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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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供销社”和“社区大食堂”在网上大火，上了热搜，成了街谈巷议的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供销社一直都在，只是时移世易，在市场经济下有点没落，不像上世纪中后期那么受人追捧。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统产统购统销模式，每个村都有合作社，公社驻地有百货和土产杂品门市部，县里、地区有百货大楼，小到针头线脑、纽扣、松紧带、雪花膏、油盐酱醋，大到锅碗瓢盆、锄镰锨撅、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电视、冰箱，只要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都应有尽有。在当时经济不富足、购买力低下的时代，供销社对年少如我的来说，绝对是一个玄幻神奇的所在。每当有机会到公社驻地，心痒难耐的我要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书店，一个是供销社。即使单纯地去“闲逛”，过过眼瘾心里也熨帖一些。
我所在的村庄是个修建门楼水库异地而建的移民村，只有百十余户，村虽小，合作社却不能没有，只是店面规模比周边大村的合作社少了一些，只有过去老房的两间房大小，货架上摆放的日用品都是村里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使用率高价廉物美的东西。村里的合作社虽小，但位置优越，位于村中央的大喇叭头附近，那是全村人气最旺的地方，全村信息交流的集散地，我们小孩子叫“站场”。那时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合作社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总是要争着去合作社打散酱油，那时的酱油和醋都是装在合作社外间靠门口的大缸里，用提量。去打酱油是假，顺便跟母亲讨个跑腿费买块糖是真，母亲即使猜透了我的小心思，也会尽量满足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手里攥着钱拿着酱油瓶屁颠屁颠地一溜小跑去了离家不远的小合作社。卖货员是我本家的一个大爹，他帮我打了酱油，余富的钱给我买了糖果，他笑嘻嘻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叮嘱我拿好瓶子别撒了。村里小合作社只要开门了，总会聚满了人，谈天说地，讲故事说书，天南海北，正史佚篇，有时争的面红耳赤。缝年过节时，在外工作的我们俗称为“出外”的乡人回家时，因为见多识广，村民会自动让贤，他们会坦然地坐上“新闻发布人”的位置，带来一些“外来的风”，让偏于一隅的小村更文明时尚了一些。当时在我眼里，在合作社里当个卖货员是天下最好的职业，我的志向是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卖货员。我特别羡慕家里有个在供销社工作的家庭，这个观念直到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前后一直都始终萦绕着我的心头，挥之不去，仰慕那些虽没有考上大学却考上了中专被录取到供销专业毕业又分到供销系统的的同学、朋友。
当时，每年腊月村里开了资，在生产队里辛苦了一年，土里刨食一颗汗珠摔八瓣的的父母，每年腊月村里开了资，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去门楼公社百货门市去买当时时兴的条绒布料用来做过年衣裳，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合影，给奶奶买了两斤油纸包的核桃酥，父亲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碗猪肉汤，父母推说不爱吃大油水，两个人喝了一碗。平时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勤劳节省惯了的父亲也奢侈了一把，但却不是花在自己身上。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精打细算的父亲每年冬闲时骑着自行车去拉乡卖白菜、香菜和饽饽粉子，有时去挖土方。母亲做绣花，姐姐编草辫，冬天手上每年都生冻疮。我则利用放学后和暑假到山里挖药材、摘枣核，捡废铁和牙膏皮，攒起来送到公社驻地供销社废品回收站，卖的钱交给母亲，母亲总会多少奖励我一点钱，我则把奖励的钱攒着平时用来去买笔本和小人书，过年到供销社土产杂品站买三两挂鞭。父母经常念叨过日子要争气，庄稼人不怕吃苦，就怕不会打算，挣一扇门丢两扇板，要把日子过在别人前面，让人竖大拇指。
父母没有食言，父亲在烟台供销社托亲戚凭票买回了全村第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在县百货大楼买回全村的第一台收音机，在县百货大楼买回全村第二台日本“三洋牌”黑白电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