车厢,穿过空空荡荡的餐车,直至被押解到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空气异常污浊的硬座车厢。我们插站在过道的人缝里,手扶着座椅的靠背,听座位上一个回沈阳探亲的兵吹牛,听单调的车轮声无止境地响着。偶尔有人坐累了起身上厕所,就顺便好心地叫老爹坐一会儿。后来有人因把背篓挤放在了过道上占了地方,也有些过意不去,就主动说可以坐在背篓上的,老爹道了谢就坐下了。我迷迷糊糊的站着,这时座位下不知何时已经睡躺了一个人,腿伸出来,我有一只脚就不好放下去了,否则就要踩着他了。我只好以单腿金鸡独立姿势一直站着。半夜车到了三门峡西,座位上有一个人要下车,因懒得从人群里挤出去,那人便打开车窗跳下车去。夜风吹送进清凉的空气,它和这个地名就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了。就这样似睡非睡、迷迷噔噔地一直站着,熬着,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车到了洛阳东站,去餐车吃了早饭,回到老娘她们所在的卧铺车厢,补睡了觉。长途列车上有个潜规则,头天晚上要赶滞留在卧铺车厢里的人,白天和第二天晚上就不赶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至今我也没搞懂。——总之,这次春运历程之痛苦,是难忘的!

有时候也在想,长途火车的旅行意味着要承受无休止的嘈杂、难以忍受的拥挤,伴随着狭窄的空间、混浊憋闷的空气,长途旅行的疲惫、烦扰而无奈,加之列车员恶劣的服务,各式各样不乏令人生厌的旅伴,昂贵而粗劣的饭食,等等等等,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如意,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有着莫名其妙的火车情结呢?仔细里想了一想,可能第一,人生中大凡痛苦的经历和记忆是最让人难忘的,人们如动物舔自己的伤口一样,珍惜着自己的那段痛苦的经历,而随着时间的消磨,当年的痛苦又如酒精一样稀释、挥发,只剩下可叹可笑的成分,当初激越的情绪也就如水一般的平静了。第二,人在旅途中自然而生的漂泊感,又容易使人倍感孤独,在车窗外是陌生的天地、陌生的世界,直让人有了身在异乡为异客、彷徨无定之感;听着没完没了,单调之至的车轮碾轧过铁轨接头的“咯噔咯噔”的声音,看着车窗内一群怀着各自的期盼同赴前程的陌生人,面面相觑,萍水相逢,又瞬间各奔前程,恐怕这一辈子彼此都再也无缘相见。而这不正是人生际遇的一种浓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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