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化”先生

论辈份，他是我的堂伯父，在搬迁新居之前，他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一条逼仄的乡镇老街，一座古旧的木瓦结构小房子。“叫化”先生是村里人对他的尊称。从小，我都喊他“叫化”大伯，顺应了大人们的意思。

只是，这两个字应该写作“叫化”，还是“教化”，我至今没弄明白，似乎都有道理。好在读音上并没有差别，街坊们不会为喊错名而尴尬。

“叫化”先生的外表难免凡俗，他貌不出众，话不张扬，甚至很有些猥琐的样子。走在大路上，他总是埋下发红的鼻梁，碎步如莲，身若蝼蚁，顾自低着头，目不斜视，偶尔喃喃自语，嘴角便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有人前来招呼，或是求教，“叫化”先生非但不抵触，反而十分欢迎。这时候，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改羸弱之气，话里话外，滔滔不绝，大至时政要闻，小至市井民生，文至之乎者也，上下五千年俨然成竹在胸。辞赋华章从他胸膛奔涌而出，低靡的神经顿时兴奋起来。

对于穿着打扮，“叫化”先生向来随意得很。夏天一件军绿色的确良中山装，冬天一件蓝布面旧棉袄（晚年换成了军大衣），常常上扣错到下扣，可他却不曾有效地较正。“叫化”先生当然也换装，但这两件衣服依然是他中年以后最重要的装配。

小节不拘，大事不糊涂，“叫化”先生是读书人，自然晓得这个理。他不抽烟，不酗酒，不与人争名夺利，“让人三尺又何妨”，这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叫化”先生唯一的的乐趣，就是吟诗、写字、看报纸，疑憾知音难觅。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仰慕他的才气，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遇有嫁女娶亲，节庆庙会，宗祠盛典，一应红白喜事，便有许多亲朋好友来请，以此增光添彩。“叫化”先生”题对吟诗作赋，忙得不亦乐乎，偶尔得个小红包，收获几句恭维话，更令他心满意足。前年我到余朋乡东坑村采风，忽然看见村部展板上张贴着他与县内外文朋诗友们的唱和，哦，原来“叫化”先生并不甘于寂寞。

天性与生俱来，“叫化”先生总喜欢与文化人交往。村里、乡里几位老学究在世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的走到一起，寻一处安静之所，品茶、研墨、讲古，酣畅淋漓地谈经论道，尽释情怀。晚年，“叫化”先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大概是镇中学江老师夫人开的小卖部了，因为江老师爱好书法和诗词，常到店里帮忙，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见面即有聊不完的话题，道不尽的辛酸。说起“叫化”先生的遭遇，江老师至今心存感慨。

“叫化”先生祖上开垦过几亩薄田，传到他这辈，正赶上家庭成分划分，他由此被评为“地主”。他自信没干过亏心事，但是从20多岁开始，仍脱不了三天两头的学习、改造，不定期接受台上台下的“批斗”。我见过“批斗”的阵势，场面轰轰烈烈，情形却不禁让人心生悲悯。“批斗”之后要游街示众，凑热闹的顽童满脸好奇，一路追随。入夜，他仍旧坐在门前石座上，和乡邻谈天说地，讲古道今。和“叫化”先生一同接受“批斗”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位老秀才春如伯，他们是好朋友。

其实，说是“地主”，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比贫农好过，苦菜、糙米、粗糠，能填充饥肠就行。熬过这段艰难而苦涩的岁月，转眼春暖花开，儿女渐次长大了。五男二女，七个孩子，狭小的老木房再难容纳这一大家子，“叫化”先生开始张罗建新房的事。

因了生活的窘迫，“叫化”先生的儿女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小学读几年就不得不缀学，回家帮衬做农活。年龄更小的两个儿子，读到初中毕业，该升学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只允许其中一人上高中。最终，选择成绩更加优异的幼子继续学业。幼子不负父望，1978年高考金榜题名，顺利进入本省一所中专学校，跳出了农门。哪曾料，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寒假，小儿子回家帮忙，运砖的拖拉机在半坡打滑，他跳下来推车，结果被倒退的拖拉机给压着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驾鹤西去。我记得他的乳名，叫“作田”，正值18年华。30年后，“叫化”先生那位半疯半颠的三儿子喝下农药，了却了尘世恩怨。

新居终是建起来了，在离村庄不远的地方，临河，单门独户。

按理说，子女成家立业，子孙满堂，做父母的可以御下肩上的担子，安享晚年。况且，“叫化”先生舞文弄墨，有美好的理想和追求，确实应该放松了，由内而外，全身心的。可惜好景不长，“叫化”先生不幸患上了尿路结石，整日整夜地痛不欲生。他的子女凑钱带他到过县里、市里求医，但收效甚微，一直得不到根治，“叫化”先生连出门都很少了。繁花似锦，绿韵如潮。在某年初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叫化”先生乘众人酣睡，飞身投进校溪河，化作一片浪花，随波远逝。一声巨响成为他生命永远的绝唱。

家乡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节节高升。忘了他吧，这首《题福源寺》，他多年前写下的诗歌，或许能为他找到灵魂的尊严：

仙人峰顶月明珠，万象奇观更特殊。雾绕云遮山隐约，林深花密色模糊。

眼前桃李知多少，足下巅峦香有无。清景留人皆自得，虚心一点作冰壶。

或许还应该补遗。“叫化”先生，真名：李松春。别号：之垂。生卒年月：不详。

                          (2018.10.23 刊于《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