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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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培养人说真话的能力。”一代文学大师巴金说的。
与文学有缘，要从我的小学年代说起。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或杂志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春节跟着大人作对联，写毛笔字，总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为自家的大门作一幅对联写在红纸上，这个梦想，在我读高一那年实现了。
我写的第一首诗是在小学五年级那年，教我们的程炳仁、徐玉珍夫妻要调回城里，在一本赠送他们的小小的笔计本的扉页上，我写下了赠别他们的句子。初中是在米甸中学度过的，那时曾在笔记本上偷偷地写下了不少文字。后来在一块黑板报上，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粘贴出来给同学们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诗歌迎来了朦胧诗高潮。在那个纪宇的《风流歌》风行的校园的年代，全中国人民好像不谈论点诗歌，就不入流，不时尚。
在祥云一中，我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歌，参加了有个叫岚小枫的文学社。那时，我零零散散地读了一些诗歌方面的书籍，有些还做了厚厚几大本笔记，比如尹在勤的《新诗漫谈》，吕进的《诗与诗人》我是利用周末笔记的方式，手抄摘录下来的。周末跑到学校附近的图书馆去读报看书，《中国青年报》是我最爱看的报纸，特别是文艺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
1988年我到昆明读书，和同学们创办了枫叶文学社。我最初认识的诗歌老师是昆明市文联、《滇池》文学月刊社的米思及和邹昆凌。是他们的热情鼓励使我至今仍跋涉在文学这条路上。随后，我又认识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李森老师及云大《银杏》文学社社长申倩，省文联的毕坚及各地的一些文友。在校期间，我们的枫叶文学社，常常与云大的银杏文学社，财院的红柳文学社，电力学校的云海文学社等交流。那时我认识了不少少男少女，以文学的名义，我们去过若干次翠湖、滇池，爬了若干次西山龙门，看过不少的通宵电影。在那个时候，会玩文学的玩文学，不会玩文学的弹吉它，氛围很好。来自各地的，谈论诗歌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收发室那位穿草绿色军装的同志，是在操场上喊过我的名字最多的人。有时我跑去收发室，他早已把我的信件单独收在了一起。
我写诗的转折要从1989年9月说起，《滇池》文学月刊在“滇池新帆”栏目，发表了我的《幻》和《致母亲》两首诗，在校园里引起轰动。同学们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庆祝会，现在想起来，真是幸福。
1990年参加工作，我是惟一一个被分配到边远山乡的人，管市场，七天一个街，平时闲得要命。除了自己到箐底挑水、到山上林子里拾柴，自己发炉火做饭，剩下来的时光就是读泰戈尔，读鲁迅，读罗兰，读自费订阅的天津《诗人报》、安徽《诗歌月报》。
我与文学的关系有两句话。第一句，文学是我生命中的影子；第二句，文学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盐。
紫葡萄诗社是我坚守文学的一个重要记忆。《紫葡萄》诗社的前身是1990年12月由我创办的“无线电诗社”，诗社当时在普淜中学代课教师朱继全的帮助下，蜡刻油印《无线电》诗报。《紫葡萄》诗社酝酿成立于1991年10月，1992年6月，由祥云联想电脑文印部排版打印了《紫葡萄》新人诗集，共刊发了李毓东、吴映辉、庞生伟、冉华祥、王学义、潘纯俊，昆明芜草，富源陈正权，罗平何晓坤，通海黄俊十名作者的诗35首，为《紫葡萄》诗刊第一期。
《紫葡萄》诗刊于1992年7月正式出版第二期。由王学义任社长，杨映荣任副社长,我任主编，吴映辉和张玉洪任副主编，由李云梅、庞生伟、杨灵芝、黄俊、余东海五人与主编、副主编一起组成编委。诗社还聘请了大理州文联主席、《大理文化》主编赵怀瑾，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副主编施立卓，《大理文化》诗歌编辑朱洪东，大理州群艺馆馆长、《大理群艺》主编朱良德，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大理报》文艺副刊部主任张乃光，大理州群艺馆党支部书记、诗人郑江涛，《春城晚报》编辑、散文家原因七人为诗社顾问。1994年1月《紫葡萄》第五期出刊之际，朱洪东、朱良德、郑江涛辞去顾问职务，《大理文化》诗歌编辑杨泽文聘为新顾问。同时，余东海、黄俊也辞去编委职务。
《紫葡萄》诗刊从第1期到1995年12月第10期，共推出省内外包括北京、黑龙江、陕西、河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123名作者的468首（章）作品，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国真诗歌成为热词，那时我的两首小诗在海南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刚好与汪国真的诗在同一个版面上。一次与朋友闲聊，谈到诗歌时，他们说起汪国真，我说，我们的诗曾在一张报纸上发表过。就为这句话，他们大叫：牛逼！不可能。先说赌一百块钱，后来又说赌请吃饭。后来，我回宿舍找到了报纸让他们看。最后，钱和饭的事说改天兑现，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因为一首诗得到了一百元钱，吃到了一顿饭。
我与诗歌，有一则“四君子”佳话。2012年4月，云南新生代诗歌大展时，大理州四名诗人作品入选。作品展出后，我与慧平、麦田、少君四人被誉称为“大理诗坛四君子”。2013年6月，四君子应楚雄州邀请到双柏参加首届查姆诗会，代表大理州出队朗诵我的原创作品《在词语中显影》（组诗）中的《两棵树》和《我是来打酱油的》，引起全场轰动，自此大理诗坛四君子被传为佳话。
我这里引用一篇写母校的文章片断“有关祥云一中在我记忆中的人和事还很多，比如到县委党校下面的地里去种菜种冬瓜，到现在祥云火车站一带去收玉米种麦子；我们一个月的口粮是三十斤，早餐二两是一个馒头，其他早晚饭各四两；在学校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等等。......那时还刮过一股跳舞风，我们被组织到县文化馆学习跳青年交谊舞，曲子就是当时人人会唱的《阿里山的姑娘》。音乐响起来，我们一个个害羞不跳，老师就大声叫我们跳，无奈就只好红着脸生硬地比个样子。那时我们男生就住在操场东边的小木楼上，小楼对面有一个爱吹笛子的少年，他最爱吹的就是那首《射雕英雄传》主题曲，节奏越来越好，旋律越来越优美，听得我直到现在还耳熟。现在那小楼早已不在了，但我的记忆里还时常出现那座小楼的影子。”这个结尾，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因为文学，这么多年，我坚守了过来，虽然清寂，但也活得淡然，心安。真正有那么一刻，我体会到了：简单就是幸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也正如人们对世界名作《瓦尔登湖》的解读，它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就在于把握住了一个核心原理——物质用减法，思想用加法。
我现在似乎明白，其实文学的坚守，就是一个人对真善美的坚守。因为写作，我一直在路上。
这么年来，我的作品先后发表于《滇池》《边疆文学》《星星》《人民文学》等，著有诗集《片断》《追赶春天的花朵》《郁东的诗》《风在满世界找家》、散文集《追忆云南城》等七部，电子诗集《把你作一个比喻》《飞向村庄的阳光》《红船巨浪》等3部。2007年8月参加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主张“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写作。
