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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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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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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大叔

想起大叔,我心里隐隐的痛。他是我的堂叔,在家里是独子。其实他的年纪只大我两岁而已,他是和我从小一直玩到大的伙伴和朋友,我们一起度过儿时最短暂最快乐的时光,一起上小学、上中学。我们也有过相同的理想,只是造物弄人,我们所走的又是不同的两条路。

我考起学校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读书,大叔就和着泥土的芬芳耕耘在这大山的深处,但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我们经常写信给对方。大叔的字写得很好,如今我还保存着他写的信。

大叔并不是一个只屈服于日出而耕、日落而歇的人。贫瘠的土地使他看不到希望,经常对我说要出去看看。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大叔告别了妻儿和年迈的父母,走出了大山,一个人在远方漂泊,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

刚开始的一年多,我们经常通信。从他的来信中,我知道他受过很多苦,但找到了钱,而且比在土地上所收获的要多。他说:“我在外打两个月的工,就比得上我在家辛辛苦苦干一年。”

大叔在外挣了钱,也长了许多的见识。每次回到家,都要打电话到我的单位叫我回来,谈天说地,畅所欲言,他给我讲外面的所见所闻和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出去闯闯,真的是白活了。”

多年的相思满足不了他在家短暂的停留,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白发苍苍、年迈的父母,带着妻子(也就是我的婶子)一起走了。

大叔来信告诉我,婶子已经找到工作,一切都很好。外面真是个精彩的世界。说起在家种地,他字里行间有充满厌恶。他说:“在那片土地上,永远刨不出任何希望,只能是一辈子的贫穷和平庸。”

后来大叔的信渐渐少了,我知道他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完全没有了他的消息。

又是一年的冬天,大叔回来了,身体胖了,穿了件很得体的西服,头发梳理得很光亮,只是他的脸显得有些憔悴。当我问婶子为何不一起来时,他的眼神有些迷乱:“你婶子忙,我一人回来看看。”晚上我和他喝酒,他喝了很多,酩酊大醉。

大叔不象以前那样随时往我家跑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关在屋内不知干什么?有一次我敲开他的门,看见满地烟头,还有一瓶未喝完的酒放在桌上。他对我说:“一个人闲着闷得慌,喝点酒解解闷,”我看出他很郁闷,有淡淡的忧愁泻在脸上。

过完春节刚三天,大叔就走了。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一去就是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我没有收到他的片言片语。

一个温暖的春天,我回家乡,走在开满金黄菜花的路上,迎面碰到了一个人,头发如乱草般的又深又长,和大自然赋予的美景很不协调。走近了,擦身而过的瞬间,他抬起头,用凶狠的目光瞟了我一眼,口中念念有词从我身边而过。我惊异地发现这人就是大叔,只是他全然不认识我了,好象把我从他的记忆里删去了一样,形同陌路人一般。

回到家我才知道,大叔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是婶子送回来的,婶子丢下几百元钱,歇都没有歇,连孩子也没看一眼就走了。大叔刚回来时,常一个人傻笑,嘴里嘀嘀咕咕的,深夜里就大声唱歌,唱歌了又大声哭,白天到处乱跑,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的也没人知道。后来他失去了理智,谁也不认识,随时把两孩子打得“嗷嗷”直哭,还把自己母亲的手咬伤了,父亲也被他拿着木棒追得到处跑,现在俩老和孩子都跑到亲戚那儿不敢回来。

我知道,大叔疯了,他疯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听说和婶子有关吧。的确,自大叔带婶子出门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婶子。

有人说:婶子在外找了个男人;有人说:婶子在外做‘鸡’找钱;有人说……

不管什么原因,大叔的确是疯了,为何疯?这来自心底的创伤恐怕只有他一人知道。

那年春节,我回到家乡,还没进门,看见大叔坐在邻居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头发已经理了,看起来也精神了很多,只是脸苍白得吓人,身体也很瘦。见到我,他打了声招呼,着是让我吃惊不小,大叔还是记得我啊?我给他点上一支烟,邀他进屋,让他坐在火炉边取暖。这时我才发现大叔穿得很单薄,一双黑皮鞋糊满了泥巴,在火炉旁,还在颤抖着身子。

大叔不象以前那样和我摆谈什么,他两眼显得呆滞,没有了活力。我间接谈了一些开导他的话也不知他是否懂或不懂?只见他一个劲点头,时不时的还“嘿嘿”笑两声,后来他突然说了一句:“我想洗洗脚。”我忙给他端来热水,他脱下那双又破又烂的皮鞋,只见那双脚没穿袜子,上面糊了些泥浆,冒着热气。

待大叔洗完脚,我把以前穿过的鞋袜给他换上,又送了两件过冬的外衣给他。大叔象孩子似的低头哭了,边哭边唠叨:“为什么没有人理我,为什么啊?”哭罢,抬头对我“嘿嘿”笑几声,一个人起身走了。母亲告诉我,大叔的病没犯了,就是他笑起来吓人,村里人都很怕他,见到他都把门紧紧关上,象躲瘟神似的,两位老人和孩子还在外不敢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大叔扛着锄头往山上走。打了声招呼,他说要上山种洋芋。母亲告诉我,大叔真的把洋芋种上了,一个人忙活了好多天,我为大叔的变化感到很高兴。

就在我走后的十多天,突然接到母亲电话,母亲说:你大叔上吊死了。这消息如晴天霹雳,母亲后来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她挂断电话后我一个人还拿着话筒呆呆地站着。

赶到家,问了一些大叔的情况,母亲说:“你大叔前几天到亲戚家去接父母和孩子,但没有接回来,回来后半夜里又听到他大声的哭声和歌声,我还以为他的病又犯了。”

来到大叔家,大叔已经入了殓,棺材放在堂屋中,两孩子披着孝守侯在灵前。两位老人在另一间屋里,父亲不停抹眼泪,母亲号啕大哭,边哭边呼着大叔的名字,真是惨不忍睹。

后来我才知道,大叔去接二位老人和孩子,亲戚看到大叔,忙把门紧紧关上,任凭大叔喊破喉咙,门始终没有打开,就连二位老人在屋里也不吭声,大叔一气之下,用脚狠狠踹了几下门就走了。

大叔最终还是没能自己站立起来,结束了人生之旅,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无奈。在乡亲们的叹息声中,在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孩子们凄惨的哭声中,大叔埋在了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也许,失去亲情和爱情的他,走这一步是解脱的最好办法吧。

就在大叔死后的第二年,县里和镇里的扶贫工作组进了村,这片贫瘠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规划和利用,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大叔最终还是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最终还是和大山融在了一起。他的坟前种上了绿树,有两位老人经常来到这里,望着远方的山峦,默默地、无声地在这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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