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的老屋东墙上,成年累月悬挂着一本月份牌,厚厚的,巴掌大。墙钉上拴了根粗粗的红线绳,绳上绑着个黑色铁夹子,每过一天,母亲便黏着唾沫撩起一张,再用夹子夹紧。直到一年到头只剩最后一张时,母亲便很庄重地伫立在月份牌前,恋恋不舍、小心翼翼地轻手将月份牌整个卸下。又戴上花镜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着,认认真真。月份牌的留白处,被识字不多、没念几年书的母亲歪歪扭扭地划拉得满满当当。有不会写的,母亲就用自己才能读得懂的符号做个标记。内容有:什么时间儿女回家给了多少养老费、赶集割了多少肉、交了多少钱的电费......,几毛几分都列得详详细细。母亲随手翻着并把有皱角的捋平整,嘴里小声嘟囔着:唉,又一年,真快。老孙家的儿子媳妇还没说成呢,老李的孙子再有一年也该考大学了哩,母亲总结着,盘算着,轻叹一声,似有愧意。完了,就重新从抽屉里取出本新的月份牌,钉好,夹紧。最后,把替换下来放到西屋靠墙柜子最底下一层一个长方形的鞋盒里,鞋盒里的月份牌大小一样,一个挨一个,一个摞一个。这样的鞋盒,已经平摆了五个。
房屋已年久失修,墙皮开始慢慢一块一块地剥落。钉眼处也变得松动,挂不住。母亲摘下月份牌挪地又钉上。墙眼越凿越深,越钉越密。姐说,抹抹吧。母亲说,不用,这样就挺好看。
岁月的脚步匆匆,我们姐弟两个依次都离开了这个大家,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回母亲那也就越来越少。母亲成年除了冬天到姐姐家住两个月外谁家也不去。只是再回时,不经意间发现,东墙上月份牌上的黑夹子不见了,月份牌的厚度也变薄了许多。猛然感觉到:我们很久没回来过了。
姐基本上每半个月就回来来一次,每次大包小包带回来的吃的足够母亲吃上十天半月。我离家近,家去方便点,回家稍微能勤点。上了年纪的母亲始终闲下下来,不服老,除了忙活自己家的地外,还就近时不时地打个零工。劝他别遭那个罪了,她却说,干点活还有个伴聊聊天,在家坐着闷得慌。
从此,母亲的日子由夹着过成了开始撕着过。过一天,撕一天。留下来的,总是我们回去的那天。母亲说现在卖月份牌的商店越来越少,不知为何。不等把当年的月份牌撕完,便急着到镇上商店挨家去寻,如获至宝地“请”回家。
看着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给远方的父母买了“老人机”,姐姐也跑到通讯店购了款带卡冲足了费。告诉母亲:只要充电开机,就能知道每天的日期,不用再撕月份牌那么麻烦,现在早不兴那玩意了。又反复手把手地教着,哪个是搜索键,如何拨打,如何接听。并把家里每个人的电话都输录进去,方便随时联系。一遍又一遍让母亲自己亲自演练着,直到母亲能熟练独自操作。谁知,走后,我一呼叫,要么关机,要么无人接听。
母亲屋里可以缺这少那,唯独不可缺的一样东西就是月份牌,母亲离不开月份牌,就象年轻人都离不开手机一样。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一文里写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了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另一边,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遇,唯有父母之爱,是为了别离,因为,他们想让你过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