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药箱

父亲有一个药箱，是我印象中最结实最宝贵的箱子。

父亲背药箱的年代，我还小，只有七八岁的样子。但我特别喜欢看他背药箱的样子，觉得特别高大，因为每一次他放下药箱，从箱子里面取出这样那样的药丸和针剂的时候，那些生病的人们脸上总是带着感激的微笑，而那个箱子，似乎永远有无穷无尽的宝贝可以取出。不过，父亲虽然对别人很和善，对我们几个就较为严肃，在那个箱子退役之前，我从未打开过那个箱子，每次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我都是远远地躲在门槛后面看着，静等他丢弃一些药瓶子、管子之类的东西，我就趁他不注意偷偷捡来玩。

是的，父亲是个医生，是我们东山村卫生院的最早的一位医生。在他之前，东山村从未有过真正的医生和医院。虽然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才初中文凭而已，但他到外面走过看过，深深地感受到家乡的落后。凭着对医学的热爱，他开始一边务农一边看书学医，有不懂的地方他就记下来，逢赶场天跑到镇卫生院去请教医生，如此五年有余，有关中西医的基本理论和药品的基本用途都学了个梗概，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尝试着给其他人看病，20岁时，他参加了全县医生资格考试，获得第二名的成绩，获得资格证后，他被准许回家开展医疗工作。就在东山村西南角的一块田坝里，他带领着几个青年，亲手烧砖，亲手砌墙，经过三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建起了东山村卫生院，父亲，则被推荐为院长。医院成立那天，县卫生局的领导来到现场指导，给几个医生都发了一个医药箱，从此，父亲便背上了他的药箱，也真正成为了一名医生。

实际上，虽然父亲他们修建起了医院，也在医院正式上班了，但是那个年代，道路交通极为不便，要抬一个病人到医院相当困难，而且医疗物资紧缺，医疗器材也极其简陋，可以说到医院看病和请医生上门几乎都是一样的效果，因此，除了街上附近的人能到这里看病以外，其他偏远的地方基本都要靠父亲他们上门去治疗。

父亲背药箱的姿势挺特别，他一直都是用右肩背箱子，从来也没用过左肩。他先是两只手把药箱的带子提得很高，然后身体微侧，把肩膀送过去，顺势把带子挎在肩上，然后轻轻地直起身，右手扶着箱子，往后背挪，用一只手摁住，这就可以出发了。他背药箱很小心，走路时步子也很沉稳，让人觉得箱子里面有熟睡的娃娃，稍微一动就会惊动他。不过我那时候认为，因为这个箱子是个稀奇物，又是医生地位的象征，父亲肯定格外的珍视。

这个黑褐色牛皮料子、镶嵌着白底红十字架的药箱，在我们农村来说，的确是个稀有之物，而且能从里面拿出各式各样的药丸和针具，小孩看到它都想去摸一下，但真正被父亲从这个箱子里拿出来的针剂打了针以后，就有些害怕了。

东山村所辖六个村民组，除街上组以外，其他五个组都非常分散，非常偏远，但父亲他们基本都去过，实际上，住得偏远的人家，基本都较为落后，人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生病后也不知道看医生，就只有父亲他们经常上门去家访和治疗。不管白天还是深夜，也不管烈日暴雨，只要有人生病，父亲是必须到场的。

不过，父亲的药箱虽然是个宝，但取出来的药不见得都是灵丹妙药，除了一些治疗发烧感冒、常见的腹泻呕吐的药品意外，碰到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重大疾病，就无能为力了，好在有父亲他们在场，可以提出指导意见，及时组织人员护送到县上的医院治疗，也挽救了不少的生命。

1987年，我——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出生，直接导致父亲因违反计划生育而被开除院长职务，父亲只身搬出医院，陪着他的只有那个医药箱。为了方便寨子上的人看病，父亲花了所有积蓄，在家里腾出一间房，开办起了诊所，出诊时，同样背着他的药箱。寨子上的人但凡有个三病两痛，都请父亲去看，因为父亲看病不仅效果好，而且父亲看病费用低，除了药品的成本费用外，最多收五毛钱的诊疗费。甚至到了后来，无论远近的人，都来找父亲看病。但好景不长，诊所的维持还是出了问题，村里面的人经济条件都较为困难，能给现钱的没几个，都是赊账，父亲也不计较，毕竟治病救人大于一切，就这样坚持了五年时间，亏了3万多块钱，父亲的诊所终于经营不下去了，迫不得已关了门。从那以后，父亲的药箱就放在了他的床头边，再也没有背过。后来，我们搬过几次家，父亲曾经的那些西药台、中药柜和部分中药都被相继丢弃了，但这个药箱始终被父亲带在身边。

2018年，父亲去世，从他的床边，我又看到了这个医疗箱，箱子的四个角已经破损，药箱的带子已被老鼠啃断，中间那个红色的十字架和白色的圆圈已经模糊不清，但箱子还保持着原来的方正模样，打开箱子，里面一股尘封的药品的苦涩味道扑鼻而来，虽然已经没有药品和针剂，却整整齐齐地放着他行医的五本笔记，本子有些发黄，一些书页上还留有手翻过的指印，透着岁月的熟感，记载着他从一开始从医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家，病人的病情，回访的情况以及最后的处理结果。

靠着床坐下来静静地翻阅每一页，回味着那些年父亲走过的山山水水，我又看到年轻的父亲，他穿着旧式中山服，背着他的方方正正的药箱，迈着雄劲有力的步伐，走在乡间的小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