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知多少

花开花落知多少

李惜爱

古代正经人家的女子，不能出去会客见人，被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庭院深深深几许，庭院层叠的人家多是富贵人家，女子无论未婚还是已婚，只在闺阁里。《红楼梦》里的小姐们，平日里除了宝玉、贾琏等几个自家兄弟，外人是一概回避的。薛蟠就极少有机会见到林黛玉，贾珍若在，李纨是要回避的。当王熙凤出来办事的时候，家里的男性下人全都要清场。男女有别，等级有别，亲疏有别，这些都限制了女性与外面世界的接触。所以，一个遵循正统礼教的女子，没有机会出去抛头露面。

但也有例外，比如穷苦人家的女子，为了生存得出外面干活，家里的父兄丈夫也很难一刻不离地相跟保护，而由此引出的被浪荡子欺负的事还真不少，《聊斋志异》就有多篇写到穷书生妻子被恶霸掳走求告无门的故事。除了穷人家女子，另有一种主动出来与男人交接的，就是倌人，倌人在特殊的场合出现，迎合当时社会的交际需要。无论哪个朝代，男人们都有社交需求，公务交流，生意往来，都需要适合的场所。自然，若是大户人家，豪门贵胄，像贾府之类的，到家里交际是没问题的，不过府里规矩多，女眷子弟多，有的事不方便，贾珍、贾赦等还是常到外面鬼混去。茶楼酒肆，烟花柳巷，在那里办事多方便。

我们读唐诗宋词，诗人们多有对青楼女子的描写，这些女子一身才情，混迹在男人的世界里。固然有落魄的琵琶女，也有名动一时的女校书薛涛，有传说中动了皇帝感情的李师师。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人活跃，市井当中有更多生意交流的娱乐场所。《金瓶梅》中清河县，西门庆以及他的狐朋酒友们，就都喜欢在烟花柳巷中混。混得差不多了，喜欢就带一个回家当妾。明末的秦淮八艳，容貌才情俱佳，因为文人骚客不吝赞美，今天仍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但其实也就是青楼女子。所谓的卖艺不卖身，不过是刚开始时候的底线，虎落平阳了，哪还轮得到你清高？到了最后身与艺都是一并卖了去的。

写妓女写得最寻常的，当属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书中的一众倌人，与寻常的良家妇女一样，有家常的生活和感情。倌人，清代吴语地区对妓女的称谓。倌人分等次，一等妓女叫长三，二等妓女叫么二。“长三”源于三元，打茶围（访客饮茶谈话）一次三元，出局（应名侑酒）一次三元，两个三点并列，像骨牌中的长三，这些女子就被称作“长三”。卫霞仙在尚仁里，门口招牌挂“卫霞仙书寓”；沈小红在西荟芳里，那里就是“沈小红书寓”。“幺二”，则是二元，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么二艳羡长三，张蕙贞转档，从祥春里的么二上升为东合兴里的长三，相熟的恩客向她表示恭喜。王阿二算是么二中出类拔萃的，但出入高级妓院的男人们都不屑叫她的局，赵朴斋无知提议，还遭别人白眼。

倌人之间，互相称呼“先生”“哥哥”，是一套男性世界的称谓。“清倌人”，只卖艺不卖身，但也仅在做倌人的起初，用不了多久，有男人肯出适当的价钱“开宝”，清倌人就不再“清”，开始随意接客了。陆秀宝是清倌人，赵朴斋花了冤枉钱，给合伙骗了去，到底也没占到便宜。妓院里充斥金钱和欺骗，没有钱，或是不懂得一点狡诈之术，都得成冤大头，比如没钱的赵朴斋，有钱的罗子富。罗子富被骗得最厉害，一个黄翠凤就把他迷糊得团团转。数精明和老谋深算的，还是洪善卿，周双珠忠心耿耿跟他四五年了，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好像也没用他什么钱。

韩子云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到了张爱玲的手里，就成了国语版的《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六十四回本变作了六十回本。删去了四个回目，把一些作者自以为得意的容易造成阅读障碍的诗词、“四书五经”、酒令、吴语对白等删掉。吴语原版难读难懂，人物对话如天书，我看过多次也未知所云，都是靠猜。难怪后来有段公案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关于作者，据胡适考证，“一八九四年《海上花》出单行本，同年作者逝世，才三十九岁”。作者“花也怜侬”本名韩邦庆，字子云，曾任《申报》撰著，弹琴赋诗弈棋无不精通，性格潇洒绝俗，却是英年早逝。身后留下的这本小说，因为方言写作的缘故，也一直未能流传开来，几近绝迹，致使天才作者湮没无闻。1975年张爱玲翻译出国语版后，这本书才有点流行起来，大概是借了张爱玲的名声。

《海上花列传》描述的是清末时期大上海高级妓院的情形。倌人与客人的妓院生活，过得如同平常夫妻，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絮絮叨叨，确实难引起今天看惯了灯红酒绿生活的读者的兴趣。鸦片战争后，上海有了租界，西方的殖民者活跃在租界上，高级妓院出现在租界周边。长三书寓的客人中，官人、富商等身份不一，如王莲生、罗子富大概既是官人又是商人，黎篆鸿可能是临退休的官员，洪善卿大概是买办，葛仲英、朱蔼人是苏州的贵公子，陶云甫、陶玉甫兄弟是上海的官宦子弟。这里面，还没有一个是西洋人。两次鸦片战争，使得英国的鸦片充斥中国的各阶层，吃鸦片变得像喝茶一样寻常，成为公共场合里待客的标配。妓院里，陈设烟榻烟枪烟灯，客人进来，则捧出茶烟伺候。客人斜躺榻上，倌人也斜躺伺候，两相面对，玉体陈横，要多色情有多色情。可是，这竟成为当时的一种待客时尚，倌人和客人隔着烟灯躺得心安理得，就像坐着站着一般自然。都说封建社会男女有大防，妓院里的这等情景真是一大奇观。

这本书处处可见烟榻上的男女，吃茶、吸烟、唱曲、闲聊、吃饭、喝酒，男人包养女人，女人周旋男人，全都是寻欢作乐之事。事实上，男人到妓院也就是为了放松玩乐，只是一个男人一天到晚混在那里，到底令人感觉沉沦糜烂。晚晴时候，中国人的身体已被鸦片烟弄坏了，一色病恹恹的鸦片鬼，被讥为“东亚病夫”，即使洋人的大炮不打进来，凭这样的病体也毫无抵抗力。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侯孝贤在1998年把《海上花列传》拍成了电影《海上花》，这个电影使韩子云的小说又一次“活”了过来。电影的对白大部分保留了吴语，吴侬软语的香艳情调，靠着字幕，观众也基本能体会个七八成的韵味。据说当时在台湾找不到适合的外景，整出电影全用的是内景，所有故事发生在灯光摇曳的室内。那些常年不见阳光的灯影幢幢的屋子，是书中或娇憨或痴情或聪慧或庸凡或忠厚或浪荡的女子们全部的世界。虽说长不过十来年，短不过三五年，但对于浸淫其中的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生一世呢？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众女子在其中有过一段梦幻般的青春岁月，虽然当中有哭泣烦愁，到底是欢笑舒畅的日子居多。有的女子痴心，一心一意沉浸其中，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以为可以天长日久过下去。丫环中，有一个活得通透的女子叫小红，知道在贾府的日子不会长，早早为将来作打算，抓住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遗帕留情，很巧妙地把自己嫁给了贾府中难得的好子弟贾芸。小姐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倒很多，黛玉、宝钗、探春、湘云，几个聪明的，早就看出好景难续了。大多数的人比较鲁钝，不明就里，糊糊涂涂地过。

在《海上花列传》长三书寓，活得清醒淡泊的有周双珠，她是老鸨周玉的亲生女儿，不存在生存压迫，有任性和思考的资本。她性格和善，对人对事圆融通透。在妓院吃的是青春饭，女子做个三年五载，总是要出去嫁人的，双宝和双玉不懂得，常为接客事争执怄气，双珠风轻云淡化解矛盾。她是公阳里管理实际事务的CEO，能摆平各种烦难事。侯孝贤的电影里，周双珠的角色由刘嘉玲饰演，一袭宝蓝青绿色的绸缎，低调奢华，举止投足带着几分清醒一分醉，演得十分传神。

大观园和长三书寓，一个是王公贵族的私家花园，一个是高级妓院，看起来是天上地下，实质有不少相同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它们都是众女子青春的存放处，是青春的客栈，完了后每个人要各自上路。在这个寄存点，各自命运不一，大概有以下几种：有的殒命在此，比如司棋、晴雯、黛玉，李漱芳；有的出去后有个不错的结果，比如小红、袭人、探春，周双福、黄翠凤；有的还是浸在那个环境里暂时无大改变，但别人也伤害不了她，比如薛宝钗，周双珠。用情太深的往往受伤最重，最终难得善终，李漱芳最用情，抑郁成疾病死了。赵二宝一心想着史三公子来接，最后落得一个笑话。反而是泼辣到底的黄翠凤，自己做了自己的主，拿捏住一个冤大头罗子富。能经常在长三公寓走动的嫖客大多不缺钱，“做”个倌人花费成千上万，倌人们使计敲一点，也是周瑜打黄盖的事。后来周双玉苦肉计殉情，洪善卿与周双珠合伙，敲诈了朱淑人一万银元，朱家兄弟好像也不怎么当回事。大概古代的男子，在家庭里没有尝过自由恋爱的滋味，好不容易碰见长三书寓自己喜欢的女子，多少有一种真情在，即使明知道被骗，也乐得心甘情愿。

黄翠凤赎身后，与黄二姐唱连环计，把罗子富装着公私票据的拜盒偷了，合伙骗了一万银元。但有没有被骗只有作者和读者知道，在故事中罗子富是不知道的。罗子富久在风月场中走，见惯了百依百顺往上赶的倌人，对清高冷艳拿腔作势的黄翠凤很稀罕，也是合该他被骗。至于王莲生，出手就比较小气，给张蕙贞、沈小红买头面也比较纠结。王莲生大概是官员，讲粤语，在广东上过任，然后去上海，后来又到江西上任。他应该是稀罕沈小红的，无奈沈小红太作，把感情作没了。那个时代，倌人与恩客，最好的结局不过是给恩客作小妾，如果不能做到像黄翠凤那样独立出来当老鸨，还在烟花柳巷混，没有接盘的，就会不断走下坡路，从长三混到幺二，甚至野鸡，全无尊严体面。

《海上花列传》的男女性格不一，都有立体的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甚少看到这样真切的关于妓院的生动刻画。更难得的是，这本书全然没有喜欢看传奇小说的读者期待看到的“淫意”，书中内容干干净净，格调平淡平常，一双双有情男女有如夫妻举案齐眉，琐琐碎碎过日子，三五年六七年不等，看起来有浓浓的家常烟火的味道。张爱玲在《半生缘》说：“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书中的曼桢和世钧，相识相知相恋不过一二年，却是两相睽隔十四年，半世情缘，一生蹉跎，令人唏嘘叹息。置身小说或电影中，我常常迷离恍惚，所谓世间男女的一生一世，不就是那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