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幸山水幸

　李惜爱

今天我们观山看水，大多是奔着历史名人去。天南地北的山水虽然风光迥异，但到底都是大自然的造物，过眼即忘。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顶礼膜拜的，是因为那里的山水曾经哺育、濡染过我们心中景仰的人。人赋予山水性情，山水给予人灵性，山水与人相互辉映，相互成就。千载之下，人不在了，而山水仍被后人所铭记。

清远市阳山县，曾经是韩愈的贬谪之地，而今地因人而名，山山水水都姓韩，为天下人所认识和向往。贬谪流放，对于诗人而言是不幸的，但对于阳山，则幸莫大焉。

韩愈的一生坚守儒家正统，刚正直言，不平则鸣，在唐贞元、元和年间，十七年中遭贬七次之多。第一次于贞元十九年十二月，由监察御史贬为连州阳山令，第二次于贞元二十一年量移江陵法曹参军，第三次于元和二年春夏间自国子博士分司东都，第四次于元和六年岁末自职方郎中下迁国子博士，第五次于元和十一年五月自中书舍人降为太子右庶子，第六次于元和十四年正月自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第七次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量移袁州刺史。翻看韩愈那些年的履历表，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仕运总体呈下降的趋势。

两次南贬，对诗人是沉重的打击。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三十七岁，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权贵，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这是韩愈第一次因言获罪。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五十一岁，谏迎佛骨，激怒宪宗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韩愈第二次因言获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式的忠臣被放逐的悲剧在韩愈身上上演，想必他的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了吧。与精神受挫同时来的，还有万里投荒带给身体的磨难。中唐时代的广东尚是瘴疠荒蛮之地，阳山距京城三千八百里，潮州距京城六千八百里，“鸟语夷面”，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韩愈身处其中忧恐凄凉。

但恰恰是在人生最幽暗最痛苦的时期，诗人创作了大量诗歌，给稍纵即逝的历史留下了文字的记忆，为贬谪之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韩愈两次南贬，都是从京城出发，先走蓝武驿道，再舟行水路。一路贬谪一路诗，他沿途写下许多关于地方山水、景物、风俗、人情风貌的诗作，如今从这些诗中仍可看到当年的社会情状。初贬阳山，韩愈舟行连江同冠峡，留下了著名的山水诗《同冠峡》，开头两句“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被史家认为是韩愈进入阳山的确切时间标识。再贬潮州，韩愈与陪伴同行的侄孙韩湘，路过增城的增江口，留下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描写增江口水势泛溢的情景，诉说民生疾苦以及个人茫然不知所之的凄然。这两首诗是增城历史上流传最早、记载最明确的名人诗作，在《增城县志》中排在诗文序列的首位。

唐代的阳山地僻偏远，地广人稀，生产方式仍是落后的刀耕火种。韩愈不仅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还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他课农桑、促教化、开民智，为当地百姓作出极大贡献。阳山史志认为，阳山从荒蛮走向文明，是从韩愈开始。

韩愈始终是一位诗人，他除了当好阳山的父母官，还以诗人的情怀关照这方山水。游山玩水，县斋读书，友人酬唱，访问民生，教育民众，他处处涉足，处处留诗。据载，韩愈关于阳山的诗作有四十一首，这些诗有的作于赴阳山途中，有的作于任上，有的作于事后追忆。有写自然景物的，如《同冠峡》《次同冠峡》《贞女峡》《宿龙宫滩》《新竹》《千岩表》《山石》等；有写县斋读书的，如《县斋读书》《县斋有怀》等；有写与当地佛道人士交往的，如《送惠师》《送灵师》等；有与写朋友同僚交游唱和的，如《叉鱼招张功曹》《答张十一功曹》《李员外寄纸笔》《梨花下赠刘师命》《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送区弘南归》等。诗歌记录诗人的行迹，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大体可以看见那时候的诗人和阳山：诗人虽然清苦、寂寞、苦闷，却也温暖温情，有着执著向上的情怀；阳山虽然闭塞落后，可也是一方美丽、平静、祥和的土地。

在韩愈的朋友圈中，张功曹就是张署，与韩愈交谊最深，两人同在朝廷任监察御史，同因论天旱人饥被贬，同贬僻远南方。两人结伴南行，韩愈先送张署到临武，再独往阳山，他们诗文唱和频繁。李员外是郴州刺史李伯康，与韩愈交好。刘师命本是洛阳人，跟随韩愈读书求学一年，学业大有长进。慕名跟随韩愈在阳山读书的，还有海南的区册、区弘，他们两人与韩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韩愈离开阳山一千二百年了，但阳山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他的遗迹和影响仍然留在阳山，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阳山。如今，当人们走进阳山，去追寻他的足迹，仍满眼可触他的印记。阳山人把新建的城央公园命名“韩愈公园”，把他当年盘桓的山命名“贤令山”，把他当年住过的县衙改建成“韩愈纪念馆”，把他当年流连的读书台、驻足的千岩表、静坐的松桂林建成抚古思今的旅游景点，把千百年来韩愈在阳山的所有关联——物质的、非物质的遗产，以及后人忆韩、景韩的一切，全都聚集展现。泛舟连江，你也不能不记得，韩愈曾经过写诗的同冠峡、贞女侠、龙宫滩，那里的风景依然些许对应着诗句描述的旧模样。

自从韩愈来过，阳山的山水与人文，全都带上韩愈的色彩，韩愈的精气神，那是傲然向上，充斥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新唐书》关于韩愈为阳山令这么表述：“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韩。”中国人取姓讲究血脉传承，民生子取姓韩，那是怎样的尊崇，历史上能有几人得此殊荣？诗人不幸山水幸，阳山因韩愈而走向文明，韩愈因阳山而更加出名。

韩愈到阳山是历史的偶然，他作为贬谪官员而来。贬谪，古代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政治惩罚，是统治者对官员的掌控和拿捏。贬谪官员，许多时候不过是权贵随意加个罪名，把不喜欢的人从朝廷打发到地方上去，越是不喜欢，打发去的地方越远，恨不得让他们永世不能回。被贬之人常常是忠臣，他们高蹈不群，刚正不阿，虽九死而犹未悔，表现出的是刚直得有点傻的硬汉形象。他们的存在，让历史黑白分明，是非易辨，清流常在，推动时代正向前行。

开启忠臣遭贬这种贬谪模式的，是战国的屈原。屈原的楚国，怀王、襄王昏庸，子兰、郑袖奸邪，屈原忠而被放，绝望自沉。汉代的贾谊，虽然处在相对开明的“文景之治”，也没能改变贬谪的命运，紧随屈原的脚步被放长沙。唐代和宋代，贬谪现象最平常，今天我们读唐宋诗词，那些留下千古绝唱的诗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被贬谪的经历，有的甚至一贬再贬。比如，苏东坡诗文成就影响最大，却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轮番遭贬直至天涯海角。与韩愈同时期的诗人，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因为涉及朝廷党争，均被贬至南方，柳宗元被贬永州、柳州，刘禹锡被贬朗州、连州，白居易被贬江州、忠州，元稹被贬江陵、通州。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当时的下郡或中郡，遥远荒僻，条件恶劣，他们在其中任县令、刺史，或是有职无权的司马。他们中，韩愈的运气算比较好了，虽然去了几个贬所，但前后加起来不过几年。刘禹锡则一生辗转于贬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二十三年啊，对一个曾有鸿鹄志，想要“致君尧舜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辈子光阴的沉沦。柳宗元最悲惨，四十七死在柳州，他文学成就高，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一生留有诗文六百余篇。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贬谪的残酷与悲情是相对而言的。在古代社会，相比于司马迁时代无钱买命即宫刑的屈辱，王阳明时代官员动辄廷杖致死的残暴，吕留良时代文人学者一不小心即落入掘墓鞭尸、株连九族的文字狱，唐宋时代的贬谪制度已经算文明进步，对知识分子官员已经算爱护仁慈了。换一个地方做官还是官员，只是距离权力中心遥远而已，同样可以为老百姓服务。只不过，个体的生命时光是短暂的，社会赋予个人的机会毕竟有限，当阻隔重重，壮志难酬，生命蹉跎流逝，诗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仍然是巨大的。

诗人不幸山水幸。那些不得志的贬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无用武之地，就把热情、才情、人生抱负转移到诗歌创作上，把被抛弃被囚禁的生命体验融进诗歌，写下了数量众多且质量上乘的千古诗篇。据载，韩愈一生创作诗歌四百余首，其中关于阳山、潮州两次贬谪的诗作就有八十多首，占全部韩诗的四分之一。诗人经历人生苦难，长歌当哭，泣血吟唱，那些具有深沉悲剧意识的诗篇最能引起共鸣。千古同怀，这也许就是今天的我们，读历史上贬谪诗人的诗作，为何如此心旌激荡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