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事

“给福仔打电话了吗？思华有没有信来？他们的身体都还好吧？”每次回乡下老家，母亲总不忘提起这两件事。母亲说的福仔和思华是我的表哥，她的外甥，都在建宁县工作。碍于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我们平时极少相聚，尽管路途算不得遥远，也只是一两年，甚至三五年才相互见一次面。我理解母亲，她今年84岁了，对娘家亲人的惦念一年比一年强烈。

母亲的祖籍是建宁县，出生在伊家乡一个叫双坑的偏僻山村，三四岁时被抱养到清流县长校村，少小离乡。迄今，我去过双坑村两次。一次是在1983年，我读初一，乘寒假空闲与父母同去参加二表哥的婚礼。那天，走过多少路程，我记不清楚了，从天色破晓开始出发，坐着老式班车、换乘手扶拖拉机、翻山越岭走山道，大约傍晚时抵达。另一次是1998年，建宁县多个乡镇暴发山洪，大舅和大舅妈住在山边，一夜风雨突袭，连房带人被泥石流掩埋，受父母委托，我和姐姐、姐夫到大舅夫妇坟前祭奠。那年，骑着摩托车，路仍难行，便由福仔领头，穿林过涧，胆颤心惊地走完全程。之后买了家用小车，但母亲的身体已不适宜出行，坐车就得吐，我因此多次拒绝了母亲回娘家省亲的要求，虽觉得有些残忍与愧疚。

母亲有六兄妹，其中三个兄弟，三个姐妹，我只见过大舅和小舅，还有两个姨姨，他们分散居住在双坑周边的乡镇或村庄，而小舅打小就被送给宁化县安乐乡的一户农家收养，也因此改了姓，小舅对这件事一直都心存怨气。至于在建宁县有多少表兄弟姐妹，我心里没底，见过面的大概是六七个，而外公外婆，从来就没听母亲说起。许多年过去了，除了福仔和思华在县城单位上班，自会多些往来，其他人仅存一点模糊的印象。

母亲的唠叨中，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地演绎着那个年代，人们因贫困而别离，因不舍而重逢的悲喜。母亲的娘家，抬头望去，入眼尽是莽莽群山，说是村庄，其实就是把房子建在稍微平坦的地方，东一幢西一幢地，或山岗缓坡，或田边地头，大都是单屋的木屋，山里最便捷、最不缺的建材便是木头。我那年去双坑，从大舅家残留的那片废墟到大姨孩子们的住所，先下一段山坡，经过简短的沙土路，再进入田间小道，绿荫荫的禾苗尽头，大姨的长子、我至今仍想不起名字的表哥远远地站在屋前等候着。尽管长期失去联系，彼此之间并不觉得生分，亲情的意外到来，让孤寂的村庄，孤独的木屋仿佛瞬间找回了缺失已久的团圆的欢乐，短暂却格外温馨。表嫂心灵手巧，煮出的稻花鱼清香鲜嫩，美好的回味弥漫乡野，也浸润着心田。

那夜，留宿在山上的大姨家，也许是累，也许是困，我和福仔共宿一床，顾不得满山虫鸣的聒噪以及山蚊的侵扰，早早吹熄桌上的媒油灯，安然入梦。早起环顾，周边并无人家，大姨的生活仍维持原生态，无路、无电、无纷扰，一根长长的竹筒接着山泉，潺潺流进一口大大的水缸。随身用品存放在表哥家，漱口、刷牙，没有牙膏和牙刷，用勺子舀起一瓢水往嘴里冲一冲，洗脸用的水装在小木盆里，用手捧起，扑几下脸，浪花中飞溅着山间的清凉。我想，半个多世纪，大姨的生活起居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清苦却简单。

小姨嫁到嫁到邻近的客坊乡，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从客坊翻过一座山就是江西省。母亲年轻时曾和父亲来过，偶尔仍会提醒我，“你在客坊还有个小姨，抽空去看看。”那年去时，小姨60多岁，子孙们三三两两围拢过来，满堂福气。小姨面色红润，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十几年后，小姨去逝，这次会面便成为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母亲已经很少再提客坊乡，她在老去。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正应了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母亲没上过学，没学会普通话，更别说认字，离乡近80年，她却始终忘不了娘家的乡音，用建宁方言与那边的亲人交流，仍是十分流利，我暗自惊叹母亲的记忆力。遗憾在所难免，每当母亲谈及旧事，又会情不自禁地引发些许伤感。

清晨打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阳光照亮每一位亲人的背影。之后因公出差或外出旅行，数次途经建宁县城，即便不住宿，我都会给表兄打个电话，问一声好，算是为母亲圆个心愿。时光如虚拟的自画像，一年又一年，年年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